期待“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惠及民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毕竟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当今中国,GDP连续一二十年以10%

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即便在全世界金融危机时我国GDP也保持了8%的增速;中国经济总量预测今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政府有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同比增长11.7%,超过预算的8%。

然而,这些年国民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GDP的增长,赶不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1997年-2007年,中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同时,物价指数不断上扬,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速。

由是观之,无论是从中国内部实力还是从现实外因来看,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已是当务之急。这不仅是民生问题,即便退一步从经济学角度考量,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经济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从1960年-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拿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鉴于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国情,“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国民”并不能是全体国民,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苏海南表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宏观的大盘子,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争大多数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对象还应当集中在企业普通职工、一线职工、中低收入阶层,以及离退休人员等群体中。如果不分对象不分群体全部“倍增”,那些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等非劳动因素已经获得“额外收益”的阶层将获益更多。换句话说,如果“收入倍增计划”再次“倍增”给高收入阶层,贫富分化的现象将更加恶化。所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国民应仅仅局限在普通国民身上。

谁都知道“经济增长”是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但是在过往的日子里我们并未将“国民增收”的目的置于“经济增长”的手段之上。但愿这一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尽快地健康实施,让普通人都能实现体面劳动、尊严生活。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改革阻力、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回答。苏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

正视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记者:有报道说,收入分配方案目前仍处于研究和起草阶段。您能否告诉大家,收入分配方案什么时候能够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如再久拖不决,会有什么后果?

苏海南: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因为中央提出有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另外,部分企业存在拖欠、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垄断性企业享有高水平的津贴补贴、福利待遇,与一般用人单位拉开了不合理差距。而且,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完善。比如用于民生建设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解决。

记者:您认为导致当前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何在?

苏海南: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环节不合理造成的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根源。二是经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的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三是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问题的制约和影响。收入分配体系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领域,时至今日,该系统还存在不少缺陷。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国企利润上缴要合理

记者:您说过,“少数人、少数单位、部门或行业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捞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这些成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阻力。”请您分析一下这种改革阻力的具体形成机理。

苏海南:有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需要国有垄断经营,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竞争性领域仍然有国有企业暂未退出也是可以接受的;国有企业普遍得到政府关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国有企业不相应地建立合理的利润上缴制度,把占用国家资源等获得的收益都看成是本单位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

那些通过行政权力、资源垄断、市场独断、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获得的利润,如果不被剔除,反而成为国有企业人员的收入之源,显然不公平、不合理。这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定要出于公心,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参与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同时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加强对既得利益集团不公平、不合理收入的调控。各有关主管部门绝不能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更不能站在自己分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来阻挠收入分配改革新政策的出台。

记者:国企利润应上缴的比例在多少合适?如何确保其上缴的利润用于民生需求?

苏海南:现在是上缴5%-10%的利润额度,首先我觉得这个比例肯定是低了,应该提高。其次是提高比例后上缴利润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收益,都应该明确主要纳入社保基金或者其他用于民生的转移支付账户里面。而且,所上缴的每一笔利润使用的来龙去脉,都必须有明确的记录,要让人大代表能够看得懂,以便更好地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能,确保这些钱主要用于民生建设。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记者:有人提议,中国也应该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您对此怎么看?

苏海南:这个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毕竟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中国现在应该说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经过测算以后,不妨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但是要讲清楚,这是一个宏观的大盘子,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争大多数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记者:您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具体体现在何处?

苏海南:中国的GDP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已经是偏低中等收入国家了,而且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所以,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这些年,总的来看,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收入的增长是偏低的,是低于GDP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的。这几个因素的累加,再加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确要提高两个“比重”,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老百姓有这个热切的期盼,因此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对外宣布或者是内部掌握,都是应该予以考虑并做出决策的。

(综合6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4日《新民晚报》)

他山之石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支柱产业的形成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7年内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得钢铁、汽车、船舶、家电四大支柱产业发展迅速,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受益于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消费品以及服务行业迅速增长,出现“消费革命”和“大众消费社会”。

确立发展目标 配套措施跟进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总论;第二部分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第三部分民间部门的预测与诱导政策;第四部分未来国民生活状况。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指出经济发展目的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就业,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指出,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必须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低成本粗放式增长,即农业与非农业比落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比落后,其他地区比东京、大阪落后,各阶层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推动落后行业、落后地区及落后企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产业均衡、协调状态,使得各阶层收入差距缩小在可接受范围内,则收入倍增、扩大有效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可建立起良性循环关系,实现收入倍增的同时也会实现经济倍增。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针对其经济现状,制定的收入倍增计划考虑周全,在发展中有意识、有重点地改造落后,缩小差距。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该倍增计划以法律法规形式颁布,对政府而言是考核业绩的准则,对企业而言则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计划,所以政府必须向企业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务,通过诱导、促进、推动企业发展,才能实现计划目标。

与此同时,还有五大配套措施出台。一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二是实现中小企业现代化;三是促进后进地区发展;四是推进配套产业发展和重新研究公共投资按地区分配;五是积极发展外贸和推进国际合作。

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第二部分公共部门计划中,明确提出重点实现五大任务:一是充实社会资本;二是诱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三是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四是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五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安定。而其中诱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做法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其具体做法是要求从生产、需求两方面都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就当时日本工业而言,高度化的方向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改善产业结构,提高重化工业的附加价值构成比,并通过具体诱导政策加以实施。具体做法:一是支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推动企业建立大批量生产体制,推动专业化分工,建立商品规格标准,实行产业联合生产,提高国际竞争力。二是通过优惠税收、加速折旧法等制度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积累自我资本。三是开展经济外交,确保低廉海外原料和燃料稳定供应。四是合理布局产业和建立新工业园区。五是振兴科技和培育新产业。六是帮助中小企业现代化,协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以及中小企业相互间的分工体制。

日本在倍增计划里实现产业高度化还考虑了淘汰落后产能。倍增计划强调“建立新的产业秩序”、“整合资源”、“合理布局”。当时日本内阁经济审议会委托工业高度化小组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其研究报告明确指出:第一,在日本经济现状中许多弱小企业存在于狭小的市场上;第二,一系列技术革新成果应用正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急剧变革;第三,向贸易自由化体制过渡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变革。

建立产业秩序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为此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扩大技术先进的企业规模,鼓励其兼并、重组、改造落后企业,以便参与国际性竞争;二是加强萧条对策;三是协调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大企业主导下支持中小企业实现现代化,与大企业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分包关系,从而化解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关系;四是确保有秩序地购进海外原材料。

“倍增计划”实施中带来的一些启示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目标大约65%,实际成绩为40.6万亿日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实际国民收入都实现了翻番,前者用了大约六年,后者用了大约七年。应该说日本政府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政策思维,具体操作方式等成熟经验,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

一是把握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自由度之间的平衡点。从日本政府制定的倍增计划分析,日本政府对其经济干预程度深入细致,超出一般预想,不仅在公共计划部分列入详细实施方案,并且还是指令性任务,必须完成。而对民间部分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动推动、诱导、促进企业发展。日本行会、商会在其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即政府依法行政,政府行动仅仅接触行会、商会,原则上不触及具体企业,政府通过行会、商会指导、推动、促进企业发展,完成计划。

二是能否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国际社会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竞争力更加注重劳动生产率、资本利润率等效率指标。日本政府制定倍增计划没有盲目偏听偏信任何具体政府部门意见,而是广泛比较吸收学者意见,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科学制定倍增计划,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倍以上的情况下实现收入倍增。这等于迫使企业逐步放弃粗放式经营,转变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力度自主研发,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之一在于彻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日本普遍接受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一种资本利益,而且还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核心利益,需要举国上下一致维护保护知识产权权益,司法和执法部门也以严格、彻底的司法、执法行动,查处一切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此举让日本企业得以放开手脚,有组织地投资引进技术进行再研发,自主研发创新,从而保证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技术的需求,在实现员工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企业国际竞争力也更上一层楼。

四是增加收入与扩大有效需求的关系。按照经济学常识,增加大众收入带动有效需求增加的效果最显著。日本政府设计倍增计划涉及如何扩大收入时的考虑因素:一是在增加收入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二是更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三是培育工薪阶层、中产阶级,不仅对扩大有效需求的效果显著,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在城市、企业方面缩小收入差距是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淘汰落后产能;大企业重组、兼并;改造、提携中小企业等方式加以实现。而缩小农民与城市收入差距则要困难得多。农林水产行业的特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慢于第二、第三产业。提高第一产业收入只有通过再分配机制,这其中有两条途径:一是定期不断提高农林水产品收购价格;二是财政投入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农林水产技术研究,有组织地收购农产品,补贴农民购买农机等。(金柏松)

(摘自6月5日《经济日报》,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