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愁侣:戴望舒与穆丽娟

穆丽娟像观音菩萨降临人间，诗人情感的海洋上风平浪静

戴望舒在写作、翻译、编辑之余，经常与穆丽娟一起在那里栽花种草，或者播种瓜果蔬菜

穆丽娟喜欢跟朋友们数落戴望舒的不是，戴望舒是自闭型的，再大的苦难或者痛苦，他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扛着

他带着满腔的遗憾与愁苦，回到香港。痛苦之余，他选择了服毒自杀

戴望舒原先已经熄灭的

爱情火焰，重新燃烧起来

1934年，戴望舒从法国留学归国。

有一段时间，生性忧郁的戴望舒会在与朋友交往的热闹场合中，突然沉静下来。朋友们认为他这种“沉哀”是因为他与施绛年恋爱的失败，都很同情他，积极帮他寻找合适的对象。好友穆时英“对望舒回国后的婚变甚为关注，他安慰望舒：‘施蛰存的妹妹算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意图帮助诗人走出感情的厄运，圆了他的梦”。

穆时英是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叫穆丽娟，生于1917年，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备受家人的宠爱。穆父名景庭，早年经商，后来经营金融业，事业发达。穆母石翠凤，家庭主妇，温柔贤淑，喜欢阅读小说。

家庭条件优厚，家人相处和睦，穆丽娟在爱的关怀中成长，天性活泼，善良温婉。她小时候上的是教会幼儿园，小学前三年请家庭教师来家里上课，第四年插班进小学，两年后进入南洋女中，学习四年毕业。受母亲和哥哥的影响，穆丽娟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很佩服大哥，对于与哥哥来往的作家朋友，也是十分熟悉，敬爱有加。

就这样，穆丽娟认识了戴望舒。对于这位以《雨巷》一诗名满天下的诗人，她既敬佩又热心，两人开始交往起来。这一年，穆丽娟刚好十八岁，正是如花的好年华。戴望舒已届而立，正是一个男子焕发出成熟魅力的年纪。

当时，戴望舒住在一个套间里，里面的大房间作卧室，外面的小房间作书房。戴望舒经常会邀请穆丽娟帮他誊抄稿子，在哥哥的支持下，穆丽娟每次都应允而去；为了表示感谢，戴望舒也会邀请穆丽娟一起看电影、跳舞或者吃饭，两人有了许多单独接触的时间与空间。一来二去，两人都发现已经爱上了对方，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穆丽娟大家闺秀的文静、贤淑、美貌和知书达理，彻底征服了戴望舒。穆丽娟对于戴望舒的诗名也深感钦佩，再加上哥哥的促成，爱上戴望舒这个成熟男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戴望舒原先已经熄灭的爱情火焰，重新燃烧起来。

1935年冬天，戴望舒委托好友杜衡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穆父刚刚去世，穆母与女儿之间平等相待，能够娓娓谈心，对于这件婚事主要听女儿的意见，自己没有反对的理由。于是，二人订婚了。虽然没有举办正规的仪式，但是戴望舒还是送给穆母一笔钱，让她陪女儿买一枚钻石戒指，送给穆丽娟，算是定情之物。结婚的时间也敲定在半年之后。

诗人曾经在痛苦的海洋里拼命挣扎，曾经在忧郁的深井中看不见希望的阳光。这一下好了，穆丽娟的出现，使得诗人情感的海洋风平浪静，他也从深井中爬上来了，阳光普照着大地，这种感觉真好。

戴望舒在1936年5月14日写的《小曲》中，吐露了他的真实心声：

啼倦的鸟藏喙在彩翎间，

音的小灵魂向何处翩跹？

老去的花一瓣瓣委尘土，

香的小灵魂在何处流连？

它们不能在地狱里，不能，

这那么好，那么好的灵魂！

那么是在天堂，在乐园里？

摇摇头，圣彼得可也否认。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没有，

诗人却微笑而三缄其口：

有什么东西在调和氤氲，

在他的心的永恒的宇宙。

诗人这时候的心是宁静的，真正的爱情生长在心中，又何须说出来？“微笑而三缄其口”才是真正的幸福。

1936年5月，戴望舒的父亲因脑出血突然去世。约定的婚礼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还是在6月如期举行了。伴郎徐迟，当时还是戴望舒的“诗歌小兄弟”。多年以后，徐迟回忆了戴望舒婚礼的盛况：

婚礼在北四川路的新亚大酒店举行。我是平生第一次穿上了燕尾服。看来这也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当男傧相，并穿上这种西式礼服。新娘穿了白色的婚服，长纱一直拖到地上，女傧相是穆时英的小姨妹。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结婚照片。新郎官仪表堂堂，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脸上有好些麻子。新娘子非常之漂亮。我却幼稚而且瘦小，显得两只眼睛特别的大，有点滑稽可笑。女傧相可就成熟得多，一股风流蕴藉的样子，听说她是穆时英夫人的妹妹，和她姐姐一样的，那时还是哪一个舞厅里的一个。还有两个金童玉女，是叶灵凤的侄子侄女。婚礼进行得很隆重和热闹。

婚后的生活，幸福甜蜜，安宁美满

结婚以后，戴望舒一家人搬到了亨利路永利村三十号。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一楼是书房和客厅；戴望舒夫妇和他的母亲住在二楼，有两间朝南的房间，外加一个亭子间；三楼起先住着杜衡的哥哥，他搬走以后住进来叶灵凤夫妇。

婚后的生活，幸福甜蜜，安宁美满。

戴望舒对自己要求甚为严格，虽是新婚宴尔，他的日程却安排得满满的。除了翻译《堂吉诃德》之外，他还进行诗歌创作，参与编辑事务，甚至还抽空学习俄语。离他住处不远，有一座苏联教堂，有一段时间，戴望舒每天都到教堂去找苏联神父学习俄语。他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尤其是阅读和翻译。没过多久，他就可以翻译叶赛宁和普希金的诗作了。

全世界的诗人的心都是相通的，戴望舒翻译叶赛宁的诗作，受到了同行专家们的首肯。

这一段时间，是戴望舒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以前的种种忧郁似乎一扫而光，诗人上午或者创作，或者翻译，或者编稿，整个楼房里安安静静。而到了下午，戴家就成了文艺沙龙。来访的先生们大都是文艺圈子中的作家、艺术家，围着一张大桌子，或坐或立，抽烟品茗，吃糖喝咖啡，天上地下，国际国内，高谈阔论，并不时还有新到的客人加入，也有谈完的客人络绎告别。戴望舒的客厅里客人进进出出，热闹非凡。

而来访的女士们，则多是文艺家们的崇拜者，或者是刚刚踏入文艺圈子的新秀，她们衣着鲜亮，打扮时髦，轻声细语，跟穆丽娟讨论着购买时装和跳舞的心得。

到了晚上，如果来访的客人很多，戴望舒一般会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如果客人已走，夫妇俩则会一道出去看一场电影，或者相拥着出去散步。

从新婚宴尔，到长女戴咏素（小名朵朵）的出生，最后到抗战狼烟四起诗人出逃香港为止，这段时间，戴望舒过着平静安定的书斋生活。他内心平静，感情稳定，小朵朵像花一样的笑靥，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幸福的欢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5月，戴望舒一家、叶灵凤夫妇、徐迟一家人，乘坐一条爪哇轮船公司的八千吨邮轮“芝沙丹尼”号，开往香港。他们逃离了上海这座已经沦陷的“孤岛”。

他们住在林泉居，一楼住着马尔蒂夫人；戴望舒一家人住在二楼东侧，二楼西侧住着香港大学教授美国人司密斯先生；三楼住着英国税务官的一家人。楼下的院子里还有一个花园，戴望舒在写作、翻译、编辑之余，经常与穆丽娟一起在那里栽花种草，或者播种瓜果蔬菜。

戴望舒本人和他的朋友们对这个“林泉居”的译名都很满意，戴望舒还以“林泉居士”的笔名发表过不少文章。

林泉居的生活安宁而幸福，戴望舒也很快找到了一份主编《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的工作。

时局动荡，国难深重，然而，林泉居的生活还是幸福安乐的。当时，戴望舒请了一个技艺很高的广东厨子在家做菜，朋友之间来往频繁，女儿朵朵漂亮聪明，经常会在叔叔阿姨们的掌声中“卖弄”一下才艺，或者用美妙的童音唱歌，或者念诗，或者跳舞，或者跟客人打闹。客厅里经常充满欢声笑语。

叶浅予的太太戴爱莲是中国著名的舞蹈家，在聚会中她也时常会作即兴表演。

戴望舒夫妇还为冯亦代做媒，成就了他与郑安娜的姻缘。冯亦代一周三次来到戴望舒家，向他学习法文。这段时间，戴望舒创作、编辑，并抓紧时间翻译法国作家马尔洛的《人的希望》。

对这段生活，冯亦代羡慕不已。他回忆说，在戴望舒“俭朴的居处，堆积的书刊，还有摊在书桌上，写满字迹的手稿。他伴着娇妻和爱女，在祖国的烽火里，幸留这宁静的一角”。

夫妻恩怨何时了

像许多平凡的夫妻一样，戴望舒与穆丽娟之间也经常会吵架。当时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徐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二楼的东侧，老戴和丽娟已吵完了架，这个在前房的大写字台上翻译着他自己非常得意的用16世纪的法文翻译的《庄子》，那个在她的梳妆台前，端详自己非常美貌的姿色，很像毕加索所画的那一幅名作《镜前的女人》。

王文彬在1994年8月曾经采访过穆丽娟，穆丽娟对当年的戴望舒与她之间的情感波折做过回忆，这些回忆肯定不会很客观，王文彬根据穆丽娟的回忆行文，自然也难免“偏见”。

据穆丽娟回忆，戴望舒把家安在香港后，曾经打算一个人到内地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这样的计划，戴望舒从来就不肯告诉她。王文彬据此认为他们的家庭生活中“缺少一种平等自由的气氛。他没有注意到丽娟的内心，也缺少与她作深层的感情交流。他把爱封闭在自身，他婚前婚后写下的为数不多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幸福，充实，完满和信心，也仅是自我品咂和陶醉”。

穆丽娟说，戴望舒平时在家话不多，只是看书和写文章。朋友来时，戴望舒与他们相谈甚欢，但是当他与穆丽娟独处时，却没有什么话说。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如果没有女儿朵朵从这个房间里跑到那个房间里，家庭生活就会显得更为沉闷。穆丽娟觉得自己是家庭生活的旁观者，有很多空闲时间，但是无所事事。

穆丽娟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谈，他是他，我是我。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看戴望舒看不惯，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去了。”

穆丽娟还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都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这段话也明显带有情绪。事实上，戴望舒对她的“出去”还是管了的。据穆丽娟说，戴望舒往往会为了家庭生活中的一点小事而冲动，出语粗俗，将他性格中灰暗的一面表露无遗。有一天晚上，住在穆时英家里的穆母肚子痛得厉害，穆丽娟得知消息后，当即赶过去看望，住在学士台的朋友闻讯后也纷纷前往看望。因为病情没有缓解，她就留在哥哥家里住了一夜，没有回去。第二天早晨，戴望舒赶来，大声叫骂，当着妻子和众人的面侮辱丈母娘，强拉着穆丽娟往外走。在场的还有张光宇、张正宇兄弟。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夫妻感情难免受到伤害。

穆丽娟喜欢跟朋友们数落戴望舒的不是，这种态度与戴望舒正好相反。戴望舒是自闭型的，再大的苦难或者痛苦，他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扛着。据穆丽娟当时的好友、卜少夫的妻子徐品玉回忆：“施蛰存来港，戴坚留施住在家里，并强迫施睡在他夫妇的对面床，中间仅隔一个床头柜。其实戴可以让施睡在客厅或把卧室一隔为二（拉块布幔是很简单的事）分开住的，但戴坚持如此安排。晚上，戴常常很迟才回家，使得施不好意思入房去睡，就在客厅椅中打盹。戴回来还振振有词地数落他：‘丽娟不等于你妹妹吗？你为什么不进房去睡？’其实就算是亲兄妹，哥哥也没有睡在妹夫妹妹床边的道理，可见戴把在施绛年身上受到的挫折，拿来发泄在施蛰存和丽娟的身上了。”这种“闺中隐私”，如果不是穆丽娟说出去，徐品玉是不会知道的。

真正导致戴望舒与穆丽娟关系恶化的转折性事件，是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被暗杀。1940年春天，穆时英接受了集团内的大汉奸丁默邨的聘请，回到上海担任《中华日报》的《文艺周刊》和《国民新闻》的主编。6月，他乘坐黄包车，经过四马路时，被军统特务暗杀。

穆母得到消息后，悲痛欲绝，当即返回上海。穆丽娟也伤心流泪，因为她们兄妹关系一直不错。据她后来的回忆说，当时她对哥哥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更不知道她哥哥已经当了汉奸。兄妹情深，她要赶回上海奔丧。但是，戴望舒坚决不同意，他说：“你是汉奸妹妹，哭什么劲？”戴望舒在这方面缺乏细心和耐心，没有很好地做通穆丽娟的思想工作，也没有积极劝慰自己的亲人顾全大局，在民族大义面前舍弃小家庭观念，而是态度粗暴，从而加剧了二人之间的矛盾。三天后，穆丽娟带着女儿朵朵回到上海，住在送给穆时英的极思非尔路三十三号的豪华住宅里。

1940年冬至，穆丽娟的母亲因为悲痛过度，也撒手人寰。

穆丽娟一年之中接连办了两场丧事，未免神情恍惚，精神低迷。她痛定思痛，觉得不能就这样了此余生。她对戴望舒很失望，于是给戴望舒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离婚。

戴望舒接到信后，起初并不太担心，以为穆丽娟只是一时冲动，或者是精神忧郁所致，立即回信加以劝导，努力挽救，但效果并不明显。

二人最终感情破裂

转眼，1941年春天来到了。为了给穆丽娟解忧化闷，穆时英的遗孀、出身的仇佩佩经常陪她出去散心。戴望舒的姐姐戴瑛也经常邀请她出来喝茶。这时，穆丽娟的身边出现了一个追求者。

那是1941年的春天，恰是农历的年初头上，天气还是相当严寒的。这一天，丽娟带了朵朵，和望舒的姊姊，同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茶室吃点心。

靠近她们的桌子的另一个座位上，恰巧坐了三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们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办完了注册手续之后，到来吃点心；其中有一个姓朱的大学生，后来便成了丽娟的恋人。

穆丽娟的妩媚和闲雅，吸引了这三个大学生。在丽娟离开大东茶室之后，这三个大学生也付了账，一直跟踪到丽娟的住处……三个大学生走了两个，留下的便是那个不顾一切的姓朱的大学生。他一点儿也不气馁，回到家里绕室彷徨，然后召来他家里雇用的保镖，要他在一两天之内打听出这位身着孝服的小姐的身份和姓名。

终于有了答复，据说这位小姐是从香港来的，姓什么不知道，大家都称呼这位小姐为“二小姐”。

这位大学生虽然知道并无希望，但他却有勇气，有胆量，他决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并且每天由花店给她送一束鲜花。他在信里称丽娟为“圣母”，为“观音”，在信封上则写了“穆二小姐收”，在信末却写了一个叫“志穆”的假名字。

一个月过去了，消息杳然，动静毫无。但在这一个月期间，这个姓朱的大学生曾哄骗过一个替他面递情书；他自己也曾化装，冒充电话修理技工，到丽娟的房子里去查看线路，结果还是一无所得，徒然而返。

在写信送花一个半月后，他从保镖那里打听到“二小姐”要返香港的消息，形势自然也就显得格外紧张起来。他就在极思非尔路三十三号斜对面的三德坊一个同学的家里，写了一封信，开出了自己的履历和祖宗三代的家谱，托同学家的女佣面送丽娟。信上的话，自然可以把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也说动了感情的。

回信终于由女佣带回来了，就在原信的背面用铅笔写着：“我同意和你见一次面，但是这几天孩子病了，最好星期日上午十一时你打电话来，因为我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在一个多月来一直笑你是神经病。”

她签的是“丽娟”两个字，还附注了电话号码。

朱并没有照丽娟的意思进行，他立刻就到静安寺路极思非尔路口的荣康酒家打了一个电话，请她立刻到来一叙。丽娟起初拒绝，但最后终于也答应了。

他们的初见，就恍如有十多年的交情的老朋友一样。以后的日子不难想象得到。他们互相热恋着。就在这时候，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的戴望舒听到丽娟有了爱人的消息，又得到了丽娟提出离婚的要求而获证实。因此，他为了家庭和妻子竟服过一次毒。

他终于和丽娟分居以代替离婚。他返港，丽娟留在上海，问题总算是暂时解决了。

丽娟的生活也并没有因此过得更好，因为当时和她热恋的大学生朱某，突然要离开上海。他乘火车到南京，由南京到芜湖，再由芜湖经合肥、六安、麻埠，然后进入大别山去参加游击队了。

半年以后，朱和丽娟之间因为交通困难，简直就无法通信，以后朱就一直下落不明。

在1942年秋，丽娟却和前《宇宙风》主编周黎庵正式结婚。周在当时伪府治下的文人当中相当走红；他有很多钱，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婚姻大概还不错吧？（温梓川：《“现代派诗人”戴望舒》，《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

戴望舒在接到穆丽娟要求离婚的书信后，写了几封回信，想要挽回这桩婚姻，结果无效。他专程跑到上海来，跟穆丽娟长谈过两三次，他还拜访过朱的父亲，老人家虽然答应驱逐这个不孝之子，但他同时也警告戴望舒，要他管束好自己的老婆。

正在这时，汪伪政府里的宣传部长胡兰成托人传话，想要请戴望舒留在上海办报刊。汉奸头子李士群也乘机劝说戴望舒，说只要他答应参加汪伪工作，保证可以让“穆丽娟回到你身边”。戴望舒在民族大义问题上绝不含糊，明确地说：“我还是不能那样做。”他只得带着满腔的遗憾与愁苦，回到香港。

痛苦之余，戴望舒选择了服毒自杀。决定之后，他曾给穆丽娟写过一封遗书，说：“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有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五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穆丽娟接到信后，有些紧张，就把这封信拿给戴望舒的姐姐戴瑛看。戴瑛说：“望舒过去自杀过，一个人不可能再自杀一次。”戴望舒过去向施绛年求婚时，的确自杀过一次。穆丽娟拿到这颗“定心丸”，就下定决心，绝不为之打动，她回了一封措辞冰冷的信，说：“今天我将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因为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始就没有爱过你！”幸好，戴望舒服毒自杀时被好心人救活，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律师办理了二人的分居协议，半年为期，以观后效。分居期间，穆丽娟和朵朵的生活费用及学费，由戴望舒支付。在分居期间，戴望舒很好地履行着法律上规定的义务，同时他还积极地做了不少努力，希望能够修复两人之间的关系，破镜重圆。我们从现存的戴望舒写于1941年7月、8月、9月三个月的《林泉居日记》中，不难读出他当时的心情：

7月29日，晴：丽娟又给了我一个快乐：我今天又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告诉我她收到我送她的生日蛋糕很高兴，朵朵也很快乐，一起点蜡烛吃蛋糕。我想象中看到了这一幕，而我也感到快乐了。

30日，晴：下午出去替丽娟买了一件衣料，价八元七角，预备放在衣箱中寄给她。又买了一本英文字典、五枝笔，也是给丽娟的……药吃了也没有多大好处。我知道我的病源是什么。如果丽娟回来了，我会立即健康的。

31日，下午雨：今天是月底，上午到报馆去领薪水，出来后便到兑换店换了六百元国币。五百元是给丽娟八月份用，一百元是还瑛姊的。

8月1日，晴：早上报上看见香港政府冻结华人资金，并禁止汇款，看了急得不得了。不知丽娟的钱可以汇得出否？……昨夜又梦见了丽娟一次。不知什么道理，她总是穿着染血的新娘衣的。这是我的血，丽娟，把这件衣服脱下来吧！

8月2日，晴，晚间雨：下午到邮局时收到了丽娟的一封信，使我比较高兴了一点。信中附着一张照片，就是我在陈松那里看到过的那张，我居然也得到一张了！

……

6日，晴：好几天没有收到丽娟的信了。又苦苦地想起她来，今夜又要失眠了。

7日，晴：今天阴历是闰六月十五，后天是丽娟再度生日，应该再打一个电报去祝贺她。

……

10日，晴：在走上山坡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丽娟和朵朵来……丽娟，你知道我是带着怎样的惆怅想着你啊！

……

14日，晴：丽娟，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啊！

……

戴望舒这三个月的日记里，只有八篇日记没有提到穆丽娟，可见诗人对她的思念有多么深。

戴望舒在等待穆丽娟回心转意的同时，准备了一包毒药，他还没有完全放弃自杀的打算。

五十多年后，穆丽娟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沉思着说，那时自己太年轻，没有考虑到女儿的感受。下一代人也无法体会到上一代人的苦衷和辛酸。成年后的戴咏素就曾经问过穆丽娟：“妈妈，你为什么要和爸爸离婚？”

离开戴望舒之后的穆丽娟，嫁给汉奸文人为妻，物质生活上一度十分富足，但抗战胜利以后的经历却可想而知，总的来看，后来的婚姻生活也并不美满。白发迟暮，回首当年，于无限辛酸苦涩之外，穆丽娟可能还会有一些后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