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关键词：经济社会变迁；农民伦理；农民合作；韦伯命题

中图分类号：F32；C91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028-08

一、韦伯命题与“大米理论”的当代回应

经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与人们的意识形态、伦理秩序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这是社会科学界久已有之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把它与韦伯毕生的研究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考察了“新教伦理”与“以自有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为特征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之后，韦伯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命题”，即为何中国拥有各种外在的有利于资本主义成立的条件，却无法产生抗衡家产制国家结构以及绵延不绝的大家族的力量。韦伯认为，个中关键原因乃在中国缺乏一种独特的宗教伦理作为必要的启动力量[1]。

韦伯的这一命题引发了学界的大量争议，对此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给出了一个回答。基于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缫丝业的考察，费孝通指出，特定的经济形态与伦理秩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匹配的――起码在江村的确如此[2]。江南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支撑着江南乡村的社会团结和村庄伦理秩序的完整性，在更大意义上则支撑了帝国的秩序[3]。其中，乡绅角色所起到的作用尤其重要：一方面，乡绅通过对乡村内部维持乡村团结、对外联系仪式国家，使得“皇权不下县”下的帝国治理得以贯通；另一方面，乡绅通过对内操持乡土手工业、对外联系广阔市场，使得外来经济不至于成为破坏乡村伦理秩序的要素。费先生对士绅群体的考察，不仅将士绅在村庄和国家秩序中的作用点名，更生动地刻画了民国时期经济社会秩序的变迁与民众的伦理面貌维持之间的密切关联。

时至今日，回应韦伯命题的论断还时有出现，新近由心理学家托尔汉姆等所提出的“大米理论”[4]即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此时研究者反转了韦伯的研究问题，转而去考虑各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与地方伦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延续著名中国学者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5]――尽管作者可能没注意到――作者认为，集体主义起源于先民从事的水稻种植。“种植水稻需要精细的灌溉系统和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修建灌溉设施需要集体合作。农忙时期一个家庭的劳动力远远不够，必须依靠来自其他家庭的帮助。这就导致这些地区的人们相互之间建立起互惠互利、避免冲突的紧密联系，由此发育出资本主义文化”。在对1 162名汉族学生的心理学实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试图证明，在水稻种植地区，人们更多表现出整体性思维，个人主义程度较低，更倾向于裙带关系。在修正前人所提出的“现代化假说”和“病原体假说”的基础上，作者引入了更多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因素，不去询问某一伦理秩序与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而是反问经济社会结构与伦理秩序之间的关系，从而解开了韦伯命题所具有的另一个面向。这一研究，虽然在数据支撑及模型结构方面存在一定争议[6]，但却获得了学界的快速响应，足见韦伯命题，或者换句话说，理解某一文化体系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关联，至今依然是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不过，以上对于二者关系的考察，多是基于静态的类型学讨论。这同样也是“大米理论”所必然同时引出的饶有趣味的问题：当水稻种植区中的大部分人都停止耕作，那么由耕作方式引起的文化差异还能否持续？显而易见，随着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直接参与农业劳作的机会越来越少，新一代人群更是甚少直接参加农业活动，那么，在新的条件下农业引起的地域性心理差异和文化成分是否也在发生变化？这一问题，不管是在韦伯还是在托尔汉姆那里，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考察在市场社会和非农劳作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人们的伦理秩序尤其是集体主义所面临的处境和考验。和前述学者尤其是大米理论提出者简单将劳作方式与伦理秩序直接进行勾连的方式不同，我们认为影响人伦秩序的缘由是多样和复杂的。从这种复杂性出发，我们抽取了国家、市场与社会三方面的因素，通过小农心理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市场机构及民众的互动过程，勾勒快速城市化和去乡土化背景下农民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农民对于这种变化的回应。我们将指出，现代经济社会变迁正在逐步瓦解小农的合作意识，尤其是在缺少类似于费孝通时代绅士阶层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这已经是目前学界的共识――乡村社会如何被国家以及市场这种外部的强有力因素所冲击，从而在人伦结构上慢慢脱离乡土社会的束缚，走向利益驱动、金钱使然的状态。不过乡村社会的秩序并非线性的，市场社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冲击村庄团结的因素，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会成为促进村庄团结的因素。这种复杂性，是进入现代社会之时村庄社会的多重面向。

二、国家与社区之间：从有机联结到冲突频发

（一）传统乡村能人的连接作用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这种教化权力的行使主体，乃是费先生所谓的“长老”[2]。长老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来源，乡村长老以内化的方式，将文明、国家等具有普世性和超越性的概念内化并嫁接在村庄秩序之中，成为村庄逻辑的基础。传统时期村庄社会与国家很少发生直接的联系，此时的村庄能人多是作为保护村庄且同时与外界体系有机联结的角色存在。而伴随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步伐，国家与基层村庄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化。

这种密切首先体现在国家需要从基层社会汲取资源，由是传统“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保护型经纪人转变成赢利型经纪人[7]，进而，国家试图将政治和国家话语扎根在乡村社会[8]。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财税体制的调整，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汲取”型关系变成“悬浮型”关系[9]，国家还以专项的形式支持社区发展[10]。然而，尽管国家和乡村社区之间的角色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然而一个不变的问题是国家逻辑能否与村庄社区逻辑嫁接起来，换句话说国家逻辑是否能够在基层扎根，而村庄能人则是实现这种连接方式的关键角色。

（二）引入国家资源的政治能人

本文研究的案例村S村作为武汉市“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和“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建设工程试点村，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国家大量自上而下的支援。这既包含政府以财政补贴形式实现的物质支援，也包含政府通过内部网络介绍客户群体的权威性资源对接。政府的资源注入始于1998年的洪灾。长江洪水冲垮了沿江一线的民宅，在重建过程中，政府以发放补贴为前提，统一规划重建家园。2005年，武汉市“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开始实施，村庄民房外观改造按照“街队补贴60%、农户出资40%”的投入比例，对民宅的外墙进行改造，统一建成“粉壁、黛瓦、马头墙”的徽派风格。从乡村道路硬化、排水管线建设、树木种植、休闲广场建设、民房改建、数字电视安装、太阳能路灯安装等方面着手，大大改变了村庄外观。除了在村庄外观上进行大举改造，更重要的是要将村庄的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生态产业上来。市、区财政分别投资大量资金用于新建机井、渠道、涵洞、路桥、碎石路、蔬菜大棚、滴灌系统、农田防护林等，进行土地治理，同时建成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秸秆废料沼气化工程等生态系统设施。在政府的大力推介下，该村作为“红色旅游”基地，开始走上地方政府推崇的乡村旅游之路。官方数据显示，该村2010年接待游客55万多人次，旅游收入达780多万元，人均收入达到15 000元以上，较2004年翻了两番。

在争取这一支援的过程中，乡村政治能人起到了重要作用。谙熟政治场域的行事逻辑，并且突出利用了高层领导与本社区之间的特殊联系，使当地社区一跃而出获得上级的资助。应该说这种政治精英的作用在此过程中表现突出。而赢得上级资助以后，该村成为著名的“明星村”，来自上级与各地的考察团络绎不绝，为维续这一关系并争取进一步的支持空间，乡村政治能人的角色就更为重要。

当时改造之前，上面领导考察的是另外两个大队，条件要比我们这边好。我们村支书就极力争取，他本人也比较年轻，而且当过兵。他当时就组织我们村里的人到成都锦江区五朵金花那儿考察，让他们见到搞农家乐的效益和前景。拿出大队原有的一部分资金开始修路，让村里的条件得到改善。2006年，武汉市举办第一届蔬菜节，上面的领导过来考察，村支书之前就组织村民以积极的态度迎接考察，取得满意效果。（2009-10-07，农家乐经营户访谈）

当时武汉市常委张副市长也极力推荐我们这里。张副市长是这里的人，了解这里的情况，在他的主持下，市财政给补了很多钱。2007年第二届蔬菜节就在我们这里举办，得到了李宪生的充分肯定，决心将这里搞成示范村。（2009-10-07，农家乐经营户访谈）

（三）政治经营与国家逻辑与社群逻辑的张力

S村所发生的一切，实乃地方政府及村级行政组织政治经营的一部分。在国家动员之下，该社区中心村的若干农户将自家房子改造成农家乐经营餐饮与住宿。在初期的“红色旅游”效应以及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之下，社区迎来了大量游客，这一方式造就了当地经营与政府之间的高度关联。国家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资源注入与村庄中的亲族亲疏远近、差序格局等原有的秩序逻辑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时候叠加了起来。

来这里的客人主要有几类：有一家几口人出来；有单位员工聚会；70年代的下乡青年也喜欢约上老校友过来；外籍人士来的也不少。我们这边还可以租上音响，供客人们娱乐唱歌。来这边的人找村委会的比较多，村上的干部就介绍过来我们这边吃饭。用餐价格有的统一，有的不统一，统一规定是为了避免恶性抬价或削价竞争；不统一主要是有时候会给客人一定的优惠，因为我们主要都是做回头客生意。我们开农家乐做饭馆生意也是经过好几次培训，而且我还有几个亲戚是在大饭店如黄鹤楼酒店里当主厨，他们还曾手把手地教我。培训的钱都是村里出的，新农村建设要帮助农户致富，就要使农民有一技之长，所以各级政府都有资金下拨。（2009-10-05，农家乐经营户访谈）

进入2011年以后，随着红色旅游浪潮的消褪和政府导引游客的减少，村庄旅游随即面临严峻的考验，因产品开发不为游客所接受、体验生动性不够丰富、差异化不明显、市场知名度不高，导致顾客日渐缺少，效益锐减。餐饮与住宿经营户之间，由于争抢客源导致居民间关系遭受新挑战。将社区发展的动力从外部支持转向内生发展，实乃村庄的常规问题，也是对依靠国家外来注入的产业之发展的必然考验。在以往村庄发展的正反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建立村庄内部资源与利益共享的机制，推动乡村产业组织化，维持乡村网络，是推动村庄改变外源性发展方式实现村庄内生式发展及避免村庄衰退的重要条件。然而，国家注入资源的方式以及村庄能人在其中的角色，恰恰成为村庄内部团结机制形成的一个障碍。

做什么事都依靠亲族，我谁也不得罪。你和村里的领导没有关系，他就不给你介绍客人。家里有男孩很重要。我们家就一个女的，在村子里没什么地位，也受排挤。以前这里客人多，现在客人少……村子里不能得罪人，因为有困难要求人，所以不能得罪，否则能求哪个呢？（2011-11-16，农家乐经营户访谈）

面对有限客源，当初在争取村庄建设资金中的关键人，将国家注入的资源封闭在自己的亲族圈内，圈外人遭受排挤。这种竞争的方式使人们往来的频率大大减少，而大姓和小姓之间的冲突增加，小姓和外来户被边缘化。中心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村几乎没有享受到家园建设项目的益处，人们对于村干部的评价也由此急转直下，认为干部把好处分给关系密切的人，而将村排斥在外。

我原籍恩施，搬来这里已经有20年了。现在家里有5人，儿媳在家里经营农家乐，儿子在蔡甸开出租，老伴农场种菜。今年农家乐的生意不是很好，主要是“口音改不了，别人不相信”，毕竟来这里玩的主要还是武汉市区的人。儿媳家住的位置也比较偏，自己是外地来的人，村干部也不带客到她家去，“当地人与大队有联系，我们外地人别人不给牵生意”。（2011-11-15，农家乐经营户访谈）

S村的格局，2006年统一维修了，（我们）余家湾没装修，中心村装修过……我们余家湾人数太少了，就10多户，本要求我们集体搬到中心村去，但是没搬成，国家不拿钱怎么搬迁呢？就修了路，五一通的车，以前是土路，下雨就穿长筒的胶鞋，可怜我们啊。我们要看这边搬不搬再决定自己搬不搬，我们是望不到的，我现在望我的孙子。我现在后悔啊，他当时考到那边的编制我嫌那边穷就没让他去，现在后悔啊。（2011-11-18，草莓种植户访谈）

可以看到，由于政治能人所遵循的对上不对下以及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亲疏远近的行事逻辑，即便其能够将国家所注入的资源引导到乡村社区，但是同时也可能带来一系列治理上的困境与乡村秩序的紊乱。

以往的观察业已指出，涉及国家转移支付的诸多案例中都出现了政治能人在引导资源注入的同时所存在的对村庄秩序的反向建构，在震后灾区重建中同样如此[11]。资源注入没有导致村庄的善治，而是起了反向的效果，这一现象提示了国家所遵从的政治逻辑与村庄社会逻辑之间的不兼容。在国家强资源投入，使得边缘人群多少获得一些利益的前提条件下，这种秉持国家逻辑的能人行事方式或许相对还能为村民所容忍，而当外部注入资源有限或者能人逻辑与村民的公平逻辑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12]，两种不同逻辑之间的张力则可能引发强烈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村庄秩序与外部国家空间之间不是处于“互嵌”与相互补充、支持的状态，而是处于张力的对抗状态。这一状态的形成，政治能人同样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种政治能人的形象与费孝通所描述的传统乡村精英有着明显的差异，折射出了村庄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在费孝通那里，以士大夫的形式所构造的国家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能够较好地实现国家逻辑在基层社会的扎根。然而，当代能够掌握国家自上而下注入资源的国家人，却很难将其行为与民间社会的行为逻辑进行嫁接。由是才导致了国家资源经由村庄中的人进入村庄时，却导致村庄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这样，国家人无法有效承担联结村庄情境与国家之间勾连的角色。

三、市场与社区之间：从互不交融到相互倚靠

类似于国家秩序与乡土伦理之间的连接者角色，传统的士绅同样也可能是联结广阔市场与乡村内部的关键人。这在《江村经济》的描述中尤其突出。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工厂和机器入侵乡村的时候，知识分子或乡绅则是那些将传统农民带入现代性市场之中的关键人物。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即是这样的人物，她利用从日本学习的制丝技术，推动农民合作，引进与普及新技术，试图复兴丝业以重振乡土社会。不过，在传统乡土时期，广阔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形成，大部分小农面临的市场有限；而在费孝通写作的民国时期，虽然士绅奋力协调，但是个体小农如何参与大市场，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毋庸置疑，广阔的市场对于村庄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下，这一角色显然已经是小农无可回避的对象。市场能人的能力，自然体现为其在联结更广阔市场方面的才干。在S村，在依靠国家资源注入培养的政治能人无法维持良好秩序或者无法顾及边缘人群的情况下，另一种类别的乡村能人就具有了存在的空间，即以立足市场的形式将农民带入现代性市场体系中的能人。与政治能人所联系的外部政治逻辑不同，之所以市场能人能够有效将村民带入到市场中，关键原因在于其能够在带领村民进入市场之时，将市场逻辑与村庄内部逻辑有效勾连起来，避免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一）从单枪匹马到社群伦理：村庄能人的蜕变

肖师傅是我们在同一个村庄调研过程中被村民交口称赞的民间能人。其之所以引起我们注意，是村民对于带领村庄致富的关键行动者所给出的和政治能人对于村庄新农村建设逻辑的解释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解释。从村干部的口中，我们得知村子草莓的种植乃是村干部的成果；但是农民对这种说法却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村干部什么都不管，草莓的种植是从民间的经营探索开始的。在草莓种植者那里，实质上草莓种植并非村领导的功劳，而是民间能人最早引进的；而村干部等政治能人则是向这些民间能人学习的种植技术，甚至于其技术也远远没有后者成熟。

在进入对这一民间能人故事的叙述之前，我们先对其种植草莓之前的史前史进行简单的勾勒。这一过程反映了民间能人在村庄社群伦理与现代性的市场之间的选择过程。

我（带头人肖师傅）从学校毕业回来就养兔，养了10多年。没市场，风险大，运气不好。3年的钱1年就赔下去了。我们养兔子主要是与湖北生物药厂挂钩的，有市场，关键是养的人太少了，人家生物药厂要的数量大，我养不多。我养兔子很风光，双丰收，市场没办法，我就转行了，我们家的楼房，是三间两层的，就是那时候盖起来的。（2011-11-19，草莓经营户访谈）

苦于缺少一起养殖的人，在向市场推进的过程中单打独斗的村庄能人也遭遇了发展瓶颈，尽管能够发现市场，却无法真正持久获利。市场的教训与遭遇使得原来在市场中单独运作的经营者意识到村庄社区和农民合作在市场中的重要性，也推动其担负起社群伦理的担纲者角色。在后来的草莓种植中，他不再单枪匹马，而是主动发展村庄农民种植，热心向村民推广种植技术。

后来就种草莓，我看到浙江人种我就去跟他们学。我们这里有三分之一种草莓的都是我带出来的，大队不管我们农民，他们整日忙着上网聊天，买房子。（2011-11-19，草莓经营户访谈）

不仅推广技术，肖师傅还组织农民参与市场，并作为代表与上游收购商协商。他组织了一个种植草莓的“联合体”，自己作为代表与商联系，让村中缺乏谈判能力和经营能力的弱者一同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