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代表撑起安理会 “半边天”

联合国安理会被不少人称为是国际社会“权力最大的部门”。历史上，安理会的会议室一直由清一色身着黑色西服的男性主宰，出现在会场里的女性往往是凤毛麟角，或者被视为点缀。但这种局面最近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安理会15个成员中，第一次出现了女性常驻联合国代表（俗称“大使”）的数量达到6个、几乎撑起了安理会“半边天”的局面。这些女性代表来自阿根廷、约旦、立陶宛、卢森堡、尼日利亚和美国。

美国女代表是个“实权”人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名叫萨曼莎・鲍尔，现年43岁，2013年8月到任，至今工作已有一年多时间。在从政之前，鲍尔首先是一名记者，在波黑、科索沃、东帝汶、卢旺达、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地有过广泛的采访报道经验，其作品曾获得过著名的普利策奖。结束记者生涯后，鲍尔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公共政策与全球领导力实践教授，后来出任美国总统特别事务助理、兼白宫国家安全人员多边事务和人权问题高级主任。现在，她还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内阁成员，如她的名字POWER（英文意为“权力”）一样，是个名副其实的“实权”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鲍尔并不是美国向联合国派驻的第一个女性代表。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向联合国派出了第一个女代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90年代，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也担任过常驻代表，后来升任美国国务卿。鲍尔的前任、现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也是一位女性。

鲍尔说，“当获悉被奥巴马提名将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我高兴坏了，首先打电话给奥尔布赖特，向她请教应该怎么做。她告诉我，她当年召集了在联合国的所有7名女性代表，搞了一个定期聚会的团体，名叫‘七国集团 ’。而现在，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女代表人数增加到了31人，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因此，我们现在把这个团体改叫‘31国集团’。我们女代表经常在一起吃晚餐或者喝咖啡，讨论我们是否能够作为一个集团在联合国内部做些什么。如果按照世界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要实现真正的赋权与平等，联合国里的女性代表应该是97名，因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从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显示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在安理会里，鲍尔致力于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利益，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联合国改革、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及妇女的人权，打击人口贩卖等。她认为，女性的长处是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女代表在会议中记的笔记往往要比男性代表多。作为一名女代表，的确会有不同的视角，但指导她工作的并非只有一个女性角度，所代表国家的立场才更为重要。

尼日利亚代表希望女性超半数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乔伊・奥格武出生于1946年，今年68岁，是一名资深外交官。2008年，她被任命为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二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奥格武对尼日利亚外交关系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0年7月和2011年10月，她两度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2014年4月，她第三次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以足智多谋而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奥格武认为，女性从事外交工作有积极作用。在她看来，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如何解决问题时具有更广阔、更深远的见识。奥格武说：“现在安理会里有6名女性代表，超过了安理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为我们带来了希望，说明总有一天女性会占安理会成员总数的一半。”

在目前安理会的6名女代表中，奥格武是唯一一位来自非洲的女性。因此，她对非洲事务，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充斥着武装冲突的状况表示担忧。她说，“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减少威胁，但现实是冲突在增多，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都有冲突，这让人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幸运的是，塞拉利昂已经从冲突中‘毕业’。我们希望看到塞拉利昂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这是我最大的希望，也是我用来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

奥格武在外交理论与实践中还是一位安全问题专家。目前，她还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裁军事务顾问委员会成员。当谈及2014年4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的成就时，她提及了安全部门的改革问题。奥格武说：“在尼日利亚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我们最大的成就或许是通过了有关安全部门改革的第2151号决议。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认为安全部门改革只适用于冲突后地区，但安全部门改革也应当成为各国预防冲突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作为一名在外交领域成就卓著的女性，奥格武还特别关注妇女的发展与人权问题，她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对年轻一代的女性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她把在联合国的女性代表同行称为“国际姐妹团”。奥格武说：“我们这些安理会中的女代表是姐妹，有一种国际姐妹情谊。联合国所有女代表有时一起聚会，讨论的重心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关注年轻妇女的发展，我们希望她们比我们做得更好。”

立陶宛女代表有时感到“沮丧”

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穆尔莫凯特是一名职业外交官，现年55岁，曾在立陶宛外交部任职20年，2014年1月，她出任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并兼任安理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一职。

2014年2月，穆尔莫凯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时主持安理会的会议。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力争国际社会在对平民予以保护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并采取适当行动是她担任轮值主席期间的一个工作重点。“我认为，2月安理会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对人的关心方面：对在冲突和困境下的平民进行保护。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比这更为重要的？安理会还有什么事项比这更为重要？有7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讨论会上发言，并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保护平民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团队，这是对我们的奖赏。”

穆尔莫凯特说，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特别是作为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她的工作非常紧张，而且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她说，“工作时间非常长，这是肯定的，而且越来越长，从很多意义上来讲具有挑战性，需要了解许多信息，需要头脑敏捷。还要同时处理多种任务，这在心理上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大量人员伤亡有关，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作为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你并不是只是坐在安理会桌前听自己和其他代表发言。要知道，在这些字里行间背后意味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你必须用心投入，投入自己的整个灵魂，以确保你所做的决定是稳妥的、能够起作用的。”

虽然在外交工作中叱咤风云多年，穆尔莫凯特也难免有时感到困扰和沮丧。她说，“最令人困扰不安和令人伤心的是，在持续对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更多的人正在遭到杀害，更多的儿童被征用为儿童兵，悲惨和恐怖事件仍然在不断发生。一方面，我自己认为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却感到无能为力，这特别令我感到难过。安理会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往往缺乏团结。因此，我希望看到安理会就有关生死攸关等重要议题上保持团结，以便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

代表国家而不是代表女性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迪娜・卡瓦尔是最新加入安理会的第6个女代表。她认为，女性的角度和男性不同，可能更有助于国际问题的解决。她说，“女性大多倾向于多讨论，直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问题时，我们会说，‘我们总得做点事情。如果这样不行的话，我们就那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的本性，但安理会里许多女代表都是这么做的。”

观察人士注意到，女性代表的增多使安理会的讨论和决定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由于有众多女性代表的存在，安理会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对妇女事务的关注，使安理会的讨论增添了“女性色彩”。例如，安理会在就叙利亚危机中的妇女状况进行非正式讨论时，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玛丽娅・克里斯蒂・佩塞瓦尔就非常动情地讲起了1976年至1983年间在阿根廷因反对军政府独裁而失去家属的母亲的情况，呼吁人们更加关注战争中的母亲状况，使与会者感动不已。如果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是个男性，怎么可能会有那么深的感情和会场效果？

其次，女性代表带动了安理会里的其他男性代表也更多地关心妇女事务。在这方面，英国代表马克・利亚尔・格兰特爵士颇有英伦绅士风度。安理会每次讨论妇女事务、和平与安全、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活动时，他都热心发言，积极献计献策。

再次，女性代表的参与使安理会的立场更加平衡和中立。例如，在讨论向世界各地派出维和人员时，卢森堡常驻联合国代表施尔维・卢卡斯多次建议应该增加女性维和人员，受到了应会者的热烈响应。

不过，所有常驻联合国的女性代表都说，她们所代表的是她们的国家，而不是她们的性别。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格武说，“我们不会把国家利益女性化，也就是说，不能因自己是个女性而牺牲国家利益。我们这些女性都像男性那样勇敢、善战。”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安理会和联合国里，男性仍占绝大多数，84%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是男性，而且占据着高级职位，如联合国秘书长、副秘书长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性要想在安理会里撑起“半边天”，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