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在特大地震灾害中的心理调适及其效果研究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地震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地震,其破坏之大、影响之广、救灾之难均为历史罕见。地震发生后,许多新闻记者选择了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向全国人民迅速、及时、准确地各类新闻。记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地震现场他们是最早目睹惨象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身处危险的环境中,许多现场记者都先后出现过恐惧、失眠、噩梦等不良心理反应,甚至在离开灾区后还依然惶恐不安,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即所谓的“心理创伤(trauma)”。早期的悲伤反应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平衡,长期发展会产生生活的无意义感、降低心理和生理免疫能力,甚至发展成抑郁性疾病[1]。

心理学家们认为,面对此类心理疾患困扰,人们需要做出心理调适(psychological coping)的努力,而这样的努力,经常需要外界环境的激发和支持,包括自己家庭、工作环境中所能提供的重新认知(cognitive reappraisal)和情感抚慰,以及心理咨询专家的治疗帮助。通过这样的内、外结合的心理调适,目的是帮助遭遇心理创伤的人们重新稳固自己对生活秩序和生活希望的宏观意义体系,并在这宏观意义体系内,重新评估灾难或不幸事件,包括纠正在“心理创伤”状况下容易出现的对灾难或不幸事件发生原因的误导分析,从而避免或减轻不当的自责[2]。这样的心理调适,也是为了帮助人们摆脱灾难或不幸事件的心理纠缠,从而恢复正面的情绪,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如何建设性地处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上来[3]。

那么,这次突发性大地震在现场新闻记者的心理上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记者的感受和反应如何?他们对灾区现场新闻记者的事前心理准备有何建议?2008年8月,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会同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天津师范大学等,针对赶赴灾区的新闻记者进行了一项有关心理调适方面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非随机抽样方式,成功访问了249名大地震中奔赴前线的现场新闻记者,覆盖了上海和天津等多家新闻媒体单位。

首先,从受访者的性别构成上看,男性占74.7%,而女性仅占25.3%,二者比例相差悬殊。这说明,考虑到灾区情况的危险性、男女心理和身体素质上的差异等种种原因,一般情况下,当灾难发生时,在第一时间赶赴前线的新闻记者中,男性的比重要远高于女性。

其次,从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上看,以20～39岁为主,共占总数的85.1%,其中20～29岁的占55.0%,30～39岁的占30.1%;另外40～49岁的占7.6%,50～59岁的占7.2%。

再次,从受访者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时长上看,以3～10年的为主,共占总比例的69.8%,其中3～5年的为34.1%,5～10年的为35.7%;另外,有10.8%的受访者工作时长为10～20年,而20年以上和2年以下的受访者比重均仅占8.0%,另有3.2%的受访者未填写此题。

最后,从受访者从事的工作性质上看,文字记者居首,占46.6%,摄影记者位居其次,占18.9%,编辑或节目编导占14.5%;另外,技术人员占6.8%,节目主持人或播音员占0.8%,其他工作性质的新闻工作者占7.2%,有5.2%的受访者未填写此题[4]。

以下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及其对策分析:

一、中国新闻记者在汶川地震中的心理感受及自我调适数据分析

1.新闻记者赶赴灾区现场的时段和地理方位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20%的新闻记者于2008年5月15日之前(第一时间)赶赴了灾区,28%的新闻记者于5月16日至19日期间(哀悼日前)赶赴灾区,另有超过半数(52%)的新闻记者于5月20日之后(哀悼日后)赶赴灾区进行新闻报道。

从记者在灾区现场停留的时长来看,停留在6天以上的人数所占比重最多,共占83.9%(其中6-10天占45.4%,10-20天占32.1%,20天以上占6.4%),停留灾区的时间在5天以内只占14.9%。由此可见,当特大灾难来临之际,为了更好地向公众及时、准确、全面地提供新闻信息、呈现事实真相,绝大多数记者在第一线坚守岗位。

本次调查还发现,分别有60.2%和61.4%的新闻记者到达过受灾较严重的都江堰市、青川市、广元市、茂县和受灾相对较轻的成都等灾区,到达过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汶川县和绵竹县的新闻记者也达到了58.2%,从中可以看出,各灾区现场新闻记者人数所占比例均已远远超过了半数,毫无疑问,他们不仅是灾区现场信息传播不可缺少的主力军,更是深受灾区环境影响的第一接触者。

2.记者赶赴灾区现场采访前后的心理感受及其反应

对于赶赴灾区前是否进行过有针对性的心理准备,只有3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进行过相关方面的准备,34.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听取过有类似经验记者的建议,而表示单位组织过心理调适训练的受访者仅占6.4%。更值得关注的是,有30.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赶赴灾区之前毫无心理准备。突发事件发生时,作为在第一时间需要赶赴现场的新闻记者,有必要事前加强心理方面的准备,做到以防万一。

当受访者被问及到达灾区以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如何时,有68.7%的记者表示自己对受灾群众深表同情,希望马上投入到工作中,62.2%的记者表示有责任和义务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灾区群众减小痛苦,57.8%的记者表示必须及时将所见所闻传播出去,32.5%的受访者表示眼前的景象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另有26.9%的受访者则表示对于灾区的情况自己早已有了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基本可以承受。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当深入灾区现场开始新闻报道时,大部分新闻记者都能够在深刻同情灾区群众、希望给予灾区群众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同时,不忘本职工作,迅速转换角色,努力向外界及时、准确地报道灾区最新受灾情况。

当受访者在现场目睹了灾区的惨状,例如废墟、尸体、失去亲人的群众后,超过半数(63.8%)的受访记者都曾经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恐惧心理反应,其中3.2%的新闻记者表示“非常恐惧”,表示“比较恐惧”的占24.9%,“一般恐惧”的占35.7%。此外,表示“不大恐惧”的占16.9%,“不恐惧”的占8.0%。

记者在目睹灾区现场惨状后,一般会产生哪些不适症状,接近半数(45.1%)的受访者表示会有“情绪低落”的不良症状,另有24.8%、19.7%和18.9%的受访者表示会有焦虑、失眠和噩梦的不适反应,而有经常“痛哭”反应的新闻记者所占比例为9.6%,“麻木”的为8.8%。值得关注的是有18.1%的受访者表示“没见到过此类场景”,15.3%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这说明,由于赶赴灾区的记者事前的心理准备不十分充分,所以一旦接触到自己意想不到的情形,就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此外,同样是新闻记者,由于分工的不同,有些在后方工作的受访者没有接触到灾区现场的惨状。

3.记者在采访中及离开现场后的自我调适方法、效果及其认知

记者在现场进行自我调适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即自我放松以减轻压力、向他人倾诉和埋头工作或学习,三者分别占总数的48.2%、41.8%和34.5%;除此之外,23.7%的受访者表示会采用“有规律生活”的方式来减缓心理上的压力,仅有0.8%的受访者会找心理医生寻求相关帮助,而表示没有进行自我调控的受访者所占比重为12.9%。由此可见,通过放松自己的心情、与他人沟通交流等自我调适来缓解压力是大部分受访者采取的主要方法,借助心理医生等外力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

从自我调适的效果上看,绝大多数(共有82%)新闻工作者表示有效,其中认为“非常有效”的占19.7%,“比较有效”的占42.6%,“一般”的占19.7%;另外,认为“不大有效”的占2.0%,“不清楚”和“未填写此题”的分别占10.4%和5.6%。

当被问及离开灾区后自己的心理感受时,超过半数(61.0%)的新闻工作者表示“不良情绪基本平复”。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28.9%的受访者表示依然受不良情绪的影响,其中表示“受不良情绪较大影响”的占3.2%,“受不良情绪一些影响”的占25.7%;除此之外,另有8.0%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2.0%的受访者未填写此题。此次汶川地震发生得非常突然,不少年轻的记者以前没有采访过类似的场景,所以在经历了灾区的惨状以后,一下子要静下心来继续开展日常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调适。

绝大多数(共有83.1%)受访者认为在记者群体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调适培训有必要,其中认为“很有必要”的占49.8%,“一般”的占33.3%;而认为“不大有必要”仅占10.8%;另有5.2% 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0.8%的受访者未填写此题。可见,有必要对记者群体尤其是新进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调适培训,以增强他们的抗危机能力。

二、 中国新闻记者在特大地震灾害中的心理特征剖析及其对策

在本次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灾区现场新闻记者无疑是此次赈灾新闻报道中不可动摇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大多数不仅在第一时间赶赴受灾前线,而且先后到达了许多灾情较为严重的受灾区。地震过后,新闻记者较之以往行动更为迅速、及时,所到之处更加广泛、艰险。这说明,目前我国现场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正在逐步得到提高。

与此同时,对于面临“双重心理压力”的新闻从业人员,除了他们的专业水准、职业伦理等之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们的心理素质训练,包括处理危机和心理创伤的训练。此处的“双重心理压力”,是指某些特殊人群因所从事职业的缘故,会在工作中直接面对、处理不幸或灾难(如火灾、地震、战争等),并在整个过程中,在自身的生命健康同样受到威胁的同时,持续面对他人所受的危害,更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无力、无助感,从而产生对自己职业角色的认同和职业能力的危机感。

在自然灾害和战争等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刻,承担着真实报道危机、帮助公众理解和处理危机的新闻从业人员,就是面临着如此双重心理压力的职业人。比如,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报道,“9・11”之后,进行袭击事件和拯救工作报道的新闻从业者中,有不少就出现了“心理创伤”的症状,并且需要求助专业咨询与治疗。还有部分新闻从业人员经历了相对较轻的“心理创伤”,通过与同事的交流、得到家人和亲友的支持而得以缓解,并能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工作[5]。另有一项研究考察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新闻学院设立的心理创伤与新闻工作的训练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为新闻专业的学生提供专业的训练,其主要内容是:如何报道创伤及造成创伤的事件,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相应的自我心理调适,以减缓所经历的心理创伤。研究表明,那些参与该训练项目的新闻工作者大都认为这样的训练非常有必要,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创伤,面对危机或危险时,更好地从事本职工作,并处理好自己的心理感受[6]。

本次调查的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文中的研究分析。数据显示:当到达灾区现场开始新闻报道时,68.7%的新闻记者表示自己对受灾群众深表同情、希望马上投入到工作中,62.2%的新闻记者表示有责任和义务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灾区群众减小痛苦,57.8%的新闻记者表示必须及时将所见所闻传播出去。由此可见,当深入灾区现场开始新闻报道时,大部分新闻记者都能在为灾区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坚守本职工作,迅速转换角色,努力向外界及时、准确地报道灾区最新受灾情况。当目睹了灾区现场的惨状,例如废墟、尸体、失去亲人的群众后,接近七成的新闻记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恐惧。接近半数(45.1%)的新闻记者表示有“情绪低落”的不适症状,另有24.8%、19.7%和18.9%的新闻记者有焦虑、失眠和噩梦的不适反应。从现场新闻记者的工作性质上看,远超过半数的文字记者、编辑或节目编导、摄影记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恐惧心理反应。其中摄影记者出现心理恐惧的比例最高,占其总数的76.1%。由此可见,组织即将前往灾区现场的新闻记者参加有规律的心理调试培训非常必要。当然,如何组织培训以及需要从哪几个层面开展对灾区现场新闻记者的心理调试培训仍有待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从现场新闻记者进行自我调适的方式上看,不同性别的新闻记者进行自我心理调适的方法各有不同。其中,超过一半的(52.2%)男性新闻记者会采取自我放松、减小压力的方式缓解心理上的不良情绪;而绝大多数(59.7%)女性新闻记者则会以向他人倾诉的宣泄方式,平缓心理上的巨大波动。而从年龄分布的层面上分析,统计发现,20～39岁之间的新闻记者,经常会采用“向他人倾诉”的调适方法,而对于年龄在40～59岁之间的新闻工作者而言,“自我放松、减小压力”则是一种最为常用的调适方法。从现场新闻记者进行自我调适的效果上分析,男性与女性新闻记者自我调适的效果均较好,远超过半数的人都表示调适有效,但是,相比男性而言,女性认为自我调适有效的比例更高。

基于上述报告中对现场新闻记者进行自我调控的方式、效果、必要性以及离开后心理感受的深度或交叉分析,我们发现,对于灾前“进行过针对性心理调试”的新闻记者而言,当他们在目睹了灾区现场的惨状后,其心理上的恐惧程度相对较低。因此我们认为,事前心理调试与灾前心理培训十分必要,它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弱现场新闻记者因目睹灾区惨状而导致的恐惧情绪,而且也十分有助于现场新闻记者离开灾区后不良情绪的平复。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对于女性新闻记者来说,其接受心理调适培训的必要性远高于男性,因此,我们建议对于即将前往灾区现场的女性新闻记者来说,不仅自己应提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而且其所属的单位或组织也最好能够为她们提供一些专门的心理调适培训,以便帮助她们顺利转入日后生活和工作的正轨中。另外,对于心理调适方法的探寻与心理培训内容的设置还应根据新闻记者的性别、年龄、工作性质以及心理准备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正是通过对上述研究的展开,也对我们从事新闻教育的教育部门在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记者队伍方面提出了新的课题,除了新闻职业理念,以及新闻采访、报道、编辑等专业技能外,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和探讨未来记者自身的心理调适问题,尤其是在面对重大的不幸和灾难发生时。具体而言,新闻记者在奔赴灾区前所需的对他人以及自我的心理救助知识、到达报道现场并进行连续跟踪报道中的自我心理调适,以及从灾区回到原工作环境后的心理状况等方面。而由于各自性格特征、以往工作或生活经历、职业分工、创伤史以及整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的差异,担负不同报道任务的新闻记者在整个过程中所出现的应激反应症状也会各自有别。为此,再接下来的进一步的研究中除了进行如同上述量化研究的同时,有必要进行一些质化方面的研究与分析,以便能够全面掌握新闻记者在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的各种心理变化,有针对性地及时地采取相关措施,把各项工作做好。

注释:

[1]陶文静、赵凯、李双龙“大地震报道中记者心理健康问题初步研究”《新闻记者》2009年1月,p50。

[2]Park, C.L., & Folkman, S. (1997):M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stress and coping.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2), 115-144.

[3]Bonanno, G. A., & Kaltman, S. (1999).Toward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on beveave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6), 760-776.

[4]李双龙《汶川地震中现场新闻记者心理调适调查》,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2008年8月

[5]Ballew-Gonzales, C. (2002).Trauma: Journalists counseling journalist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40(5), 9.

[6]Jan Maxon (2000). Training journalism students to deal with trauma.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5(1), 79-86.

参考文献:

[1]Ballew-Gonzales, C.(2002).Trauma: Journalists counseling journalists,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Bonanno,G.A.,& Kaltman,S.(1999).Toward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on beveavement,Psychological Bulletin.

[3]Brown, C., & O’Brian, K. M. (1998). Understanding stress and burnout in shelter workers,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Fredrickson, B. L., Tugade, M. M., Waugh, C. E., & Larkin, G. R. (2003).What good are positive emotions in crisis? A prospective study of resilience and emotions follow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on September 11th 2001,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Ingledew, D. K., & Hardy, L. (1997). Do resources bolster coping and does coping buffer stress?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with longitudinal aspect and control for negative affectivity,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6]Jan Maxon (2000). Training journalism students to deal with trauma,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Kohler, J. M., & Munz, D. C. (2006).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Stress Interventions: An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pproach,Consulting Psychology Jour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8]Park, C. L., & Folkman, S. (1997):M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stress and coping,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9]《新闻记者》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出版,2009年1月。

[10]《汶川地震中现场新闻记者心理调适调查》,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