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海遐思录(之十七)

[摘要]从莫斯科电影节的评奖情况，可以看到各国评委注重所评影片是否反映了各该国严酷的社会真实而在艺术上又有新意，但也不排除某些偶然因素会影响评审的最后结果，前苏联电影尤其是其战争题材影片创作的发展过程，有不少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关键词] 莫斯科电影节 前苏联电影 战争片 经验教训

1961年，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陈荒煤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了当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该届电影节将一部反斯大林的影片《晴朗的天空》评为大奖，引起我代表团的“抗议”并愤而退席。那时候，随着苏联撤退全部援华专家及我国“九评”文章的发表，中苏论战已在进行，不过彼此还没有完全撕破脸皮而已。而这届电影节偏偏触及对斯大林的评价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我方的“抗议”和“退席”当在情理之中。从那以后，中苏关系从争吵发展到敌对，我们这些年纪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天以示“恭送”1969年因边界纠纷发生了珍宝岛的武装冲突，苏联方面甚至企图动用导弹摧毁我们的原子弹发射基地。此后，敌对气氛略有缓和，转入了彼此冷淡相处的时期，一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两国关系才有所升温。期间，虽然我国在1980年派遣体育代表团参加了莫斯科奥运会，两国间关系仍是时冷时热。

1987年7月，我为什么会受到苏方邀请，作为中国评委参加第十五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长故事片评委会(亦即所谓“大评委”)的评选工作，我自己也不太搞得明白。可能因为苏联艺术界知道我曾系统地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文章，在电影理论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吧。参加“大评委”的12人，几乎都是东西方国家著名导演、编剧和演员，而我，据电影节专刊给我安上的头衔，是作为唯一的“艺术学家”身份参加的。此时中苏关系正处于“乍暖还寒”时节，我想苏方的盛情邀请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当时正处于戈尔巴乔夫提倡“改革与新思维”的时期，电影节的规模比历届都大，美国就派来了由众多影星、导演、制片人、影评家、影片发行商等13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作为“回报”，苏方邀请美国著名影星罗伯特，德尼罗担任一向只由苏联人担任的“大评委”主席。德尼罗既是美国“方法派”的主要成员，又是《美国往事》、《猎鹿人》、《不可饶恕》等名片的主角，我对他的艺术生涯较为熟悉。当时他带了他的两个女儿前来莫斯科，在莫斯科饭店里恰好与我相邻。所以我们除了在评委会上经常相见外，会下也有较多接触。

应邀出席这届电影节的，有各国文艺界、电影界的许多名人，魔幻现实主义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来了。电影节一改过去“全面照顾”的方针(过去长故事片设三个大奖，苏联、东欧和西方国家均须各占一个)，只设一个大奖，且12人评委会中，苏联评委只占两人。来自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评委分别占6人和2人。我国参赛的影片是《珍珍发屋》，可能是考虑到苏联当时也在进行改革，此片的题材有可能引起苏联人的共鸣。在电影局的一次预备会上我曾提出，这样一种小题材已不能适应当前世界电影的潮流，人们普遍希望能看到反映各该国严酷的社会真实又有艺术新意的作品，《芙蓉镇》应是参赛的最佳选择。我的建议当然不被采纳，因为有关方面此时还在组织人力批判《芙蓉镇》哩。果然不出所料，《珍》片在评委会上受到了很大的冷遇。评审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若干轮看片，海轮过后评委们聚会，每人可选3部影片，如该片提名及附议者不足评委的半数，即自动淘汰。第二阶段，经过几轮看片，筛选出六七部影片，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作出决选。《珍》在第一轮投票中即遭淘汰，德尼罗曾寄予厚望的美国越战片《石头花园》《科波拉执导》也同此命运。参赛影片中最受重视的是意大利的《采访》、波兰的《年度人物》、苏联的《小听差》和瑞典的《毒如蛇蝎》、费里尼执导的《采访》带有自传性质；描写电影从业人员在电视；中突的困难处境下仍执着于艺术追求，被评委们誉为“对电影工作者的一首赞歌”，终于荣获大奖。《年度人物》和《小听差》也因其较深刻的现实揭露意义和艺术表现上的若干创新而获特别奖。

参加了这次评选工作，我感到，评委们虽各有不同的思想观点和艺术趣味，但都很严肃认真，有些人(包括我本人)开始时固然为本国影片说几句好话，最终还是能以他们所献身的电影艺术为重，使意见趋于统一。费里尼的影片在艺术质量上其实与上述3部影片不相上下，它能荣膺桂冠，与费里尼的知名度较高也有一定关系，电影节的组织者当然希望在1963年授予费里尼的《八部半》大奖后的四分之一世纪，这位世界级电影大师能再度荣登他们的领奖台，从而给本届电影节增光。

此外，我也感到，国际电影节评奖与我们国内电影评奖有所不同。我参加过国内电影“金鸡奖”和电视“飞天奖”的评奖工作，浓厚的学术争鸣气氛是这些评奖的基本特色，而国际评奖似乎没有在讨论上花太多时间，评委们发言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很难畅所欲言，且来自不同国家的评委对所评审影片的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当前面临的问题等等未必都有深切了解，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偶然因素影响评选的最后结果。

在参加长故事片竞赛的27部影片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波兰、苏联、瑞典的4部影片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挪威的《土沥青》和丹麦的《早春》。我原来以为北欧这几个国家都以“福利国家”著称，不会存在多少社会问题。其实不然，这两部影片所展示的吸毒、等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与欧洲的那些非福利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科波拉的《石头花园》这部越战片让我大失所望，跟他执导的《现代启示录》有如天壤之别，主演过另一越战片《猎鹿人》的德尼罗，原先对于此片排在靠后一些才让评委们观看啧有烦言，最终不得不承认《石》片“质量平平”。德国评委(一位著名女影星)也对她的国家送来一部沉闷乏味的影片(片名忘了)参赛感到“难为情”，就像我本人对我们《珍珍发屋》参赛一样心里很不是滋味。至于那部由苏联资助阿富汗人拍摄的表现“英勇抗击”的影片，更是让我及其他评委看了一半就退席而去。一些没有参赛、在会外放映的影片，如意大利的《阳光下的撒旦》、《黑眼睛》，法国的《弗洛莱特的若望》、《甘泉马侬》，苏联的《被遗忘的长笛曲》等等，都因具有一定的艺术新意而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类影片有不少都收进我主编的《世界电影鉴赏辞典》。

电影节从7月6日开幕到7月17日闭幕。随后，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副主任柯西契科夫邀请我在莫斯科继续逗留两周，以参观访问苏联各有关电影机构。在各国评委中。我可能是唯一受此礼遇的人。我访问过的地方有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苏联电影研究所、苏联电影学院、苏联国家电影资料馆、莫斯 科电影制片厂等以及若干戏剧单位。

对苏联影协的访问，使我感到苏方确实想与我方加强联系。苏联影协第一书记克利莫夫原拟与我会见，但因电影节期间工作太累已外出休假，改由该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接待。我向他询及苏联电影改革的主要方向、影协与国家电影委员的分工情况，影协如何发挥作用、若干影片“开禁”的原因等问题，他均坦率地作了答复。并说，有些问题，我们两个国家有共同性，“您想必也能理解”。他提出，可通过双方使馆建立双方影协之间的直接联系；还说，在“外交的微笑”之后，“我们最好多做点实事”。

在苏联国家电影资料馆这个据称“全世界最大”的电影资料馆，馆长斯特洛契科夫向我介绍该馆情况(库存4万余部影片)，并请我看了包括《途中考验》的若干“开禁”影片。

在这些访问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苏联电影学院的访问。新任院长诺维科夫教授是著名的电影理论家，我早就拜读过他的一些论述西方哲学及美学与电影理论的关系的文章。这次会见中，我把拙著《电影学论稿》曾送他，他回赠新近出版的《从实证主义到直觉主义》一书。书中对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联系、自然主义与电影美学的关系等都有较深入的分析。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该院今后教学改革方向，准备采取如下措施：邀请电影研究所的几位专家前来授课，以加强电影学系；重新撰写苏联电影史教材；在理论教学方面，要加强与创作实际的联系。

对苏联电影研究所的访问，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曾与一些研究人员进行座谈，了解到他们当时正在酝酿编写8卷本《世界电影史》和3卷本《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史》，不知最后是否实现。两年后的1989年，我在香港电视上看到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残杀的镜头，紧接着其他东欧国家接连发生变故，苏联也解体了。他们留给我的印象都很敬业。这个研究所出了很多“白皮书”，都是研究人员的著作暂时无法正式出版而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苏联解体后，不知他们处境如何。

除电影机构外，我还访问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和艺术出版社。苏联艺术出版社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综合性艺术出版社，在我主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外编室期间，跟它就有过不少业务交往。我从那里获悉，他们在出版了《爱森斯坦文集》前6卷之后，正在进行第7、8两卷的编辑工作：我们翻译出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其实不是斯氏的全集而只是他的8卷本文集，据说，斯氏的全集如果收集齐全的话应该有十好几卷。随着苏联解体，不知道他们这些庞大而又深有意义的出版计划能否继续进行下去。

除了我个人的这些访问外，电影节组委会组织全体评委瞻仰了列宁遗体，电影节闭幕式在克里姆林官举行，我们入住的莫斯科饭店就在红场旁边，这些地方当然都去过了。组委会还安排评委们去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参观了一天。参观冬宫时我不禁回想起了影片《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的情景，参观卫国战争纪念馆时又使我联想至《列宁格勒交响曲》、《围困》等影片中所表现的列宁格勒遭德军围困时那些艰辛的日子。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连同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历史。我在莫斯科还拜访了曾在我国工作过的一些苏联专家，得悉他们当中某些人处境不是很好，有的还受到过歧视甚至迫害。我感到，在当时“改革”的形势下，经济问题似乎处理得不甚妥当。比如，卢布对美元的比价，官方汇率1卢布兑Q4至5美元，而在黑市上则1美元可兑换3.5卢布，相差近20倍之多。无怪乎在苏联解体前后，不少善于钻营的投机分子成了暴发户，却苦了普通老百姓。

21年前我在莫斯科所见所闻，参加电影节的活动，以及对各有关机构的访问，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我参加了莫斯科电影节后，只有4年时间，苏联就宣告解体，变成了“独联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消失。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西方学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我迄今尚未见到我国有关学者较具权威性的论述，不免引以为憾。记得“”末期，我在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监改”多年之后获得“解放”，受人民出版社委托与邵牧君合译了一本由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写的《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后以三联书店名义内部出版，译者署名“静海”)。据我记忆所及，这本书对苏联党内的权力斗争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当然也不乏西方记者的固有偏见。书中关于苏联“军工集团”的飞扬跋扈及其特权地位的叙述给我印象颇深。现在看来，由于僵硬的高度的计划经济，再加上冷战的需要过度重视军工生产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军工集团，使其在原苏联得以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忽视轻工业，造成苏联普通老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极度匮乏，引起他们的不满，导致原苏联领导层与苏联普通民众发生深刻矛盾，可说是后来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原因远不止这一个。在政治上党政不分，权利过于集中，忽视党内民主，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历届党的领导人兼职过多，如列宁身兼4职，斯大林身兼5职，到戈尔巴乔夭也是如此，党内民主大大削弱再加上等等：长期奉行的“大俄罗斯主义”造成的俄罗斯民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尖锐矛盾，至90年代后期不少原加盟共和国(多为少数民族)纷纷脱离“独联体”争取加入欧盟甚至于北约：集体农庄制度中对农民的个人利益不够重视而引发的农业生产滞后问题，可能都是导致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此外，还应该加上西方各国机构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做的大量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招降纳叛的工作。

我为什么要对这些纯属政治的问题发表这一番议论和感慨呢?因为要“回顾”苏联电影，就离不开苏联政治。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多半都对苏联怀有美好的感情和记忆，也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是在苏联文学和苏联电影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所写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可能是些“豪言壮语”，然而它曾经给那个年代的青年们多少激励和启迪啊。

我翻译过好几部苏联电影文学剧本，其中除《海之歌》外，《乡村女教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瓦尔瓦拉这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的一生经历，也是苏联前期社会生活的缩影。这位终身奉献于教育工作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妇女，为苏维埃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栋梁。卫国战争胜利后，当她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校友会上与她过去的学生们包括将军、科学院院士、工程师、大学教授以及普通劳动者相聚一堂时，观看此片的广大观众不能不跟她一起流下激动的热泪。这 部影片曾轰动我国各地城乡，尤其在中小学教师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当年我的儿子还只是个初中生，他就是在看了这部影片后，为瓦尔瓦拉这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的经历所感动，在投考高中时，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师范学院预科，毕业后毅然奔赴北京远郊区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苏联人曾称电影是“社会精神生活的睛雨表”。苏联各时期的电影的确证实了这句话的意蕴。在这篇随感式的短文里，当然不可能去回顾苏联电影的全部发展过程。我只想谈谈给我印象较深的某些时期和片种以及值得我们加以参考借鉴的某些经验教训。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苏联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高峰。爱森斯坦于1925年执导的《战舰波将金号》既是世界电影中最早的革命经典，又是苏联电影的奠基之作。1959年26个国家的129位电影史家和电影评论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聚会，评选“世界十大电影杰作”，《战舰波将金号》荣膺首位。来自东西方各国的思想观点很不相同的电影专家能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给予这部红色革命影片以最高的荣誉，可见其艺术震撼力与说服力。继此片之后，普多夫金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以及杜甫仁科创作的《土地》、《兵工厂》等影片同样取得甚高艺术成就。他们三人能成为苏联电影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进入30年代，《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带枪的人》、《我们来自喀琅施塔特》、《雅各夫・斯维尔德洛夫》、《波罗的海代表》、《马克辛三部曲》等等接踵出现，更使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达到鼎盛时期。顿斯依根据高尔基自传性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改编的同名影片，与普多夫金的《母亲》一样，堪称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典范。随后苏联电影中众多改编影片，诸如《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复活》、《战争与和平》、契诃夫短篇小说等，都继承了这种优良的改编传统，即既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又具有电影特有的艺术魅力。我常常回想起《童年》中那位慈祥的外婆对小阿廖沙(高尔基)谆谆教诲的情景，《在人间》中少年阿廖沙在窗子外面聆听地下革命组织聚会时朗诵普希金诗篇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以及《我的大学》中青年阿廖沙背负包袱到处游走、上他的“社会大学”的往事。曾在我国盛映不衰的美国金，维多的改编片《战争与和平》中着重描写娜塔莎的爱情线索，这与邦达尔楚克的同名改编片中恢宏的史诗规模相较之下，可以明显看出好莱坞与苏联电影在改编文学名著方面审美趣味及艺术追求之分野。

我想着重谈一下苏联战争片创作的经验教训及其可能给我们电影创作的某些启示。苏联战争片的题材主要包括俄罗斯历史上的卫国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这两个部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表现的13世纪抵抗瑞典入侵的战争以及《库图索夫》、《苏沃洛夫》等片所表现的抵抗拿破仑入侵的战争，这些影片摄制年份或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前夕，或在卫国战争期间，其“以古喻今”的警示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但在我看来，其宣教意味也同样明显，艺术说服力似有些欠缺。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拍摄的许多影片，如《她在保卫祖国》、《区委书记》、《虹》、《丹娘》等，反映了苏联普通人民抵抗纳粹军队的英勇斗争，与当时许多作家上前线拍摄的纪录片交相辉映，组成了全民奋起抗敌卫国的广阔而又真实的历史画廊。战后不久陆续出现的《普通一兵》、《真正的人》(《无脚飞将军》)、《侦察员的功勋》、以及纪实性故事片《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同样朴实无华，很快就由我国长影厂前身东影厂译制出来，在全国解放前后广泛上映，使看腻了好莱坞电影的中国观众耳目为之一新，并对此后我国战争片创作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随着个人迷信的扩展，苏联电影创作也深受其害，从《伟大的转折》开始，到《攻克柏林》达到了高峰。这些影片片面强调斯大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的贡献，甚至不惜编造历史事实，让斯大林莅临柏林接受群众的欢呼。斯大林逝世后，出现了“解冻文学”。电影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50年代下半期至60年代初接连出现的《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伊凡的童年》、《临风而立》(旧译《七面风》)和《给初生者以和平》等7部战争题材影片，都是“解冻电影”的代表性作品。在“”前及“”初期的“反修学习”中，这些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在文艺界内部广为放映，一直到“”结束后许多年，尤其是出版社出版了彻底否定“”十讲后才得以“”。

关于肖洛霍夫及其小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多年前我国文学界已作了大量精辟的论述。也针对“左”的评论做了不少拨乱返正的工作。需要补充的是：根据肖洛霍夫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一个人的遭遇》，乃是苏联五十年代战争片创作的高峰，正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七十年代同类题材影片的巅峰之作。《士兵之歌》和《晴朗的天空》这两部影片，因为始终还没有在我国公开放映，广大观众可能不大熟悉。但我可以提供一些“内部”观众反应的有趣事例。当《士兵之歌》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时，学生们看到主人公阿辽莎在从前线回去看望母亲的一路上做尽好事时，不禁惊呼起来：“这可不就是苏联的雷锋吗!”这位阿辽莎因为做好事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只来得及跟母亲匆匆一面就重返前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一《晴朗的天空》写的是一个飞行员英勇参战被俘，回到祖国后又在政治上受到百般猜疑，然而他终于经受了考验，一直到“冰河解冻”、“天空放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蒙受过多少“冤、假、错”案不白之冤的中国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这种肃反扩大化的余波是体会颇深的。

不少事，事后回想起来往往觉得好笑。战争中总是要死人，人的尊严本来应受到尊重。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可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你要去表现这些，就是“犯禁”。像在《一个人的遭遇》里的主人公索科洛夫，居然表现他一家全都死光，最后不得不跟一个从路上捡来的孤儿相体为命，这还了得，这岂不是“给革命战争抹黑”吗!按照“左”的思想逻辑，写战争就应该写“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前些年就连《今夜星光灿烂》也都没能逃过挨批的命运，据说是，死的人太多了，怎么能让那五位年轻战士都牺牲啊!，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电视台播映后受到了我国广大观众的普遍赞扬。我们的总政歌舞团还把同名歌剧搬上了舞台。大家都能理解，正是由于包括那五位女兵在内的苏联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才换来了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

从《一个人的遭遇》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苏联这些战争片的创作经验可以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很不少。我这里提出几点不很成熟的想法，供有关方面参考。

首先，就是他们不回避严酷的真实。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2500万人，几乎家家都死了人。在教条主义和“无冲突论”盛行的战后初期，把战争表现为“盛大的节日”，永远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固然也不乏用一些“局部的失利”和“有限的牺牲”来作为点缀)，在当时苏联影片创作中除了上述若干优秀影片外可说是司空见惯。这不能不引起广大电影观众的极大厌恶，因为这种被称为“廉价的乐观主义”的表现既严重违反了历史真实，更不符合普通老百姓的欣赏需要。人们希望从影片中看到昔日战争的真实，哪怕这种真实有多么严酷，而决不是根本不存在的什么快快活活的“节日”。《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等影片上映后，之所以能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中间受到广泛赞誉，就由于它们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反映了这场战争的某些真实的侧面。

与此相联系，还有个“战壕的真实”。卫国战争是一场全民战争，统帅的作用自然不能低估。但若不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的英勇战斗，流血牺牲，要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希特勒军队简直无法设想。所以，只表现“司令部的真实”而不表现“战壕的真实”，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战争的实际进程。前面提到的那七部影片也可以说是对前一段时期只热衷于表现“司令部的真实”的一种逆反。像《伟大的转折》、《攻克柏林》等虽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但它们从总体上说毕竟是属于今人迷信的产物。令人高兴的是，前些年我们还仅播映了《岸》、《小亚历山大》、《战地浪漫曲》等较新的影片。我们知道，从《伟大的转折》和《攻克柏林》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战地浪漫曲》，这在苏联战争片创作中是个漫长的过程。这标志着他们的创作思想首先是指导思想的巨大变化。

话说回来。《一个人的遭遇》等影片过去遭到批判，其原因是“调子低沉”，“散布对战争的恐惧心理”，“搞和平主义”，等等。我想，今天我们大多数搞文艺创作的人员大概不会幼稚到看不清一部作品的主要倾向，而把诸如《静静的顿河》中对格里高里，麦列霍夫的悲剧命运的描写。看成是“为反革命唱赞歌”之类。我们大概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遭遇》里索科洛夫去啃了那个为其当吉普车司机的德军胖少校扔过来的鸡腿，而看不到他以连喝三大杯烈酒斗倒那帮杀人魔王，最后还把那个胖少校绑回到苏军阵地的真正俄罗斯人的坚毅不拔的精神。至于所谓的“搞和平主义”，我倒是相信肖洛霍夫在小说和影片结尾所说的，当战争再次来临，这个索科洛夫一定会英勇地站出来为祖国而战。艺术要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来自生活真实。不真实，一切全都完了，作者再有多么好的“理想”，也不能让观众信服。这也许就是苏联那些优秀战争影片所给于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我国军事题材影片和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有过光辉的历史。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等佳片，至今让人难以忘怀。某些影片中虽然有些隐约的爱情线索因不合我国“国情”而无法表现，但在其总体上仍具有抒情意味。令人引以为憾的是，此后一段时期，时代向前发展了，我们的军事片和战争片创作似乎没有多大的发展。在23年前的1985年，我曾给《八一电影》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竟拿不出几部像样的大型影片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而颇有感慨。好在事隔数年之后，八一厂先后推出了堪与苏联那些优秀战争片相媲美的“大决战”三部曲。到了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初，我们甚至有了表现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影片《红樱桃》和根据同名影片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既表明了我们这类题材影片创作的某些进展，又反映了我们视野有所开拓。

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伟大的转折》、《攻克柏林》等影片的创作模式仍在对我们某些创作人员起影响作用。问题不在于不可以表现“司令部的真实”，像他们后来拍摄的《解放》、《围困》等优秀史诗片不是都大量表现斯大林、朱可夫等统帅在战争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吗?问题在于不能总是表现统帅“料事如神”，把人“神化”，使得观众看了之后发出如此这般的议论：既然那么“神”，为什么希特勒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为什么苏联人民遭受了如此惨重的牺牲呢?同样，当我看到我们的一些影片里某位司令员或参谋长说“你看，敌军的X长(甚至于)是受我们指挥的”或者“他们是按我们的作战计划行事的”，我作为观众就有上述类似的感受，心想还是少来一点这种“乐观主义”，让艺术逻辑本身发挥作用岂不更好?

作为观众，我绝不仅仅满足于看“战壕的真实”和“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而更希望看到那些伟大的战役，那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帅们的丰功伟绩在银幕上得以重现。同时，我希望我们的军事题材影片和战争题材影片具有自己浓郁的民族特色。别人的经验只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这其实也是一句老生常谈。不过，经常有人提醒提醒，似乎也不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