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中珠儿的模糊性

霍桑是美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在他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中，《红字》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随着它的出版，霍桑成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至今享有很高的声誉。《红字》作品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模糊性。模糊性是霍桑运用的最娴熟、最成功的艺术手法之一，它贯穿在《红字》始终，遍及人物描写和不同场景设置的方方面面。其中霍桑着力刻画的小主人公珠儿角色，尤其表现了模糊性这一突出特征。

活的红字――野玫瑰孕育美好

在小说第一章《监狱》和第二章《市场》中，霍桑描述犯通奸罪的海斯特抱着私生女珠儿迈出监狱大门走向市场，当她环视着四周时，发现镇子里那些熟悉的人和街坊邻居正在围观她、议论她。此时她把襁褓中的珠儿紧紧搂在自己的怀里似乎想遮盖住她通奸的耻辱标记，但是活生生的珠儿是海斯特通奸的产物，其实想掩盖的做法毫无意义，她就干脆袒露出胸前醒目的红字“A”，把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待着审判。

在场的人都在鄙视她，唯有监狱门旁边的野玫瑰盛开着，它似乎在倾听海斯特和小珠儿的痛苦，它也在预示着珠儿经历磨难后的美好。

眼前海斯特正在因犯罪而受惩罚，珠儿的身世注定要经历一些苦难。珠儿成了活的红字，她是罪恶和耻辱的标志。从此珠儿成了母亲海斯特的痛苦和拖累。

珠儿幼小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她母亲胸前的红字。在她不懂事的时候，她常常用自己的小手去抚摸母亲胸前那鲜红的字母，她却根本不知这红字是母亲感到耻辱的标志，它是母亲痛苦的根源。后来长大一点，嬉戏中的珠儿常把采来的鲜花投给自己的母亲，每一次鲜花都落在母亲胸前的红字上。

在森林中，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商议乘船逃离新英格兰，海斯特顿觉轻松快乐，她把衣服上的“红字”扔在枯叶堆上，呼唤站在远处的珠儿，但珠儿似乎被激怒了，小手指向母亲的胸部，就是不从清澈的小溪对面过来，于是海斯特再次拾起“红字”重新佩在胸前，她才平息下来。此时海斯特的欣喜消失得无影无踪。珠儿时刻提醒她过去的耻辱，折磨她的心灵。

如果珠儿没有出生，海斯特通奸的罪恶就不会暴露，海斯特也就不会成为一个被社会遗弃和受人歧视唾骂的女人，可能会过着另一种体面的生活，她就不会如此心灵负罪。

珠儿又是母亲海斯特的一种精神安慰。为珠儿海斯特身心遭受了太多痛苦，为了珠儿她放弃了名誉、尊严和生活。然而海斯特在世俗中被人抛弃、孤独无助的时候，正是可爱珠儿的亲情呼唤，才使她还留恋人世，给她活下去的勇气。无疑珠儿是上帝赐予她的宝物，珠儿是海斯特生命的希望，是她生命的全部。在社会边缘的小茅草屋她靠针线活寂寞孤独地艰难度日，很少与他人来往，母女相依为命。

事实上，珠儿的出现更是让丁梅斯代尔灵魂深处倍受煎熬。对她的生父丁梅斯代尔而言，珠儿既带有他的长相特征，也是他罪恶的象征，和他时刻想要掩饰的胸口“看不见的红字”一样，刺痛心灵，隐隐痛悔，心神不安。珠儿曾经很天真地问牧师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的手放在胸前比画着，就像在比画她母亲胸前的红字一样。她作为活的红字的象征就是在向世人诉说谁是她负罪的父母。

正是珠儿的一次次活现，促使丁梅斯代尔鼓足勇气摆脱虚伪，赎回了心灵的安宁。在海斯特和珠儿的帮助下，丁梅斯代尔最终登上绞刑架台，在众人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珠儿吻了他，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承认了自己是珠儿的亲生父亲。

至此珠儿的象征意义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耻辱罪恶的标志，而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女孩。从一个受社会歧视的孩子变成了有归宿的生命――她是自由美好的生命。印证了霍桑野玫瑰盛开的美好寓意。

从清教的小叛逆者到森林中花草小动物的至善朋友

珠儿被当时的社会认定为罪恶的象征，她和当时社会中正常小孩子的境况完全不同。她生下来就受到大人和小孩们的歧视、唾骂和人身攻击，无情地被人类和社会遗弃。从小时记事起，人类和社会带给她记忆中的一切都是冷漠和蔑视，她自然对母亲以外的世界产生敌意和反抗。

珠儿自然厌恶整日里碰面辱骂她们的那些小清教徒，对那些侮辱她母亲的小清教徒她毫不惧怕，她会捡起石子向他们投去，并连续发出尖声怪叫，发泄内心的愤怒，连母亲海斯特都吓得浑身发抖。

她不承认天父的存在，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毫不掩饰地流露自己的感情，是个不守清教规矩的小叛逆者。有人问她从哪来，她说是妈妈从监狱门旁边的野玫瑰丛中捡来的，珠儿生来就这样狂野、任性，她这种本性的表现使得母亲海斯特常常为此担忧。

然而海斯特常常身着粗布旧衣，却把珠儿打扮得别样美丽――用鲜红的天鹅绒裁剪的束腰裙衫，用金丝线在上面绣满新奇多彩的花样，这鲜艳的服饰本身同样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叛意识，她本能地厌恶和反抗着当时的社会。

珠儿的任性和反抗性，折射出了海斯特被清教徒法律压抑着的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一面性格，也暗示出霍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嘲讽。霍桑的思想是矛盾的，对人物和场景的寓意是深刻含混的。

珠儿是霍桑笔下最不可思议的人物。珠儿是“活的红字”，但作为现实的个体，她是纯洁、美好和自由的象征，蕴涵着人性中的善良。在她那看似稚嫩的言行中，潜藏着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

由于随母亲被驱逐居住在社会边缘的小茅草屋，生活靠近大森林。珠儿没有受到陈腐的清教礼仪的束缚，其自然人性一尘不染，她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

在《红字》中，森林一方面是隐藏邪恶的栖息地，据说教唆人堕落犯罪的黑衣人常出没在森林深处；另一方面森林也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生命依偎的美好乐园。珠儿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她的快乐在大自然中。

珠儿热爱大自然，森林是她无尽的乐园。她爱花，爱草，爱溪水，爱自然中的生灵万物，当她回到大森林的怀抱，阳光追逐着她，小动物热情欢迎她、簇拥着她。她可以尽情地吵闹、嬉戏和大笑，像一只快乐可爱的小精灵，陶醉其中。她喜欢和映在水中自己的倒影嬉戏，招呼那影像出来玩……她用桦树皮做了许多小船，在上面装好蜗牛壳，让它们漂向大海……自然赋予了她生命，她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她成了森林中花草、动物的至善朋友。

霍桑对小主人公珠儿的喜爱，在《红字》字里行间的描述中由暗到明凸显出来。从小说的第一章就借助监狱门旁边盛开的野玫瑰埋下希望的种子，渐渐随岁月的流逝，美好的一切清晰显露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充分体现了霍桑对当时阴暗沉郁的清教社会的厌倦。

霍桑在小主人公珠儿身上融入了对红字的全部诠释，寄托着他对美好、自由的渴望。在小说的结尾，霍桑有意为珠儿安排了一个美好的结局。珠儿继承了齐灵渥斯的大笔遗产，长大成人后，嫁给了一位欧洲贵族，过上了幸福生活。正如海斯特从“通奸”(adultery)向“天使”(angel)的转变一样，珠儿也由罪恶标志变为幸福美好的象征。

霍桑的思想和艺术充满了多样性和矛盾性，因为霍桑是模糊的。他的祖先是清教徒曾迫害过异教徒犯过罪。他的思想深受清教影响，他心理上有一种负罪感。他相信人都是有罪的，无论谁犯了罪，都会最终以这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偿还罪业。当时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盛行，也影响着作者霍桑，使他向往人性的自由和美好，厌恶清教社会的虚伪。这种矛盾的思想反映在作品中，往往人物和场景的描写都具有两面性、多义性，也就是模糊性。《红字》的模糊性特色显示了霍桑的创作才华，他对模糊性这一艺术手法的运用，对以后美国作家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姚乃强：《红字（全译本）》，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2.潘志明：《含混：〈红字〉的内在叙事策略》，《外国文学》，2007（2）。

3.李金玲、赵凤舞：《论〈红字〉中主人公姓名的象征意义》，《科技信息》，2007（5）。

4.田俊武：《霍桑〈红字〉中的人名寓意研究》，《外国文学研究》，1999（3）。

5.冯红丽、王德利：《简析霍桑〈红字〉中的珠儿》，《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9）。

（作者单位：王淑会，衡水学院外语系；杨粮称，衡水学院美术系；陈恒，衡水学院外语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