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遂宁吊打校长奇案

“校长的资格，第一是不讲气节。”“我先年当教习，也像你们这样讲气节，而今干了这种营生，说不得了，这个气，我受了即是。你们再不听，我就咒你，将来还是当校长下场！”

从众声喧嚷中找出真相，绝非易事，但若从中找出谎言，却轻而易举。当四川省视学李宗吾面对学生和教职员的吵嚷时，他心中已然判定，四面射向他的每个字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很多年后，当他回忆1921年围绕着这所学校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时，仍然对自己昔日的勇气和机智油然生出敬意，因为，当他踏入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学院的校门那一步开始，就已陷入对方的故布迷局当中。

校中雍雍肃肃照常上课的良好秩序，以及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轮番诉屈，都不过是一出早已编排好的大戏。这位李视学很快就发现自己已被这群演员集体绑架。究竟是加入到这场戏剧中与他们同声唱和，还是留在台下冷眼旁观事态究竟会发展到何种荒谬混乱的地步？

最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最高管理者，一校之长，究竟在哪儿？

校长

王校长在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会客厅的隔壁。由于刚被痛殴一顿，所以伤痕累累。当他听到会客厅里，他的熟人县知事沈兆祥向学生要求释放前来接事的自己时，试图呼救，但最终却没有喊出来，因为站在他旁边的学生，已经把手中的木棒高高举起来，威胁他说：“你喊！立刻把你打死！”

他只能听着隔壁屋子里，学生告诉沈知事：“校中并莫有新校长来，只是来了一个小偷儿，已经捉住，跟即与知事送来。”以及沈知事在学生的起哄声中狼狈出校的声音。随后是长时间的欢呼和一片寂静。

但这一切并没有维持太久，这天晚上，被捆成一团的王校长在惊恐中听到学生准备木棒、哑铃和枪械的声音，密谋讨论的声音更是彻夜未绝。

第二天早饭后，这些声音又被一阵从校外传来的更大的声音所取代——沈知事已经将昨日上午探访学校之事电呈上峰嘉陵道道尹黄肃方，这位黄道尹除了是遂宁县知事的上级，还是被学生关押的王校长的好友。在闻听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后，黄道尹急令沈知事带兵队入校解救王校长。王校长所听到的声音，正是兵队入校的声音。但学生早在前夜就侦知了道尹的命令，一夜的密谋和准备终于派上用场。声音变得嘈杂和暴力起来，木棒哑铃狠砸声，枪托还击声、喊杀声、倒地声和呼救声乱成一片。

就在这混乱声中，突然传出一声“提知事的枪”的高叫，短暂的争抢声过后，枪声乍起，随后是乒乒乓乓一片乱响和子弹射穿门板、打进墙壁的声音，还夹杂着中枪倒地者的一片哀嚎。

武力的强行介入将王校长置于更糟糕的境地。唯恐事态恶化的沈知事在闹出人命前急令退兵，唯一成果是为医院添了几十名伤员。见到同学受伤的学生则把所有愤怒都发泄到王校长身上——这位倒运的校长被取出来，又被打了第二次。他只听到学生用四川袍哥的黑话叫了声“拿来称起”，就被双手反剪在背上，吊了起来，接着是木棒哑铃的一顿狂殴——这在四川袍哥的黑话中被称为“打鸭儿浮水”。直到一位教职工求情，两天之内已两次遭殴的王校长才被放下，重行禁闭。

这天下午，王校长的厄运终于结束。在遂宁各机关法团的环请下，遂宁驻军范司令决定让军方介入。此时学生面临的已不再是县衙欺软怕硬的兵队，而是军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强大的武力威胁下，学生只得将王校长交出。

但随后，一封来自省三师的公函被送到范司令手中，公函中将一切都倒置过来，被学生殴打羁押的王校长成了早晨率领县衙兵队和学生交战的主使者，他之所以被关押在学校，是因为在早晨那场战斗中被学生“当场捕获”，如今将他交给范司令，是希望司令对他像战犯一样“从严惩办”。

接着，学生又用从王校长身上搜出的私章，替他撰写了一封通电发往全省，声称早上发生的学兵冲突都是沈知事“积恨学生，率队到校，枪伤多人”，因此王校长“发出此电，用免牵累”，把所用罪责都推到沈知事头上，同时又证明了学生的无辜。

学生的最后一招，是趁着早上冲突之际扣下了一名邬姓教员，强迫他写下电文，以旁观者的公正口吻，为学生申辩，称“王校长如何卑污，黄道尹如何违法，沈知事如何蛮横，学生如何受屈，我辈旁观者清，几难坐视，特将真相陈明，以彰公道”，然后以教职员的名义发出。

王校长就这样，不仅从拘禁室中的囚徒变为战场上的俘虏，更由受害者成了施害者。学生更将这些文件印刷到处散发，派出代表分赴成都、重庆上控，光荣地展示他们所受的卑屈和伤害，将自己装扮成受尽黑暗当局欺压的弱者。向来对血泪有着敏感嗅觉的舆论也不吝一掬同情热泪，慷慨地让出大量篇幅，成为学生痛诉自己深受压迫的疾呼喉舌。

在舆论的影响下，整个事情已经被完全颠倒过来——四川省议会提出议案，要求弹劾命令县知事血腥弹压学生的黄道尹；京沪四川同乡会，更发来电文，要求黄道尹将沈知事和王校长送交法庭惩办，不然就要“将罪状宣布于全国”。

在1919年“”之后，几乎没有人敢怀疑这些看来无权无势的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是空穴来风，甚至是弥天大谎。任何一场学生运动都不容置疑的是倍受压迫的弱者发出的正义呼声。

真相

省视学李宗吾是在到达遂宁很久之后才得知上述真相的。在此之前，他唯一能够得到的，就是学生散发传单和伪造通电中的“真相”。但这个善疑之人从不曾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声称的“真相”，除非他是亲眼所见，并且在他精明机警的大脑中沉淀思索一番，才会判辨。在真伪确定之前，他则宁可相信众人皆在说谎。

李宗吾并非天然的狐疑者，但他既生于以混乱著称的四川，又生逢乱世，就不得不处处以狐疑处之。自1900年庚子国变以来，国家日蹙，号令不行，僻处一隅的四川很快就尝到了处于权力真空地带的甜头。袍哥，这一长期以来游离于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秘密组织，在此时大显神威，以清朝命祚将终，明朝复辟为名四处倡乱，更有绿林土匪不时侵扰，四下劫掠。只消翻看此时四川报刊，就会发现，连篇累牍皆是朝廷缉拿乱党和土匪烧杀抢掠的报道。

这种时而隐蔽，时而乍张的暴戾之气，自晚清以来，在四川整整淤积了数十年之久，直到1911年的革命终于找到了适合的爆发口。袍哥会党的起事使四川革命成了一场血写的闹剧——这是一个由前明衣冠、土枪钢刀、金牙怀表和草鞋飘布组成的怪异世界，就连砍人都砍得有声有色。

李宗吾见证了整场革命的每一个细节。1911年11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但仅仅过了16天，起事的袍哥会党就因革命果实分配不均而在成都火并。李宗吾的同窗好友杨莘友恰任成都巡警总监，他的处理方式简单而直接——作乱分子的唯一下场就是当街正法，一张连书“杀！杀！杀！”字样的告示被贴了出来，向任何敢挑战革命秩序和权威的人发出通杀令。多年以后，人们谈起这张告示，还会把它与三百年前张献忠屠杀全川的“七杀碑”相提并论。李宗吾的至交好友，任蜀军政府都督的张列五则是一个满怀革命激情的乐观主义者，他曾饶有兴致地向李宗吾讲述杀头时如何做才能让脑袋被砍下来时能接在自己的手里，这位革命者还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而不断进行练习。但张列五的最终结局是被袁世凯骗到北京枪决。后来，李宗吾从给张列五执刑的士兵那里听说，张死得相当从容：“视死如归，真是异人！”

在李宗吾看来，张列五是一名真正高尚之人，处事正道，温文尔雅，即使是被袁世凯逮捕鞫讯时，仍为他人辩护，自己扛下了所有罪名，凛然赴义。纵观和李宗吾一道参加革命的其他朋友，最终结局不是被逮就义，就是萧条而死。而自称“革命丑角”的李宗吾成了这群革命同道中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唯一孑遗。

在一个遵守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追寻真理和探寻真相都一样有性命之虞，李宗吾深知此点。尽管在他初到遂宁省三师时已经嗅出了很深的谎言味道，但他仍然不能立刻戳破这个谎言，不仅因为真相尚未明了，更因为他此时已经身陷罗网之中——他已被学生严密地监视看管起来。李宗吾每次请监学来讲话，同时必定会伴有两个教员。李宗吾最初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学校里的一切都已事先布置好，教职员为了怕人说私见李宗吾说出实情，所以干脆采取四人联保的避嫌之法。这些战战兢兢的人唯一能吐露的实情，就是学生草拟的公函电文中揭露的“真相”。李宗吾如果想要查得真相，就必须另寻他途。

一切的谜团，都聚焦在学生和县衙兵队冲突的那个早晨。而经历这个早晨的双方都各执一词——学生坚称是县知事的兵队开枪杀伤学生，学生并未吊打校长，经历冲突事件而被劾去职的沈知事，则告诉李宗吾县衙兵队受伤若干人，“学生只有一人是枪伤，余均是木器伤，乃是混打之际，学生开枪误伤自家人，队丁并未开枪”。当李宗吾诧异学生何来枪支时，沈知事告诉他有医院外国医生的伤单可以为证，伤单上证明造成伤害的是土炮，而县衙根本没有土炮。沈知事称他已经把伤单取来，带到重庆，准备与学校打官司。

伤单成为这场谜案的突破口。李宗吾和新任的县知事赵约定互相担保，以“排难解纷”为宗旨共同查案后，便一同赶往医院。但外国医生又给出了与前任沈知事完全不同的说法“学生，队丁抬来医者若干，均木器伤，轻重不一，唯一学生，脚杆上受子弹擦伤。”当李宗吾问及为何伤单上填写是土炮所伤时，医生告诉他“并无其事”，而前任沈知事和县衙都从未派人取过伤单，可见，说谎的不只是学生，连本是谎言受害者的沈知事也同样在用谎言反击谎言，只有这张验伤的单据作为案件的第三者不会说谎。

这唯一的真相成为李宗吾探查这桩奇案的切口，然而到第二天，当李宗吾被学生请去讲堂询问查案情况时，却又再次身遭险境。学生要求李宗吾日后需将回复呈文交由学生看过，方能缮发。但李以查案者对调查过程拥有完全为由拒绝了。学生纷纷站起，一片哗然，喊道：“那不行，那不行！”火药味已经甚嚣尘上，吊打校长奇案即将在李宗吾面前重演，只不过这次被“拿来称起”的将是这位省视学大人。

李宗吾的故作镇静在最后一刻拯救了他，他先不慌不忙地示意学生“权且坐下”，接着对全体学生发表了一通措辞审慎的演说，为了不让学生抓住群起暴动的把柄，李刻意顺着学生将王校长称为王某：

“此案有两个要点：（一）你们说知事开枪，知事说你们开枪。（二）王某说你们打了他，你们说没有打他。只要这两点查明，全案就算解决，其他皆是闲话，可以不管。”当李宗吾将所有问题都化约为这两点后，学生的全部注意力也就被李宗吾带入了他的逻辑中。

无论是不是为了讨好学生，李宗吾都隐瞒了他确信学生殴打王校长的事实，而称其“尚未定案”，却大讲特讲外国医生伤单的证据和校门上那个子弹孔是“外面入口小，内面出口大，足见队丁向击。”甚至还拉来赵知事证明他确实和学生站在同一立场上。在最后，李宗吾又对学生打起了官腔，告诉学生他现在是唯一一个可以维护学生利益之人，他已“同赵知事既抱定‘排难解纷’的宗旨而来，除了我二人，恐怕别人解决不了，你们总是安心上课，听候办理就是了。”

以恰当的方式说出真相的结果，使学生开始与李宗吾亲善起来，并且向他道歉。李宗吾表面虽然坦然无事，骨子里却时时戒备，“深怕学生跑来打他”，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心生忐忑。一天晚上，李宗吾业已睡下，忽然有人叩门。“我是学生！”和急促的敲门声都使李宗吾深信“完了！来打我了！”但开门后只有两名学生，深夜叩门的原因也只是因为其中一人欠了另一人赌资，又约期不还，被欠者心生恼怒，扣下了对方被子，请李宗吾来裁判。

这个啼笑皆非的答案反而使李宗吾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最令他意外和安心的则是这两名学生向他请求时，称：“校中无有校长，先生也当如我们的校长”——学生已经将信任无条件交到这位对学生满心戒备的李视学手中。李宗吾也竭力克制自己的恐惧表现出待人以诚的样子。他以故作正经的戏谑告诉教职员和学生“校长是很容易当的”。因为校长就是一个像阴沟一样无用和卑污的职业：

“校长的资格，第一是不讲气节。省立学校的校长，我也当过，上课有教员，排功课有教务，管理有监学，银钱有庶务，办公文有文牍，其他杂务书记，莫不有人，校长可一事不管，朝日睡觉，月支百元。”

那么校长究竟是拿来干什么的呢？李宗吾给出的答案是，校长“是拿来受气的。”

“教员教错了怪校长，功课排错了怪校长，学生不守规则怪校长，以及账目有错，公文上有错，厨房伙食不好，甚至地下未扫干净，无一不怪校长。校长月支百元，是请他来受气的。教职员有气，学生有气，甚至杂役都有气，这些气都要从校长这个地方出去，等于泄水的阴沟，如果校长也讲起气节来，那就糟了。我当校长，每逢教职员发生事故，我即说道：‘各位先生不要闹，我是不讲气节的，我来与你陪个礼，我先年当教习，也像你们这样讲气节，而今干了这种营生，说不得了，这个气，我受了即是。你们再不听，我就咒你，将来还是当校长下场！’”

几乎没有人听出李宗吾的弦外之音，大多数人都为李宗吾对校长的戏谑乐不可支。但很少有人会探知这位厚黑教主深厚幽暗的内心——那种被调笑和机智掩饰的恐惧，正是这一点恐惧，使他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暴力的世界中得以保全首领。尽管他已经取得了全校师生的信任，但他心中明明白白地知道，这群学生不过是被教唆起来的工具，而布下一切迷局的元凶，尚躲在幕后，相时而动。

某甲

在李宗吾后来的回忆中，这位被隐去姓名，称为“某甲”之人的形象，是一点点被逐渐描摹清晰的。李宗吾初到校时，这位某甲混在其他前来诉冤的教职员工之中，并不特立独行，只是他的冤情似乎比其他人更为不幸一些，而且这个人似乎比其他人知道更多隐情，因为，他曾是王校长之前的校长，就让某甲自己来讲述他的不幸遭遇：

“我当此校校长时，有同学（某乙）穷途流落，他来见我，身上只穿单衣一件，我即留他作教务，他办事也很认真，他要嫁女，我借钱给他，并聘他的女婿作教员，荐他的女儿任遂宁女校校长，又聘他的儿子来校做事，我之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后来川省，军界某公之重庆，由遂宁经过，我的那位同学即竭力钻营，某公遂委他做校长，来接我的事，我不交，他又串通一些兵来，把我弄去看管，甚至殴辱我，力逼我把事交了。学生不知他的作为，驱他出校，才生出种种风潮。”

这个以怨报德的故事诚然是真相，但却是经过精心裁剪的部分真相，更大的内幕仍藏在水下。按照李宗吾事后的记述，某乙以钻营殴辱的手段迫使某甲去位，自己取而代之后，又聘请了一位某丙为教务。但某丙同样窥伺校长宝座。这位某丙并没有采用某乙上下钻营的手段，而是发动学生造反，利用学生力量驱逐某乙。当某丙终于坐上校长大位后，又聘用被某乙赶走的某甲为教务。

敌人的敌人成了朋友，当然更要党同伐异对付共同的敌人。当学生殴打王校长的事发生之后，某甲指使学生借口伙食费不清，到某乙家肆闹，并将某乙幼子捉交县衙管押。当某乙的女儿最终难以忍受学生反复寻衅决定乘船回乡时，某甲更让学生以乙女携有校中器物为名，上船倾箱倒箧，百般侮辱——夺权后对前任的污名化和迫害已到了叹为观止的地步。

从某种角度上看，甲、乙、丙的冲突共同构成了一部浓缩版的近代中国革命史，从某乙的“宫廷”开始，到某丙的“造反革命”，再到某甲的“光复反攻”——发生在遂宁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这场校长大位角逐战可谓民初乱象的投影。

这场校园大战的高潮时刻恰好与发生在四川的另一件大事相合——就在甲、乙、丙连台大战上演的时候，一场真枪实弹的内战正以四川为舞台激烈进行，南方孙命政府麾下的四川军事实力派熊克武，借护法运动为名一面反对北京政府的势力渗透，一面将四川建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但孙文的忠实追随者，南方革命政府任命的四川省长杨庶堪则一直担心熊克武坐大，暗中联合与熊不合的川军反对派吕超和滇、黔军势力，准备驱逐熊克武取而代之。但熊克武又拉拢了另一个盟友，川中实力派刘湘进行反击。一场旷日持久的四川内战由此展开。杨、吕和滇、黔军联盟最终败给熊、刘联军，杨庶堪被迫宣布辞去四川省长职位。在逼走了杨庶堪以后，熊、刘之间又为争夺四川的统治权展开大战。

当某丙取某乙代之之时，恰在四川省长杨庶堪宣布下野之日。遂宁省三师作为省立学校，其校长的委任必须经过省级批准，但此时四川省的行政机构已经因杨庶堪的去职而群龙无首。所以县知事只能暂时委任某丙为校长维持现状，再向重庆那个残缺不全的省部呈报审批。但就在此时，遂宁县知事的上级，嘉陵道尹又突然委派王某为校长前来接事。两名校长见面，各自拿出证明自己合法的委任状进行对质，某丙自然不愿将已经到手的“革命果实”拱手让人，王校长只得通过黄道尹给遂宁县知事施加压力，迫使某丙交出校长权力。

这种倾轧冲突的混乱局面造就了李宗吾这样慎微机警之人，但也为诡谲之徒提供了翻云覆雨的舞台。某甲，这位前校长和现任的教务开始大施拳脚。校中纷传王校长将聘任某乙为教务——果报似乎将再度降临，担心某乙反攻倒算的学生在某甲“你们一入校，即抓住王某打，打死了，有我负责”的煽动下，闯入学校办公室，将王校长痛殴一顿，王校长带来的司事被从茅房里拖出来“捆着打，围着吐口水，周身痰涎，吊起尺多长”。遂宁县城的居民，则被这群愤怒的学生吓得户户关门，以为是土匪到来。

学生与匪徒之间的界限就在某甲的数言之下消解，即使是李宗吾这样自视甚高的“厚黑教主”，也不得不语带醋意地称赞某甲“真是磐磐大才”，“任何事，他立即有办法，撰拟文电，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把鸦片烟盘子携起，学生聚在床前，说说笑笑，要发文电，睡在烟盘侧边，一面念，学生一面写”。最令李宗吾惊讶的是，此君更对学生倡言：

“当今之世，读书何用？事情闹滥了，我帮你们各人买一杆枪，去办招安军。”

此言并非虚语，当李宗吾来到潼南时，听到那里的人正在谈论遂宁某学校的人正和当地军队交涉购买军火事宜。毫无疑问，这个“磐磐大才”的某甲就是这起吊打校长奇案的真正主使，但直到数年之后，风平浪静多时，当李宗吾拈起笔来撰写这件奇案时，仍然对某甲的真实姓名讳莫如深。

李宗吾绝不是那种舍生取义的人物，真相需要说出，但必须以恰当的方式。这个“革命丑角”已多次感受子弹钢刀擦颈而过的危险。生遭如此乱世，他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有一根木棒、一副哑铃或是一顿拳脚，是命中注定要落到他身上的。

结案

四年后，1925年，腊月二十九，深夜。当身为主考官的李宗吾在叙府联立中学被一群考砸了的学生安安静静地棍棒齐下，打得不敢出声时，他也许想起四年前，同样是一个冬天，他将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吊打校长奇案的调查书呈递政务处长时的情景。

在这封调查书中，李宗吾竭尽全力安抚各方，以防止任何一方对他暗加棍棒。他刻意淡化了学生吊打校长和伪造文电的事实，尽管他点出主使之人是某甲：“校中一再殴辱校长，历询诸人，佥谓某甲主使，所有虚构事实，及伪造文电，皆其所为”，但因“学生尚未出头证明”，所以“是否不虚，尚难确定”。而所谓县衙兵队对学生开枪一事，虽然“是实”，但“一枪打得甚高，从校门上穿过；一枪甚低，从学生膝下擦过”，所以只是“队丁开枪恐吓”，自然也无从深究。整篇报告没有提到一个确凿主使或是施害者的名字。这桩奇案以如此方式得以解决，实在出乎任何一个人的意料，但却在李宗吾的情理之中。他已经竭力保护了每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保护了他自己不致成为任何一方的怨府。

但这一切仅仅过了四年，李宗吾就因维护考试制度遭到一群学生痛殴。当这顿注定的痛殴终于不期而至时，反而使他确定自己已了无挂碍，躲无可躲之时不妨坦然面对到来的灾难。当1928年成都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杨廷铨被学生打死倒插在井里的惨变消息传来时，他可以很坦然地谈论此事，并且为自己逃脱一死而心存庆幸。

作为对这个荒唐世道的一个庄严的讽刺，李宗吾在他的《吊打校长奇案》最后引用了他那位慷慨赴死的挚友张列五对使用权术的评论：

“有时正路走不通，也可略用权术，但有个界限。事后公开出来，大家都认为该用，甚至受我权术者，也认为该用，这种权术就用得，如或公开不得，就宁可失败，不可使用。”

宁可失败吗？

图：

1. 一份民国手绘的潼川府地图，发生吊打校长事件的遂宁县正是潼川府下的一个县城。

2. 展现一群士兵围坐一起吃饭的场景有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温馨的错觉，认为这些士兵与百姓无异，都有饱暖之需，当他们就像照片中的士兵斜靠长枪、填饱肚皮时，他们也是一群最简单不过的普通人。但实际上，吃饭，既是他们维持生命所需，也赋予了他们放下饭碗后拿起枪支准备开战的力量。西德尼·甘博拍摄这张照片时正处于四川内战的前夜，尽管照片上的吃饭的士兵平和如旁边站着的儿童，但很快，他们就将放下饭碗，拿起枪，成为一台战争机器。

负责调查遂宁吊打奇案的是大名鼎鼎的厚黑教主李宗吾，这是他所著《厚黑学》的书影。

民国《遂宁县志》上对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记载，只有短短数行，其课程除了包括国文、英文、数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历史、外国地理、物理、化学、科学概论、手工、音乐、图画等课程外，还包括簿记、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课程，从其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尽管处于兵荒马乱年代，当时的教育体系已经相当完备。

民国《遂宁县志》上对民国时期历任县知事的记载，可以看到，在民国十年（1921年）先后有两位县知事，第一位县知事沈兆翔正是因为吊打校长奇案而去职的县知事。

《走江湖问答》，民国时期抄本。自晚清以来，国势日蹙，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也日益弱化，辛亥革命即是这种地方控制力下降的结果，而四川的革命主力秘密会党，更藉此机会填补权力真空，成为支配四川的一股强大的秘密势力。

厚黑教主李宗吾《吊打校长奇案》一书书影，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版）成都出版。

黑白镜头下祥和、安谧的小村庄，西德尼·甘博拍摄的四川遂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谓西方人眼中中国式诗乡田园的典范，但拍摄这一照片的1917年，正是四川长达10年内战的开端，安宁而富有野趣的诗意田园很快就会被乱兵游匪所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