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名转义与翻译

摘 要：人名转义作为独立于其本身的一种修辞意义，因涉及了修辞格与意义的关系而微显不易。文章介绍了人名转义的内涵、形成条件及手段，并据此提供了相应的翻译方法。文章认为音译也是人名转义翻译的一种常用方法。

关键词：人名转义 修辞格 翻译 音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音译字选择和音译词规范研究”（11YJA740054）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人名转义的内涵

在翻译中，我们会发现并非所有人名都可以当成专有名词来看待。在当前译名统一的翻译背景之下，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对同一人名采取不同的译法，因为这个时候的人名已经具有了专有名词所不具有的语言意义。王德春先生把这一现象定义为专有名词的转义。他说：“专有名词在语言中产生了转义用法，即它表示的事物的某个特征，成为一种普遍意义。”[1]那么人名产生转义就是指人名代替了人名所表示的人物的某个特征成为了一种普遍意义。它的产生就是在思维的作用下，人们从与之相关的某一点或几点出发联想到对应的人名，并且在反复的使用过程中为人们所共同承认并形成一定的倾向性， 成为同一个语言集团成员的共识， 有些甚至成为不同语言集团成员的共识的过程。因而它的产生实质上就是词义的引申行为，而词义的引申又离不开修辞的影子，因而它既是语言经济型的体现也是语言婉约性的体现。不同于一般词义引申的在于它是一个从本身没有意义的专有名词向有意义的普通名词转化的过程。正如王德春所言：“当人名作为普通名词使用时，它的命名意义减弱，修辞转义成为独立的语义。”[1]根据“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2]人名从普通名词中分离出来， 再向普通名词转化的过程可图示为：

[Symbol][Concept the Referent][Symbol1][the Referent 1][Symbol 2][Concept 2 the Referent2]

图1

二、人名转义的形成条件及方式

（一）人名转义的形成条件

理论上来说人名都可以产生转义，但是在语言长河中存留下来的人名转义往往来自在人民群众中能够产生反响的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文学人物、显贵人物抑或卑物。高艳侠提到，在以固定了的人名为新的语言材料、利用借代的修辞手法完成的人名替代过程中“人名必须是大家都知晓的，而且具有公认的社会评价”。[3]在一定群体内的公认评价才能使这一群体的语言使用者理解人名替代背后的真正含义，达到交际顺畅的效果。王德春先生总结了人名形成转义的四个条件，依次为：所指称人物知名度高，人物的特征典型，对人名要着重渲染，广泛宣传和人名修辞用法的使用频率高。高知名度给语用双方提供共同的语用背景和交际前提，使修辞用法易于接受；典型特征使语用双方易于产生与特征相关的联想，理解修辞用法；着重渲染使人物特征更加典型，广泛宣传又促进知名度提升；高频率的使用使修辞用法逐渐稳定下来成为修辞意义。如果普通人名不能具备能够诱发联想典型特征，人名产生转义则失去了前提；如果普通人名知名度不足以广泛传播，人名产生的转义则难以为大众所接受；普通人名只有通过着重渲染和广泛传播后，才能具备形成人名转义的两个自身前提。具备条件的人名形成临时转义以后，没有高频率的使用，也将逐渐被语言所淘汰。

（二）人名转义形成的方式

王德春先生认为：“作为专有名词的人名产生转义用法而向普通名词转化，这就是人名起修辞作用的结果。”[1]而“修辞对于词义的影响最初是由于修辞手段的运用，由于修辞手段的应用，使得一些词产生了临时性的意义”。[4][5][6]钱宗武、朱淑华认为：“能使词义引申的主要是比喻、借代两种方式。”[7]人名转义正是一个由专有名词，经修辞手段的运用，先产生临时意义，然后约定成俗的引申义。其主要依赖的修辞手段为“比喻”和“借代”。

1.比喻引申

王德春先生认为：“在使用语言过程中，交际者从人物的某项特点引申，比喻就会使人名获得某种转义用法。”[1]所谓比喻引申是指人们凭借着丰富的联想， 在衡量、比照两种物体、两件事情， 甲乙双方的形状、性质、功能、特征之后， 根据两者之间的某些相像处（形似）、某种共同点（ 神合），用某个旧词去比拟喻称另一事物的引申方法。[8]人名转义的引申主要是指人们在对比所要描述的人物与历史上已有的人物时发现双方有类似的特点，用已有的人名来喻称所要描述的人物，久而久之这种临时的比喻用法约定成俗喻就成了指具有这一特点的一类人或事物。比喻形成人名转义又包括明喻、暗喻、借喻三种情况。以“林黛玉”为例。

（1）明喻就是指明显地用另外的事物来比拟某事物，表示两者之间的相似关系，通常带有明显比喻词。例如：

“娶姨太太还是到苏杭一带找个中等人家的雏儿，林黛玉似的又娇又嫩。”（老舍《且说屋里》）

这儿用“似的”连接“姨太太”与“林黛玉”的语义关系， 取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眷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烟目”的娇美特点，产生了“娇美柔弱”的转义。

（2）暗喻是一种隐晦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形式相合但是不出现语辞的修辞手法。例如：

“人家叶民主，差不多是半个林黛玉哩。”（方芳《埋伏》）

这里把叶民主的清高与林黛玉 “爱耍性子，格格不入”作比较，产生了“孤芳自赏”的转义。

（3）借喻是一种用喻体代替本体，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的修辞手法。例如：

“林黛玉再怎么才华横溢，依然红颜薄命；薛宝钗再怎么世俗妖娆，还是坐上了宝二奶奶的位置。”（对女子命运的叹息）

这里既没有出现本体也没有出现喻词，却取了林黛玉还没等到花开就已花落的人生命运作为喻体，产生了“红颜薄命”的转义。

2.借代引申

借代引申就是指把甲实体的名称转用于与之有相关性联系的乙实体，从而使原来的词增加了新意。[9]人名的借代引申则是借人物相关的特点来指一类人或与之相关的事物。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特殊意义代替普通事物。 以“红娘”指 “媒人”或 “媒介”，借《西厢记》中促成了张生与莺莺姻缘的丫鬟红娘来指为别人牵红线或搭桥的人。（2）以人名代替其作品或产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的“杜康”现在指“酒”，借高粱酒的创始人“杜康”指他的产品。（3）以人名代指与之相关的事物。“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群者不可胜数”。此处“董卓”指 “董卓杀汉帝”一事。（4）以人名借指性情、性格、品行等与之相近的一类人。“至于我，感觉是所写有如奇景，我是南阳刘子冀之流， 心向往之而无缘进入。”这里指心有所向而无缘得往的一类人。

综合上文提到的普通人名发生转义的内涵、形成条件以及形成手段，笔者将人名转义形成的过程直观图示为图二。

三、人名转义的翻译

奈达认为“翻译即意义的翻译”。人名转义翻译的难点在于意义的多样性和发散性。因而对于那些已经确有所指的转义人名，例如再次转为专有名词的品牌名、科技名以及一部分普通名词、动词、形容词，[10][11]翻译应当采用已有的意义，遵照相关翻译规定。例如 “李宁”、“阿迪达斯”、“洛克菲克”、“陈李济”这些都是以人名命名的品牌；张衡星、祖冲之星、郭守敬星 、“Gram’s method”、“Jekyll and Hyde”、“Dorian Gray Syndrome”、东坡肉、曹操鸡、大千鸡、万山蹄、畏公大翅、祖庵鸽松、ampere、ohm、volt、watt这些则是相关人名命名的科技术语；以及“Colt”、“bozze”、 “Georgette” 、 “Lazy Susan”这一类人名命名的普通名词。

然而发生转义的绝大部分人名在语境中仍然伴随着明显的修辞格，它的意义没有明确所指，具有多样性与发散性，必须通过读者的理解来确定。这个时候人名发生转义的特征往往只在源语读者群中，还未能（未）在双语读者群中达成共识。这时翻译的任务应当是使人名转义的特征在译语中达成共识。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来讨论：第一种为语境明确了人名转义的义项，例如“林黛玉似的又娇又嫩”。这时整句话可直译而其中的人名音译为“as tender and lovely as Lin Daiyu”。

当语境不能明确人名转义义项时，翻译通常不能再简单音译，必须通过一定的技巧使人名转义的义项为译语读者所理解。让我们回到人名转义形成的客观条件――人名特征明显，知名度高。人名转义之所以没有在译语中达成共识在于人名在译语中的特征不明显，知名度不高，没有形成共同的社会评价。对于此种情况，译者既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使人名在译语中形成类似于源语中的社会评价，也可以用译语中类似的人名代替源语人名，或者为了交流的顺畅直接告诉人名转义的真正内涵。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

（1）注释背景信息。注释背景信息即在译文中向译语读者解释产生义项的人名特征。据林戌茂先生的访谈，前言和脚注是注释背景信息的两种重要方法。[12]前言的好处在于让读者对文章不可译性先有一个大致了解，不至于完全抹杀原文也不至于完全晦涩难懂。脚注的优点在于可以直接对照译文查阅，容易理解译文。按此种方法，文章将试译“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原文对仗工整，韵律严格，其中 “宗泽”与“岳飞”两个人名在诗歌中产生了转义。而这些人名带有典型的民族性，其产生的转义还未能在译语环境中达成共识，本文按照 “翻译应该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原则，用“注释背景知识”这一方法，将原文试译为：“Zong Ze is squeezed out by the Maharajas， and Yue Fei is left aside by the Ministers.” 然后对 “Zong Ze”、“Yue Fei ”进行注释：Zong Ze and Yue Fei， the outstanding Marshals， proposed to resist the Ingression of Jin ethnic when their country was in crisis， but both were framed by their fellow officials of opposite opinion. 译文保留了原文的工整，也使译语读者了解了人名产生转义的特征。

（2）扩充原文。扩充原文就是指在产生转义的人名后面，用简短的语言描述出产生转义的关键义项。例如：“先生，给现钱，袁世凯，行吗？”“袁世凯”指当时流通的印有袁世凯头像的官银，信誉度较高。例句是米行用“ 纸币”付给农民米钱，而农民因“纸币”缩水不愿意要，转而与米行协商时说的。如果将“袁世凯”译成 Yuan Shi Kai， 译语读者不知所云；而略去不译，只译现金就模糊了当时“纸币”与“银元”的区别，整句话就没有了意义。如果用背景注释例句，将会造成头重脚轻的现象，译文太短，注释太长。笔者将上句试译为：“Sir， can you pay us Yuan Shi Kai Silver Coin， the credit-worthy cash ？” 其中“袁世凯”仿同时代的墨西哥鹰洋译法“Mexican Silver Coin ”， 翻译成“ Yuan Shi Kai Silver Coin” 银元的信息，用“credit-worthy”说明袁世凯银元的流通地位。译文不但解释了“袁世凯”借指袁世凯银元，也避免了译文的头重脚轻。

（3）替换辞格。替换辞格是指用译语读者所熟悉的具有与源语人名特征类似的人名来取代源语人名。人名转义的形成离不开修辞格的作用。人名转义不能为译语读者理解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译语读者无法理解源语修辞格，因而如果用译语读者熟悉的修辞格来替换源语修辞格，翻译便能达到沟通的目的。例如总理在向外宾介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时，用“Chinese Romeo and Julia”来代替，解除了译者想尽办法翻译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后外宾仍然费解后急得满头大汗的尴尬。“梁山伯与祝英台”本是指他们惊天地泣鬼神冲破封建婚姻观的悲情而又美丽的爱情故事。他们的故事蜿蜒曲折，跌宕起伏，对之一一详细解释，让具体语境中的翻译头重脚轻，或者又可能让译语读者失去继续观看的兴趣。恰巧英语文化中的“Romeo and Julia”也是为了冲破家庭的束缚及至牺牲自己成全爱情的故事。因而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来翻译“梁山伯与祝英台”既保留了原文的辞格，又可以使译语读者明白原文的意思，是人名转义翻译的一种可用之法。

（4）去辞格化。去辞格化就是指使通过修辞格形成的人名转义显性化，直接阐明原来人名转义的意义。人名转义翻译之所以难，在于源语修辞格所隐含的意义不能在译语中达成共识，那么将这种隐含意义用普通名词翻译过来一定程度上也补偿了意义的缺失。例如，“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处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至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 （曹雪芹《红楼梦》）。“潘安、子建、西子、文君” 事实上指的就是貌美多才的一类青年男女。如果对这些人名进行逐一解释翻译将会造成译文辞藻堆砌，影响译语的通顺，给读者带来不便。但是将之翻译成“all those ideally beautiful young ladies and ideally eligible young bachelors”（Hawkes，A Dream of Red Mansion），虽然放弃了修辞格的效果，却使译文通俗易懂，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四、结语

人名转义是修辞格作用于人名的一种引申意义，它的形成是一个从临时用法向固定意义逐渐转变的过程。文章分析了人名形成转义的基本条件与手段，认为对于形成固定意义的转义人名以及语境补充了转义义项的人名可以直接采用音译的方法。对于不满足上述条件的译文，文章根据人名转义形成的条件与手段，提供了四种相应的方法： “注释背景信息”、 “扩充原文” 、“去辞格”以及“转换辞格”。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翻译方法都不是万能的。翻译客观上取决于语言的民族性、文本的具体语境，主观上还取决于翻译目的、时代背景、译者情感以及翻译能力。译者应当根据具体的翻译要求选择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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