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子兵法》中掌握“安国全军”之道

孙子是具有大战略眼光的军事家，他是站在“安国全军”大战略的高度，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综合因素来认识战争问题的。今人学习研究孙子，也要注意从国家安全战略，也就是大战略的高度，学习和汲取“安国全军”的大智慧。笔者认为，学习研究孙子的“安国全军”之道，应注意把握他的以下思想：

一、“修道保法”—“安国全军”的政治战略

孙子从考察战争这个关乎国家存亡的“国之大事”的角度提出了“修道保法”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善于领导战争的人，必须“修道而保法”（《孙子兵法形篇》），就是说，必须修明政治，确保法制，才能掌握战争胜败的主动权，从而达到“安国全军”的战略目标。孙子认为，在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道”、“天”、“地”、“将”、“法”中，“道”（政治）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他精辟地指出：“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谋攻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孙子兵法计篇》）从而揭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规律，即只有国家有“道”，政治开明，使民心归附，民众与国君能够统一意志、生死与共，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还从比较敌我双方七个方面情况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战争的胜负问题：“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计篇》）这里，他并没有就军事论军事，而是以大战略的视野，把敌我双方君主是否“有道”，作为首先考量的制胜因素。

孙子首先从政治的高度考量战争问题，主张通过开明政治来统一和凝聚民众意志以达到战争胜利目的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富有借鉴意义。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仍面临着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许多严峻挑战，战争问题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因分裂势力的坐大而严峻多舛，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道路阻碍重重，我们不能不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准备。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要确保国家的安全和打赢他人可能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必须实行正确的政治战略。“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只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通过稳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将13亿人民的意志更好地统一和凝聚起来，真正做到“令民与上同意”，就能够应对任何复杂和困难的局面，实现我们的战略目的。

二、“富民”“固国”—“安国全军”的经济战略

孙子十分重视经济因素对于战争胜负和国家安全的深刻影响。他在论述军事实力的“形”时，提出了“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兵法形篇》）的著名论断，从而揭示了国土面积的“度”、物质资源多少的“量”、兵员多寡的“数”、军事实力强弱的“称”和战争胜负的“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还在《作战篇》中论述了战争“日费千金”的巨大物质消耗，以及持久的征战必然造成“国用不足”和“百姓贫”的道理。更为可贵的是，孙子从经济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理念出发，进而提出了“富民”“固国”的思想。这个重要思想见之于1972年发现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篇》。该篇是孙子回答吴王阖闾关于相互征战的晋国六卿“孰先亡？孰固成？”这一问题的记录。孙子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战略分析是从经济问题入手的。他通过田亩制度和税收制度这两大经济因素的分析，预见了晋六卿的势力变化以及晋国权利的最终归属。他认为，在六卿中，最先亡的将是范氏、中行氏，这是因为他们所实行的田亩制度是80平方步为一畹，160平方步为一亩，并实行“伍税”（五分抽一）制。亩制小导致按照田亩数量征调军队的数量多（置士多），“伍税”制造成诸侯王室的财富剧增（公家富）。而“置士多”、“公家富”，又导致“主乔（骄）臣奢”（国君骄横，官吏腐败）和“冀功数战”（贪功邀名，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结果导致速亡。智氏和韩、魏二氏虽然田亩制略大一些，但改革很不彻底，而且仍实行“伍税”制，因此他们也将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相继灭亡。孙子的最终结论是：晋国最终归赵氏所有。其依据是，赵氏田亩制改革最为彻底，120平方步为一畹，240平方步为一亩，而且实行了免税政策（公无税）。赵氏田亩和税制改革的结果是减少了诸侯王室的财富，其征调的军队数量也不多，并且国君清廉、官吏谨慎，息兵以富民，这就使国家的根基得到巩固，并最终使晋国归于赵氏。孙子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实现“富民”“固国”的重要性。

孙子“富民”“固国”思想在其“安国全军”大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注重从经济角度思考国家安全和战争制胜问题的战略思维，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它决定着军队的规模与质量，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决定着国家的总体安全。只有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使广大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实现“安国全军”的战略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所实行的通过改革开放“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政策，既是国家建设发展实践的必然产物，也是“富民”“固国”这种战略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正是由于20多年来实行了这一政策，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才使我国在综合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提高了国际地位，促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并使祖国统一大业取得了新的进展。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这个政策，我们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党的“富民”政策是“安国全军”的根本之道，动摇不得。

三、“伐交”“合交”—“安国全军”的联盟战略

孙子在《谋攻篇》中讲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虽然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孙子所讲的“伐交”的本义提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见解，但是综合《孙子兵法》中几处所讲的“交”（伐交、合交、预交）的含意，这里讲的“伐交”之“交”，仍是大战略层面的概念，所指就是今人所讲的“外交”。“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武经总要》前集卷三）就是说要在外交斗争上战胜敌人，以积极的外交活动，争取与国，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从而在外交上使敌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孙子兵法》的历代注家也基本上是从外交胜敌的角度来解释“伐交”的本义的。孙子不仅注重通过“伐交”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而且还提出要通过“合交”来争取更多的同盟国，这鲜明地体现在他所提出的“衢地则交合”（《孙子兵法九地篇》）和“衢地，吾将固其结”（《孙子兵法九地篇》）的战略思想中。他还提出“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孙子兵法九地篇》）、“趋诸侯者以利”（《孙子兵法九变篇》）的思想，主张将“伐谋”和“伐交”这两种战略手段结合起来，通过运筹帷幄，外交角逐，多种力量并用，使敌方陷入无以致战的境地，以制止战争的发生，从而取得“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最佳结果。

孙子提出的通过“伐交”“合交”谋取战略优势的思想，无疑是当时的时代产物。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之所以仍然热衷于研究这一思想，以求从中获取战略智慧，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孙子所处的那段历史有着某些相

似之处。从当今时代国家间进行战争必须依靠外交斡旋，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才能达到战略目的的普遍现象中，我们似乎感受到春秋时期“必联与国而后战”的历史映像；从当今时代呈现的一超多强、多极发展的世界格局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并存、诸强争胜的影子……。正是由于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促使人们走向历史深处去求教孙子，试图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更加清醒地看清当今世界复杂的国际关系，更好地运用外交谋略指导今天的斗争。当今时代的中国，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创造相对和平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和世界缓和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历史趋势，同时注意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实行正确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既要注重“合交”，通过多边外交活动和多边合作，积极发展同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关系，积极营造和不断改善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又要针对霸权国家及其盟国联手对我进行遏制和阻挠我实现国家统一的图谋，以积极灵活的“伐交”之策来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以免陷于孤立和战略被动的境地。四、“先胜”“全胜”—“安国全军”的军事战略

孙子处在春秋末期那样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在思考“安国全军”的总体方略时，虽然如上所述，他以大战略的广阔视野，充分考虑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因素，但是，他的战略思维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被他视为关系国家存亡的战争问题、军事战略问题。而孙子无比丰富的军事战略思想的真谛是“先胜”和“全胜”。

孙子认为，“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形篇》），虽然战争的胜利可以预见，但是不可强求。因此，他主张在战略上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即在战争到来之前，通过积极的战争准备，积蓄实力，创造己方不可被战胜的条件和态势，以求“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必须注意把握和抓住敌方可能被战胜的机会或条件。孙子注重“先胜”，主张“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兵法形篇》），其战略着眼点是“自保而全胜”（《孙子兵法形篇》）。所谓“全胜”，“以全争于天下”（《孙子兵法谋攻篇》），也就是以“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他认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孙子兵法谋攻篇》）“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兵法谋攻篇》）“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对孙子提出的这种用非战、非攻形式迫使敌方屈从我方意志，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地降伏敌人的“全胜”思想，曹操作了精辟的诠释：“不与敌战，而必完全得之，立胜于天下，不顿兵血刃也。”（《十一家注孙子谋攻篇》）孙子不但把“全胜”作为最高的战略追求，而且还提出了实现这种战略追求的各种途径，如通过“伐谋”，瓦解敌方的政治基础和战略图谋；通过“伐交”，使敌方“交不得合”，陷敌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通过军事手段，形成“威加于敌”的战略态势等等。孙子的“全胜”与“先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确立“全胜”的战略目标，才能以更积极更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去创造“先胜”的战略优势；同时，也只有“先为不可胜”，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全胜”的理想战略追求成为现实。当然，孙子作为唯物主义的军事家，他所提出的未战“先胜”和不战“全胜”，并不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想，而是以武力为后盾和“战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的战略考量。他所谓的“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了当不战“全胜”无法实现时，只能采取“伐兵”、“攻城”、“破国”、“破军”的以“破”求胜的办法。

孙子“先胜”“全胜”军事战略思想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意义，至今仍为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和重视。“先为不可胜”，不但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一条重要的战略指导原则，而且在战争能量释放强度极大增强和战争时间进程大大缩短，往往首战即决定战争胜负，战争双方都输不起的情况下，“先胜”具有了更为突出的意义。人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先胜而后求战”，以图避免在不具备“先胜”条件和未出现“敌之可胜”时机时贸然求战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至善”战略，仍然是人类最高的战略追求，人们甚至把这种最高追求的实现寄望于正在走来的信息化战争，希望这种新形态的战争能将战争的暴烈程度和破坏力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人类梦寐以求的愿望变为现实。无论这种愿望能否实现，孙子“不战”“全胜”思想对当今时代的积极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全胜”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以具有“战胜”的能力为前提的，因此，确立“全胜”的目标，就意味着军事斗争准备定位的提升，其实践效果是促进军事斗争准备，而不是降低甚至放弃这种准备。对于一个国家为制止分裂、实现统一而进行的战争来讲，“全胜”则是最佳的战略选择。统一战争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的“兄弟阋墙”，如果能“不顿兵血刃”，以“全国”、“全军”的结果达成统一的目标，则是国家、民族之大幸。当然，“全胜”目标的实现不是径情直遂的产物，必须做好在己方尚不具备“先胜”条件时爆发战争的准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从战略层面来讲，还是要“战而胜之”。把战争的困难设想得充分一些，在追求“全胜”的同时，做好“破”胜的准备，才能使我始终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