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福利最大化的短期困境

问题的争议往往来自不同的出发点,人民币汇率问题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近十年来,汇率研究简直像个万花筒,各种见解争论不休,结论莫衷一是。

万花筒式的研究和讨论可以拓宽视野,并逐渐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但短期内难以形成共识。而对于像人民币汇率这样的问题,内外部压力都要求决策者尽快拍板,不能等到问题完全清楚后再做决定。故必须取舍一些角度的分析,立足最恰当出发点,抓住核心问题。

什么是人民币汇率研究最恰当的出发点?答案不一。但绝大多数研究者或许都不会反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应该服务于中国国民福利的跨期最大化。其他出发点如就业、出口、GDP增速、通货膨胀、产业竞争力、经济结构等,都是国民福利的一个局部现象。

以任何一个局部现象为起点的研究难免偏颇,不足以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根本依据。比如,把就业作为研究出发点,就可能忽视汇率政策变化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把出口作为出发点,可能会忽视汇率政策变化对其他经济部门,尤其是服务业部门的影响;而把当年GDP增速作为出发点,则可能忽视经济结构改善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等。

以国民福利的跨期最大化作为人民币汇率研究的起点,形式逻辑虽好,但难度大。最大难题是国民福利这个词太大,而其影响因素也太复杂,难以明确界定内容,既要找到与人民币汇率政策密切相关的内容,又要对国民福利有重大影响的关键要素进行组合,挑战颇大。

国民福利可分成两部分:一是生产能力或劳动生产率;二是交换能力或说贸易条件。汇率和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比较直观,货币升值一般会带动本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用同样的出口商品可以换来更多的进口商品,贸易条件好转。因此,持续的货币升值从中长期来看对国民福利有益,强国之所以强,强势的货币为其助力。

而汇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稍为复杂,学术上始终没有明确答案。但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反而简单,因为中国经济结构明显扭曲。从需求方看,外需和投资所占比重太高;从供给方看,工业占比高,服务业占比低。

这样的扭曲意味着资源未得到合理利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什么?需求方被迫减少出口,增加内需;供给方会压缩工业部门,扩大服务业部门。这改善了中国的结构,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率。

对短期内就业、出口等局部观点的研究也同样重要,但若以国民福利最大化作为出发点,往往对短期问题关注不够。不管一项政策的前景多美好,但若短期内有迈不出去的障碍,就不可行。因此,要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短期的局部冲击究竟有多严重;二是可以采取哪些补救措施,其成本有多大。政策调整,势必做出取舍。

国民福利是大利,各局部和短期问题属小节,若能通过其他政策适当弥补小节损失,令小节不足以坏大利,那便是好的决策参考。

作者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