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跟随徐师邦达的两段日子

徐邦达先生于当代古书画鉴定方面享有崇高的声望，是业界公认的权威。我于上世纪70年代末，曾有幸跟随徐先生学习过两段不长的日子，一是1978年12月至1979年1月，徐先生受文物出版社的委托，在广州为《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选集》承担定稿鉴定工作，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其事；二是1979年4月至5月，徐先生因公务需要前往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南昌等地鉴定馆藏书画，我是作为学生跟从学习。两段时间虽为短暂，但获益良多，特别是看着先生是如何做到科学而严谨地鉴定书画，印象尤为深刻，因为其对我以后的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今忆及那二段紧张而有趣的日子，重温先生的言传身教，又徒增一番认识。

与先生在广州相处的日子

广东省博物馆在上世纪60年代初便筹备出版《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选集》，文物出版社亦已纳入出版计划中，由于“”的原因，致使出版工作搁浅。“”以后，文物出版社拟恢复原出版计划，开始实施《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选集》的出版工作。博物馆为了做好选稿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50余件作品，因此，《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选集》的拟订小样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完成于“”前的，其二是“”后增补的。从笔迹可以看出：完成于“”前的部分，是由原博物馆副馆长蔡语村先生完成的，“”后增补的部分，是由苏庚春先生完成的。1978年12月，徐邦达先生受文物出版社的委托前来广州为《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选集》进行作品定稿工作。陪同先生前来，并承担助手工作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单国强先生。文物出版社也专门派出一个工作组，负责编辑、拍照工作，其成员为：负责编辑工作的是庄嘉怡先生，负责照相工作的是陈渊先生和孙之常先生。

记得当时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徐先生每天上午工作半天，下午回宾馆休息，而交给我的任务是必须在前一天的下午把第二天上午先生要看的画准备好，协助我工作并参与学习的有区、胡忆之(区与胡忆之于1973年曾受广东省博物馆的委派，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学习古书画装裱工作，所以与徐先生互为相识，且关系不错)、陈衣同志，苏先生、单先生、庄先生则陪同审稿，地点在保管部书画库内；负责协助照相工作的有许方强等同志，地点在原旧办公楼二楼小会议室内。

其时，我刚从事书画保管工作不久，虽然有苏先生的指点，对许多即便是很普通的专业知识还是感到茫然，当我看到徐先生对单国强先生严格要求时，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如看到一些个人风格较为明显、作者又不太有名的作品时，先生偶尔会像顽童一样，捂住款识而问作者是谁，又或者是捂住款识中的姓名，仅露出别号，要求答出作者是谁。我看到单先生有的时候被问得因语塞而面红耳赤。类似的做法，在后来的巴蜀之行中，也见施用于杨新、杨臣彬、聂崇正诸先生的身上。看似游戏，却足见先生对于基础知识的重视程度。还有，能贴近大师身旁，静观其审阅作品时，于大处度势，于不经意处细考用笔，再通过比对记忆中典型的个性、时代性特征，从而得出鉴定结论的科学的目鉴步骤，受到很大的启发，并在后来的工作中一直仿效之。

适逢其时，文物出版社要为徐先生出版《古书画鉴定概论》，先生需要找人誊稿，我主动地应允下来。一方面我觉得他老人家确实需要有人帮他这个忙，另一方面我是想通过誊抄书稿的过程能认真学习，更何况《概论》尚未出版。于是，我白天工作，晚上抄稿，而且还不仅抄写一次。在1979年1月29日先生给我的来信中谈及：“拙著《概论》第三章及后记希望从速抄出，连原稿一并寄到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11号我寓(抄稿寄一份)，以便校正后连同第一、四章校清稿奉还。全套分别交给苏、胡、区和你各一份(留我处的一、四两章是小胡的，第二章已校清给她了。)以备参阅。……”(信一)又于1979年7月19日的来信言及，“在穗时，你手抄我的《概论》还有第四章一部分没有寄还给你，兹特寄上，收到后望即复，以免悬念。此部分仍烦重抄二份……”(信二)按徐先生的要求，总数超过五份，我当时一次誊写仅可三份，所以至少誊写了两次。换言之，数月内我一字一句地通读《概论》两次。对于相关理论和一些基本知识的加深认识，无疑是那一阶段最需要的。从旁观先生的游戏教学方式和带有规律性的目鉴步骤，到手抄书稿，这动与静互为交替的学习体验，让我深受教育并为学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外，先生经常自行吟诗作画，注重艺术修养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写赠他人的书法作品，其内容大多是他本人所作的古体诗词，而且，不仅自己进行写字作画、工诗填词的训练，也要求学生如是，他的来信就曾要求“……近来作诗吗?寄些给我看看……”(信二)杨新、杨臣彬二先生受其影响，也都写得一手好字。自古就有严师出高徒的名谚，“严”者，严于基础训练也。由于我心手不敏，离先生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甚觉惭愧。为不辜负先生期望，即便不具天赋，于此还需奋起补救，并像先生那样，坚持训练，培养兴趣，以获心得。

为徐先生誊抄文稿，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一是通过阅读先生的文稿来提高我对书画鉴定知识的了解；二是尽一个年轻人的义务，减轻他老人家的工作负担。未曾想到，由于我的努力给先生留下一个好印象，令到他老人家主动提出带我外出学习，遂有后来的巴蜀之行，这是我比许多人都幸运的地方。我的认识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往上的，也许事实更应是：像徐先生、刘(九庵)先生、苏(庚春)先生等老一辈专家，一是年事已高，二是经历“”，深感文物鉴定人才出现严重断层状况，很有到处寻找苗子，以传帮带的形式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想法，所以才有苏先生收我为徒，徐先生带我外出学习，以及刘九庵先生等于后来开办书画鉴定研究班，系统传授鉴定知识的举措，以致培养出众多年轻的书画鉴定人才。每当想起这些，我总是想到要感谢老师，也庆幸我所巧遇的时代。当然，所有这一切，还不能忽略各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作出了甚至连师徒都想象不出的理想安排。可见，出人才首先要有好的老师，如果兼有好的领导则更好。

稍感遗憾的是，接先生1979年9月30日信：“……武汉市文物商店有一位学生梅安娜，她要问你借抄一下我的《概论》中的第一章(书画家简传)，望你捡出寄去，等她抄完了，叫她仍旧把原稿还你。如何?……”(信三)我遵师嘱将原稿寄予梅氏，然而，事后几经去信追讨，却音讯全无，至令存稿残缺。悔乎?恼乎!

徐先生在广州除了为省博物馆《藏画集》审稿外，亦顺带为拟出版的《广州市美术馆藏画选集》审稿，我曾跟随前往。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　先生从容庚先生捐献的一册扇页册中，挑出一开钤有暗红色水印印文藏印的纨扇页鉴定为南宋时期的画。从此，我在看画的同时对收藏印色的差异也倍加敏感了。2　对清代恽寿平作品中所钤“肥”、“瘦”“寄岳云”印章作出真假区分，从而对似是而非的悍氏作品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3　看到沈周细

笔《山水册》，首次听说“粗文(征明)细沈(周)”这一古玩行中的价值标准。凡此等等。事毕，在原省博物馆展厅大楼前拍照留念。徐先生在广州期间，适逢谢稚柳夫妇、吴作人夫妇、郑乃光夫妇、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画家汇聚广州，得广东省委接待处安排，曾结伴前往肇庆七星岩采风。所以徐先生在信中提及：“《南方日报》有否刊登我们游七星岩的照片和报道，如有，请代买一份寄给我。”(信一)事后，广东省博物馆还特地为他们举办画展，取名为“京沪宁名家作品展”。

与先生同历五市的日子

1979年4、5月间，承徐先生相约，并得馆领导批准，跟随先生前往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南昌五市，边学习边观摩各博物馆所藏书画。

我们是相会于第一站成都，观看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藏的书画，然后依次是重庆市、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观看重庆市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湖南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青云谱山人纪念馆等所藏的书画。同行者为：徐邦达、杨新、杨臣彬、聂崇正和我五人。(杨新先生自抵长沙后便转道回湖南老家探亲，不再同赴南昌。)

经历五市的历程，真有行万里路，读万轴画的感觉。这里说的不是各地的名胜古迹、人文风情，而是因为存在文化积淀的差异，存在经历过战乱地区和没有经历过战乱地区的差异，存在有无鉴定人才的差异等原因，汇聚成各有特色的博物馆书画藏品。如成都、重庆没有经历战争沦陷的破坏，两地的书画藏品远优于两湖馆藏。又如武汉市文物商店由于有几位富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傅把关，积聚的明清书画十分丰厚，连湖北省博物馆也不如，传闻武汉市文物商店的藏品还成为后来新建的武汉市博物馆的家底。再如，成都一直是巴蜀地区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文化底蕴较为深厚，而重庆因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更为闻名，曾经汇聚大批官僚、政客、富商，沉淀在这两个城市中的书画遗存就体现出差异来，成都的收藏以古代的为主，重庆的以现、当代的为主。至少我们从“”期间入库的书画中看到这种差异。

如果在广州期间了解到书画鉴定要有良好基础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五市学习经历则让我懂得，对文物作出精确鉴定是需要仔细的目鉴比对和严谨的文献考据相结合。记得在四川省博物馆看到其馆藏的《李觯花卉册》(四川省博物馆藏《李觯花卉册》，见《中圜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七册，编号：川1―363。画册引首有李御所题“别部草木经”，李御(1712－约1796)，字琴夫，号萝村，晚号小花山人或小花樵长，江苏镇江人。有自选诗集《八松庵十三吟草》，其他著作有《恒山志略》、《北游夜钞》《丁香馆集》、《怀人绝句》等)，册末附有郑板桥题于乾隆庚辰(1760)年的一段反映李氏艺术发展历程的重要跋文。郑跋云：“复堂之画凡三变。初从里中魏凌苍先生学画山水，便尔明秀苍雄，过于所师。其后入都谒仁皇帝马前，天颜霁悦，其从南沙蒋廷锡学画，乃为作色花卉如生，此册是三十外学蒋时笔也。后经崎岖患难，入都得侍高司寇其佩，又在扬州见石涛和尚画，因作破笔泼墨画益奇。初入都一变，再入都又一变，变而愈上。盖规矩方圆、尺度颜色、浅深离合丝毫不乱，藏在其中，而外之挥洒、脱落，皆妙谛也。六十外又一变，则散漫颓唐，无复筋骨，老可悲也。册中一脂一墨，一赭一青绿，皆欲飞去，不可攀留。世之爱复堂者，存其少作、壮年笔，而焚其衰笔、赝笔，则复堂之真精神、真画目，千古常新矣。”该跋可被《壮陶阁书画录》卷十八所录《李画卷》题记印证。题记云：“余幼学子久山水，馆秦邮(即高邮)，从震男兄嫂(李炳旦，字震男，其妻王媛)学花卉。辛卯举孝廉，癸巳献画口外，蒙圣祖仁皇帝御试，交常熟(蒋廷锡)相公习画，以此绘事得名。”后来，随着资料的公开，该跋的重要性为广大研究者所重视，更成为美术史(清代部分)、书画鉴定常识的必备课程。而在当时，仅为少数人所掌握。徐先生看了该跋后，除了指出它的重要性之外，并受其启发，加重对李氏作品分期及晚期真伪的研究。如在1979年11月3日的来信中曾言及：“……此次所到有三省(九市)、一(上海)市，也看到了不少东西，尤其在扬、泰二市，看了李复堂的真假(作品)较多，基本上解决了他晚年作品的真假问题(即晚笔中极呆板、拙笨无比的，尽是同时伪作)，其他无甚可述……”(信四)由此可知，书画鉴定工作并不是像常人所理解为仅靠目鉴那样简单，要达到精确的程度，还得有必要通过参照相关文献材料加以考证。

还有，有的时候为了突破陈旧的、不能正确反映作者或作品状况的鉴定依据，或者是为了检验新发现的、带有规律性的、可供指导作用的依据，偶尔也会存在结论反复的情况，这好比做科学实验时，存在失败与成功的变数一样。如在广东省博物馆看到倪元璐《兰花图》轴，先生以倪元璐不是专业画家，不能画出如此完美的作品的观点，得出该画不是倪画的结论，并因此不把该画收进《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集》中。苏庚春先生不同意他的观点，遂于1980年11月由我携带该画赴蓟县学习时，让刘九庵先生等人再行鉴定。刘先生看后也认定为真迹，经与徐先生探讨，徐先生接受了落款是真的观点，也就纠正画不是假的原定论，只是存在“亲笔”与“”这一有待探索的问题。这虽然是后话，而类似的“反复”在成都时亦曾有过。如果以世俗的眼光看待这种现象，可能会将之类比那些一知半解的鉴定家的作为。其实，当下目鉴文物主要是倚重于鉴定家本人经验积累来完成的，而经验科学在客观上往往存在局限性，只不过是阅历广、经验丰富的鉴定家受到的局限会小一点，反之，局限就会大一点而已。先生的自我纠偏，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局限的作为，通过严谨的反复对比和考据，使得结论更接近精确。这既是他治学严谨的一贯表现，也是缘自他善鉴的自信，我们不能把这种结论“反复”与一般意义上的误鉴相提并论。徐先生的鉴定实践与业界中多有存在的、明知道结果有错仍旧为了“面子”而“死撑”的习气形成了鲜明对照。五市经历，先生细致观察、严谨考证的工作作风，勇于突破、勇于自我纠偏的科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此行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看到的作品，如：四川省博物馆藏的刘松年雪山行旅图、宋无款水月观音像图、宋无款菩萨像图(按，前述两图原定为元代。)，重庆博物馆藏的宋无款阿氏多尊者像图(按，原定为贯休画。)，湖北省博物馆藏的吴小仙山水，江西省博物馆藏的赵之谦审案卷、青云谱山人纪念馆藏的山人画迹等。

五市经历，除了工作以外，还就便游览了青城山、都江堰、三峡、武昌东湖、青云谱等名胜。其间也颇有趣事，如游历青城山时，徐先生因年长而不涉山，独自一人憩坐于山麓草亭内吟诗，待到我们下山后才一并回城。又如，当完成重庆的工作，将向武汉转移时，徐先生性急，提出要乘飞机抵鄂，而我们皆欲乘船过三峡，但又不放心让先生一人前往，遂由两位杨先生与聂先生一道找馆长卢寄萍商议，让卢馆长编一个美丽的谎言，说是短期内买不到飞机票，以打消徐先生急于乘飞机去武汉的念头。结果如我们所愿，在长江上激动了一回。

五市经历虽说是与先生同行，但并非同住。因为深知博物馆的经费很是紧张，能同意外出学习实属不易，为了节省开支，我并没有与他们在一起住锦江饭店、汉口饭店等，而是就近挑最便宜的地方来住。如在成都、长沙、南昌，都是住在博物馆招待所，在武汉则是住在一元钱一夜的、白天只能寄存行李的小旅店，洗澡还得到杨先生他们的住处解决，唯有由于重庆市是山城，交通不便的原因，才与先生等同住在处于市中心枇杷山上的博物馆里。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学习的热情。与此相似，在参加1980年举办的蓟县书画鉴定研究班的学习时，由于张滋生先生鼾声如雷，无人敢与同住一室，也是考虑到要节省经费(当时规定参加学习班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我主动提出与张先生同住。其实，那一年代的年轻人大都朴实如是。

“五市行”归来，我向先生的请教多限于两地书上，徐先生也频约外出学习，如“我们外出的日期有变动，现定九月底或十月初去旅大、沈阳，十一月二十左右去上海、杭州、福州，你愿意哪里，请你自己定夺……”(信三)又如，1979年10月21日给苏庚春先生和我的信上言及“……达将于下月赴沈、福州之行，须延至明春，未知遇春同志能同去东北否?便中望即函示，尤盼……”(信五)再如1979年11月21日来信“我们定于十二月飞去福州，特此奉告，盼能去闽同阅该馆书画之藏也。余不――……”(信六)等，由于馆里工作繁重，兼且经费紧张，即便是有徐先生的召唤，自己也不敢于此强有奢求。虽然我不复有亲身跟随先生学习，但先生的教导常在耳畔，先生鉴画时的举止、神态常浮现在脑际，激励我勤奋工作、勤奋学习、勤奋钻研。

两段贴近的学习日子虽然不长，却受益良多，使我的认识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与先生的教授是分不开的。三十年前先生的研究方式启迪了我，三十年来则反复实践，不断增益。我打心眼里感激先生对我的教育之恩，今惊悉徐先生驾鹤仙去，谨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