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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母亲去世,我当时16岁,妹妹9岁,二弟7岁,三弟3岁。父亲在察右后旗皮毛厂当工人,那年我正读初中,三弟因太小无人抚养,父亲将他送回到河北姥姥家。父亲回来后就告诉我们,“咱们困难,你就不要念书了,打零工挣点钱吧!”第二年我初中毕业了,不久学校将高中录取通知书送到皮毛厂父亲手里,父亲也没有告诉我,不几天在街道里给我找了点零工做。在那儿一干就是一夏天,但给家里填补了不少生活费用,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972年春节刚过,察右后旗“知青办”的两名同志来土牧尔台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闻讯后,我没征得父亲的同意,找到这两名同志诉说了我们家的情况,他们听了很同情,并告诉我:“按你们家的实际情况,可以办留城手续,不用下乡。”我当时想: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再说国家每月还给知识青年发九元钱的生活费,供应45斤成品粮,自己能够自食其力了。就这样,我回家做通了父亲的思想工作,积极报名加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
同年4月12日,我们一行二十几人,在镇政府的欢送下,登上了列车,来到了察右后旗最南部的一个公社,大六号。在公社的安排下,我和另外三人坐在南梁大队黄家坡生产队的三套马车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到了黄家坡。一进村,全村男女老少,还有几十名小学生和早一年插队下乡的集宁知识青年夹道欢迎我们。这个村共四五十户人家,二三百口人,还有一个几十名小学生的复式班,生产队把我们四人安排在生产队办公室居住,并为我们炸了一大盆油饼,烩了一大锅猪肉、山药、粉条做的大烩菜,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总感觉这顿饭吃得太饱,好像是长这么大头一回吃这么香的饭。当天色转黑,队长给我们买来蜡烛(当时村里无电),告诉我们:“你们累了,早点休息吧!”我们哪里能睡得着呢?可是不大一会,我们也许是真的太累了,很快进入了梦乡,并且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队长和会计就来到了我的住处,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咱们村的社员了,不要想家,好好团结,互相帮助,生活上有啥困难,随时向我们反映,下午就分配你们开始劳动……”在会上,生产队的会计为我们安排了一个轮流做饭的值日表,并选配了村里的一名大婶手把手地教我们做饭。
下午队长把我们五人分配到民兵连突击队,搞水利基本建设“打大井”和挖战备防空洞。劳动中我们个个不怕脏不拍累,和社员一样按时参加劳动。从下乡那天起到秋天我就没有回过一次家,受到全村社员的好评,国庆节我还光荣地加入了团组织。年底生产队搞决算分红,我们每人挣了两百多个工分,当时每个工分是0.78元,头一次领到自己挣来的160元钱。
冬季征兵开始了,我和村里的适龄青年一同踊跃报了名,体检、政审都过关了,特别是来公社领兵的首长一见到我说什么也要把我带到部队里去。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来公社找到社长,讲了我们家的特殊情况,坚决不让我离开后旗,说家里离不开我,我参军的愿望落空了。后来公社推荐上大学,大城市来招工,这些机会都因种种原因与我擦肩而过。不久父亲因为劳累过度,得了肝癌很快就去世了,留下几个没成人的孩子咋办呀?组织得知情况后专门为我特批了一个本旗内的招工指标,从此我就参加了工作,靠每月27元的工资抚养未成年的弟妹们。他们在当地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