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着回来

三名记者在一个荒无人烟的礁石上，在一艘随时可能爆炸的液化气巨轮旁，与风浪搏斗了一天一夜，战胜了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终于活着将最珍贵的稿件带回奉献给了读者。这正是记者被职业和道德所驱使的一股力量――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2002年11月24日晨，记者还在睡梦中，被一个爆炸性的电话通知所激起：“一艘装有2万吨液化气，1200吨重油和240吨柴油的外籍轮船在大鹏湾着火，一旦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它相当于20万吨TNT的威力。”记者部石主任像下命令一样：“报社领导指示，你立即带二名记者前往，整个深圳和香港市民都在关注这件事，要最详尽地报道……”记者二话没说，来不及洗脸，边开车往70公里外的大鹏湾进发，边与在大鹏进行其他采访的另两名记者联络。路上，记者得知有关部门已封海，距事发地20海里内，不许任何船只通过，所有船只不能出海。大小三门岛和东西冲的百姓正在撤离。没有船，怎么才能靠近着火的那艘船，不靠近，又怎能把详实情况报出来？一路上，记者联络了所有可以联络的人，终于找到了大鹏镇一李姓好友，凭着多年交情，他终于答应了。8时40分，啸洋、赵启东、程东升三名记者在大鹏镇海边汇合，8时50分，我们已乘上一艘打渔用的小快艇向东南方向飞驰。

也许从未经过大海中的大爆炸，也许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当时我们三个没有一个去想这是在前往可能发生大爆炸的地点，只有一个共同急切的愿望：让我们快点接近那艘船。给我们开船的那位30岁左右的“船长”对记者喊：“万一爆炸怎么办？”记者哈哈大笑，“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你不用怕死，到了那儿你可以放下我们回去。”给我们胆量的，大概只有上船时每人带的那件救生衣。

在我们的催促下，小快艇以每小时40海里的速度向东南方向快速推进，约三十分钟之后，在右前方隐约看到了那艘冒着浓烟的大船。也许从未经历过死，冒烟的大船就在眼前了，我们不但没害怕，反而兴奋起来。小船的发动机转速已经到了极限，我们还在催促“船长”：快！快！此时，海面上已刮起了风，小船颠簸得越来越厉害。体能差点的赵启东早已经脸色苍白。这时，隐隐约约听到右前方有扩音器里的喊话声。一艘原本在我们右前方与我们相反方向开的快艇，转向冲着我们开了过来。艇上的大喇叭在喊：站住，不许往前开。我们注意到是一艘巡逻艇，心想糟了，我们闯进了警戒区。要是被追上赶回去岂不是前功尽弃。于是，我们装着听不见，让“船长”把船头偏左一点，加快速度飞奔。巡逻艇也加速度朝我们开来。记者心想，别是边防巡逻艇，还以为我们偷渡，在有效射程内，开枪打我们个人死船翻怎么办？好在记者上船前带了一块新闻采访的牌子，立即举出来朝他们高喊：我们是记者，不是偷渡的。“船长”也忍不住喊了起来：千万别开枪。我们边喊，边跑，不敢停留。大概巡逻艇上有望远镜看到了“新闻采访”的牌子，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转头朝向三门岛方向去了。我们成功地“冲过”了一次拦截。

为了避巡逻艇，我们绕了点弯路，又开了大约十分钟，当海浪头再次把我们的小船举起时，我们一起清晰地看到像座小山似的液化气船浓烟中夹着火光，虽然仍有很远距离，但难闻的气味已扑鼻而来。船突然停了，“船长”发话，不能再往前开了，一是船再开油不够返回；二来前方根本没有可以停泊的地方。任凭记者再三要求，他却坚持不前。事实上，在那么大的风浪中，我们乘坐的小船就像一片掉进海里的树叶，即使再离那着火的船近一点，记者也根本无法拿出相机拍照。最后，我们只好请“船长”把我们送往左后方的一个只有一座小山包的礁石上。后来才知道那个礁石叫青州礁，距离着火的大船只有6海里。

上山不易下山更难

青州礁，方圆不到一公里，周围全是巨石，没有一处可供小船停靠的地方。“船长”绕青州礁两圈后，决定在靠南面的一块巨石前冒险送我们上去。在另一位船员示范后，我们乘浪头把小船推到与大石差不多平的时候，先将相机、电脑等器材扔上去。之后，我们乘每个浪涌逐个往上跳，经过十几个回合，我们三名记者和所有器材安全上了礁石。好心的“船长”还给我们递上来一个纸盒，里面有四瓶矿泉水和两包饼干。船长要回去了，临走前，我们约好下午5时他再来接我们撤离。

登上青州礁，眼界一下子开阔了，十里开外，一览无遗。那只小山似的液化气船头朝东，尾部冒着浓烟。透过长镜，记者看到右边海面上，十几艘形状不同的船正朝大船相反的方向向三门岛驶去，一架直升机在绕大船两圈后也消失在西方。谁知道大船什么时候会爆炸，为拍下全过程，记者先把眼前看到的一切全拍了下来，然后去找掩体。

礁石顶端距海面有八十多米，顶上孤零零的一座灯塔，被风吹得呼呼作响。我们找到一块十平方米大小的平地后，开始打开电脑，测试无线信号。我们每人一部手机，信号全是时有时无。我的手机第一个与报社取得了联系，在向石英主任作了简短报告后，立即卧倒用长镜瞄准那艘大船。我们说，我们是最前沿的记者，若大船爆炸，肯定我们能拍下那惊心动魄的一刻。

一个小时过去了，船没有爆炸，二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爆炸，再看看海面，除了那艘冒着浓烟的大船，在周围已见不到任何船只。一切变得那么平静。那些快艇船都哪里去了？飞机怎么也不来了？这是主航道，怎么没有一艘船经过？对了，人们都撤离了，一种不祥的感觉突然袭来，难道大船真的没救了，难道只能让它自生自灭或者等它自爆吗？

三个人中，我是头，是这次前沿采访的领头人，是把大家弄到距大船这么近的人，我们违反了纪律，私闯了警戒线。在一片寂静中，我的脑子里四海翻腾：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他们家人交待？赵启东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程东升也正与女友热恋，我虽然只有一人，亦十分热爱生活。万一这相当于20万吨TNT威力的大爆炸真的发生，别说冲击波，单爆炸引起的海啸，也会把我们拍得不见踪影。海上已经，我们却钻了进来，真出了事，怎么向报社领导交待……想着想着，不由得表情严肃起来。赵启东冒了一句：害怕了老兄？此刻，我十分清楚我的一切对他们的影响，三个人中，只有我是当过兵的人，虽然没有见过原子弹，但深知爆炸的威力。于是，我爬了起来，对他们说：咱们毕竟是没死过的人，当然不会怕，眼下我们是最前沿的战士，真的爆炸了，大不了当回烈士。没爆炸，我们就成了敢在虎口耍太极的人，潇洒过当年的武二郎。听说还要派人上船救火，比起他们我们还差了一大截呢！这番话，起了点作用，大家不再胡思乱想，程东升严密注视着大船，赵启东快速写着所见的新闻，并不时用电话向报社报告情况。

下午4时32分，我的电话突然响了，石英传达林青副总的指示，要我们三人立即撤回。5时整，林青副总打电话来，再次强调要注意安全，马上撤回，否则，不仅会影响发稿，天黑后安全更有问题。5时30分，接我们的船只未到，6时仍不见其踪影。我打电话给“船长”，才知因风浪大，送我们来时的船太小，不敢下海，他们正在找大船。7时20分，林青副总又打来电话，命令我立即带他们回来。我不得不将船未来的情况告诉他，并向他保证会有办法的。

天渐渐黑了下来，风越来越大，海面一片涛吼。大船方向，闪烁的火光，把浓烟映得像红云，并不时传来小的爆炸声。接我们的船还没有到，我们三人目不转睛紧盯着来时的方向。一向不爱求人的我，已是第四次向“船长”求救，最后的回答是他找了十几家，都因风浪太大，不肯出海。

我们活着回来

白天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石头，晚上变得冰冷起来。两包饼干，由于水不多，还剩大半包。三部手机已有两部没电了，整个礁石上没有一处可以避风的地方。为了保持热量，我们三个背靠背坐在一起。实在冷得不行了，三个便摸着石头去找干枯的野草，在一个石头缝里，点起了篝火。借着火光，赵、程二位在记录着大船上发生的小规模爆炸的次数，记录着大火闪耀的次数，记录着所看到的一切和所有的感受。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沉默无语，突然，赵启东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们二位还没有听过我的美式男高音吧，我来唱一段给你们听听：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家乡……要是平时，我们准会捧腹大笑，因为他唱一句就变一个调，可此时没有一个人笑他。程东升用家乡普通话高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风，聚集着乌云……我把电话放在一块高高的巨石上，因为只有那里才有微弱的信号，不敢再打出去，生怕电量耗尽。在急切企盼着“船长”接我们的电话。

晚上10时10分，电话终于响了，断断续续听到林青副总的声音：你们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说，我们找过了边防、海事局和大鹏派出所，找遍了所有可以找的人，都因风大浪高和令，没有船来。我想说，我们三部电话只剩一部还有一格电了，我们在等着船来，但目前仍无消息。我想问，专家对大船的分析是什么？爆炸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想让报社转告赵启东的妻子，说我们还活着，不用担心。但那时，什么也没说出来。只说了一句：放心吧，我们会活着回来……说到此，我的喉咙感到堵得慌，急忙挂断了电话。不想领导察觉到了我们的处境，林青副总再次打电话过来说：你们牵动着全报社领导的心，黄总在总编室已经问了三次你们的情况。要转告你们一定要尽快想办法离开那里，太危险。

透过这番话，我们都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难道那船真的没救了？

在平时，一个夜晚也许眨眼就能过去，但我们此时待在这荒芜人烟的青州礁上，一分钟都是那么得漫长。礁石上，蚊子、老鼠和爬行起来飕飕作响的蛇纷纷出动，它们像不知人是何物，成群的蚊子落在脸上就不走，拍死一批，再来一群；一尺多长的老鼠眼看着往脚上爬，抬脚摔出去的，叽叽乱叫，其他的照样再来。为不被蛇咬，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根长树枝，不断地拍打前后左右。当赵启东记到大船上传来第九次大爆炸声时，他把头埋在两脚间不写了，发出了呜咽声。

午夜12时左右，一艘不知险情的渔船从远处驶来，我们以为接我们的船来了，马上跳起来齐声高呼：我们在这儿！立即点着剩下的干草，拼命地挥手呼喊。船距离我们只有二百米了，却毫无察觉有人向他们呼救。咚咚咚的发动机声音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我们再次失望了。为了不使大家过于失望和防止悲观情绪蔓延，我给大家讲起了部队里的生活，从新兵讲到老兵，从训练讲到打仗。讲完，我们成立了临时党小组，宣布了“战场”纪律，吩咐大家把采访本用胶袋包好，我将一个矿泉水瓶子划开一条口，把数码相机的卡塞进去，用来时准备的胶袋彻底包好，三人还分别写了要交待的话塞进瓶子，绑在救生衣上。大家风趣地说：壮烈了，这就是我们的遗言，里面的照片，就是我们的遗作，就是前沿阵地最后的消息。

一切准备完毕了，赵启东提议唱国际歌，我开始反对，认为太悲观，但当他们都唱起来时，都唱得那般高亢有力时，我觉得这正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声在汹涌波涛的背景声中格外雄壮。后半夜的海风特别的凉，我们三人都被冻得浑身发抖，我说：要是我们被炸死了，也许人们在海上拾到我们的遗物时，会记得我们是英雄，但冻死了，恐怕要当狗熊了。于是，我们再次登上礁石顶，摸黑搜寻干草，几乎搜遍了整个礁，只找到两把，等到最困难的时候或发信号用吧，三个大男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为了防止睡着了冻坏和被鼠蛇咬，我让大家轮流讲故事，讲此时最想念的人，讲曾有过的类似经历。

一个人，如果突遇不测死去，也许不会有什么恐惧，但如果明知生命不保，或者生死不测并在等待，却是十分难过的一件事。风平浪静时，人们可以无限地赞美大海，甚至高唱乘风破浪去远航，但在这随时可能爆炸的大船旁，黑暗中大海就像死神一样笼罩着我们，一排排，一遍遍汹涌的白头浪（渔民称浪头泛起白水花的叫白头浪，有道：起了白头浪，死也不出海），就像阻断我们生命的魔鬼，对着你不断地张牙舞爪，生命，在此时显得格外脆弱。

再也不能等下去，再次打通“船长”的电话：算我欠你一万个人情，无论要多大代价，请你马上过来！难道让我给你磕头才行吗！这样对船长喊，似乎有点不尽人意，送我们来时，人家分文未取，在此时出海等于送命的时刻，事后想想也太难为人家了，何况他本人并无大船，一样要求助他人，已经是次日凌晨1点多了，船长没有关掉手机，还在帮我们找，已经够朋友了，不能再难为他。可是，知道我们在哪里的也只有他。

1时50分，船长来电：东西冲的百姓都撤离了，风浪太大，给多少钱都不敢出。又一个绝望的消息，电话里，我几乎是破了嗓子地在对他喊，我的车不要了，送给你，房子送给你，要一百万也给你，无论是多少钱也要有艘大船！话没说完，电话警告声响了，也无法再说什么了。

真的没办法了，也就无所畏了，不就是死吗，我们开始研究如何死法，开始研究冲击波及海啸来时的情景。为了不被巨石压在海里，我们选择了礁石对着大船的一面，为了不被震落的礁石压死，我们选择了半山腰的一块悬崖上，爆炸时，要求大家双肘撑地，两手掩耳。这样，不会震坏内脏和震破耳膜。海啸来时，要顺着浪涌跃起，爆炸时瞬间的空气窒息，大家要憋足一口气……在求救无望的时候，我们只有用尽可能多的知识选择万一生存的可能。

凌晨5时20分，一束手电筒光突然从礁石下射上来，接着听到有人喊：你们在哪儿？快下来！

救我们的船真的来了，饥、寒、困、恐一下子全没有了。大家提上东西扶着石头往下面走，不知摔了多少次，不知身上破了几块皮，刚到海边，一个大浪把三个人全打翻在地，接我们的船只被大浪掀出去几十米远。好险！幸好没人掉进海里。来的这位“新船长”还真有胆识，把大船（其实是只能乘座10人的玻璃钢体，架有一个90匹马力发动机的小船）顺浪涌在海上兜了一个圈，又顺着浪涌靠了过来。另有一名“大副”助手已趁机跳上一块礁石，对我们喊：看准时机，浪涌上来就往船上跳。程东升个大腿长，第一个跳了上去，我在守后阵，还没等第一次浪涌上来，侧面一个大浪又将我们打翻在地，我紧紧抓住赵启东，“大副”紧紧地抓住我，太险了！不容多想第三个浪涌上来了，我看准时机命令赵启东跳，谁知他将手中的那曾被视为救命粮的半袋饼干和大半瓶水先扔上船，再往船上跳，此时已慢了半拍，船随浪涌泻下，赵一脚跳空，整个人掉进了海里。就在海水淹没他的刹那间，我伸手抓住了他的救生衣。又一个大浪袭来，“大副”也眼急手快，抓住了我的腰带，我与大副同时倒在光滑的石头上，但谁也没有放手，硬是把只露一个脑袋的赵启东从水里拉了上来。当船头再次跃平岩石时，我们全力将他抛进了船舱。

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真的是大难不死。在返回途中，每人都死死地抓住船上一切可以抓的东西。与风浪搏斗了40分钟后，在东冲的一个小沙滩我们终于上岸了。我们真的活着回来了。“新船长”冒险救我们，原本想要我们两万元，因我们事先有言，无论多大代价……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深圳的记者时，最终只收了4000元“搏命费”。

次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现场指挥、深圳、香港以及广东省的海上消防部门的全力扑救下，大火在烧了整整一周后，终于熄灭了。

说真的，经过这次生与死的较量后，自己的胆子不是因有所经历而变大，而是真正懂得了生命的珍贵。也许再遇到类似突发事件时，还会有冲动要去，这也许是做记者的秉性和道德。但说句心里话，再不会赤手空拳与大海较量了。事隔三个多月，我见到赵启东提起那次，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但那绝不是后悔，而是太让人难忘。

我们活着回来了，确实幸运，那些战地记者，在采访自然灾害、警匪枪战、反恐战斗、缉毒行动中牺牲了的记者，那些明知SARS不可接触，却深入病房的记者，那些不怕打击报复，勇于揭露丑恶的记者和他们身后千千万万个敢于声张正义的新闻工作者们，才是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