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手的舞蹈(四)

通过印度调查，我们可以思考中印比较的一个框架，即市场、政府和社会这三者如何配合，形成“三只手的舞蹈”。“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和“第三只手”的结合，在中国和印度有所差异，从而决定了中国龙和印度象各自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

中国：“两强一弱”的三只手舞蹈

中国龙，在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强有力的推动下，龙飞凤舞，成就了中国奇迹，也蕴含着中国危机。中国奇迹和危机的背后，是三只手的舞蹈。

政府――看得见的强手

中国龙有一只强悍的龙爪，即中国政府。在1949～1978年，共产党领导政府，领导全国，领导全国人民，用一只清晰可见的铁手，打破了一切旧秩序，革新了传统，重组了中国社会，重组了每个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甚至将触角伸到了每个人的灵魂深处。1978年后，这只手的中央层次，曾有过20多年向地方层次的放权，向市场与民间的让利。但1989年之后，又一次确立了其强悍的存在。2012年之后，更以王者归来的姿态，宣告了不可撼动的中央权威。放眼世界，中国政府是屈指可数的强悍政府，可以持续地重组社会，可以调配一切资源，可以影响每个人的行为，这是印度难以做到的。

市场――日渐强悍的看不见的手

1978年之前，若是提及市场的正面作用，需要冒很大风险：政府高官要被打倒，知识分子要被抓去坐牢（如五七干校中的顾准），普通百姓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1978年之后，市场的地位越来越被肯定：从羞答答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9），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再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1992），再到如今颇有市场霸权的“发挥决定性作用”（2013）。中国这个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被欧美承认“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情况下，攻城略地占领了欧美，甚至全球市场。如今，离开了中国制造，欧美人几乎过不成圣诞节，但他们却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真是掩耳盗铃的当代版本。

实际上，市场作用在中国的逐步加强，从“猫论”的发展演进中也可以看出。第一代猫论，是1962年时邓小平引用常说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当时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从三年困难时期中恢复过来，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政策，重新考虑了市场对于恢复经济的重要性。1985年，邓小平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时，此说已经变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从实用主义角度，明确了市场的作用。当前，中国则开启了第二代猫论的时代，比如又增加了两只“猫”：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绿猫”（绿色发展）和强调廉政建设的“玻璃猫”（透明发展），分别提出了从黑色中国向绿色中国转变、从贪腐中国向廉洁中国转变的思想。两代猫论，都意图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政府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两只强手的组合

1987年邓小平提出影响深远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时，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实际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更为明显和深刻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强政府与强市场的联合。在中国政府用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重组要素市场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同时，市场经济这只日渐强大的“看不见的手”，进一步重组了产品市场和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得市场的多元和合一，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多元与合一，在中国形成了强悍的组合。这两只手如果相互制衡以致对抗，就会演变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经济学口水大战。但两只手如果协调以致合谋，又会延伸出权贵资本、精英联盟、赵家人等政治经济担忧。

如何让这两只手，既能相互制衡又能相互协调呢？孙中山于1924年给出答案：“节制资本，扶助农工。”于1944年给出答案：“为人民服务。”于2014年给出答案：“两只手都要用好，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此看来，两者的制衡与协调关系如何摆正，已有清晰的阐述。当前要解决的问题要点是：如何实现两者的相互制衡与协调。

依经济理论的经典范式，经济体系中最主要的一对关系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于这对关系，实际上已经有三种组合（见图1）：一是政府只扮演“守夜人”角色，崇尚市场自发秩序，排斥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二是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积极作用，并在社会公正、社会福利方面起补充作用的社会市场经济；三是政府和市场共同扮演主要角色的政府市场经济。

其中，前两种组合来自欧美，后一种组合则颇具中国特色。

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亚当・斯密开始，重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并相信市场的自发秩序和市场的自动均衡效应，就是一个主流范式。从古典经济学到20世纪的新古典、新古典综合派，再到一整套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坚持这一信条。这一支学科流派，抛弃了最初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讨论，只谈论经济现象，宣称道德中立、价值中立。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英美国家，可以叫作“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体系，是市场经济的1.0版本。

社会市场经济，是认为社会不会被动地受市场机制摆布，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也不会自动实现平衡，存在“市场失灵”，所以市场本身的健康发展需要社会干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发挥积极的谋求公共福利的作用。正如《大转型》作者波兰尼依据社会事实所论证的市场经济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之间的“双重运动”一样，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自我调节市场，所以政府在劳工权益、社会公正、社会福利方面，必须要发挥重要角色。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及北欧国家，可以叫作“莱茵资本主义”体系，是市场经济的2.0版本。

政府市场经济，主要是由政府，而非主要依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在中国，配置资源的主导者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体现了许多的“悖论”，其中，要素市场的政府主导和产品市场的市场主导双轨运行，是经典教科书无法解释的中国之谜。中国的主要生产要素及其资本化进程，基本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中国30年市场化的基本做法就是逐步地、有条件地、分地域地、分要素类型地放开要素市场，从而使得资源不断地被政府推入资本化进程之中。在产品市场上，则率先放开，充分利用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这种要素市场计划经济、产品市场市场经济，可能是政府市场经济的核心内涵。这种处于正在进行时的社会实践，可以视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3.0版本。

1978～1994年的中国分权化改革，出现了政府与政府资本在改制中的不断弱化，这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1994年分税制改革，强化中央财政能力的努力，使得中国政府开始转型为典型的直接推进资源资本化的强政府。

强政府的标志，是资本利益内化的政府牢牢地把握要素市场的控制权，主导要素市场的资源资本化过程，并直接控制或运作税收（第一财政）、银行（第二财政）、国企与各类基金（第三财政）等，来获取各类财政收益，强化政府汲取能力。其中，政府主导并直接推进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这三大要素的资源资本化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两手抓，两手都很硬，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集中体现，并符合政府公司主义的主要特征。

理想情况下，政府和市场两只强手相互补充，政府主要调配要素市场，市场主要调配产品市场，但如果政府和市场并非相互制衡和协调，而是相互勾结呢？则会出现第四种组合模式――法西斯式的市场经济，或者巴比伦式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当政府和市场、权力和资本结盟，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两大集团合谋时，他们会一起剥夺社会、剥夺大众。当结盟进一步内卷化后，剥夺对象甚至会扩及已被视为精英集团成员的中产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第四种市场经济的组合模式就会出现。具体到中国的语境，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抉择。当前中国经济性质的一大争论，就是是否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赵家人”这一词汇，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若只有经过权力高层筛选过的“红二代”及其精英，才被认同为“赵家人”，那么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经营集团的联盟，就面临着瓦解和重新结盟。如果放任资本和权力进一步结盟，中国可能走上比较危险的法西斯式资本主义。与之同时，也有一个强烈的呼唤，期待资本和权力为社会和人民服务，像孙中山和所说的“扶助农工”“为人民服务”，则可能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走入”与“走出”权贵资本主义，或“避开”与“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处理好“嵌入”和“脱嵌”的关系。受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启发，我们提出一个社会比经济大、经济比金融大的相互嵌套的“嵌入”系统（见图2）。如果是金融比经济大、经济比社会大，就成为了一个“脱嵌”的系统。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正在出现“脱嵌”的状况，突出表现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并在主导资源配置；经济凌驾于社会之上，分化瓦解了社会自组织能力。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名义本金额是实体经济的14倍。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后，人们预期金融衍生品应该大幅度萎缩。实际上，仅仅场外交易（OTC）的衍生品市场名义本金额，2016年年中仍达到了实体经济的7倍之多。长期以来，经济至上的社会伦理，带来了社会原子化。仅有政府和市场的视角，还远远不能解决市场经济自身的矛盾。我们需要考虑“第三只手”，即社会的作用。

社会――孱弱的第三只手

实际上，比政府和市场范畴更大的，是人类社会。仿照前两只手的称谓，我们可以将社会比喻成“第三只手”，以在作用上和前两只手比较。实际上，社会可能不仅是一只手，更应该是机体。如图2所演示的，社会系统的内涵大于并包含了经济。社会系统是复杂的巨系统，包括了国家、地区、城市、公司、家庭、个人等各个层次。依照关系划分，社会是人类相互联系、互利合作，依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结成的有机总体，是社会人及其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构成的复杂系统。显然，社会系统，大于并包含政府和市场。故此，“第三只手”实际上是包含了前两只手的身体。

社会这只手很重要。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平衡调节作用，以为通过这两只手的一起舞蹈，就能跳出市场经济的和谐舞步。实际上，仅有这两只手，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第三只手”――社会调节。更应该说，社会调节是支撑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舞蹈的身体。

中国欠缺的正是社会这只手的健康和活力。一方面，广泛的社会参与，在成就中国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包括勤俭节约的文化、强烈的发展意愿、人口的结构变迁。仅仅乡土社会的松动，使得农民能够外出务工，就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带动了中国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去组织化（原子化）、消费主义、礼崩乐坏等社文化倾向，又带来了中国发展的危机性因素。

中国已经有了政府和市场两只强手，但社会这“第三只手”的力量还有待加强。若没有社会机体的自我组织，在政府面前，人民只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只会“等靠要”，只会成为“孱头们”（“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鲁迅《华盖集：杂感》）；在市场面前，人民就会成为资本的附庸甚至奴隶，成为只会在“埃及地”享受“葱姜蒜”的为奴生活。所以李昌平说，“现在中国的农民，是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空有两只强手却只有一个虚弱身体的中国社会，会像长臂猿、大猩猩那样，仅有两只强壮的手臂，却没有强壮的身体。社会自组织的缺乏或无力，是中国和发达经济体的最大区别。发展实践中，常常遇到“干部五加二、白加黑地拼命干，百姓抱着手旁边看”“政府很忙、干部很累，效果很不理想，群众很不满意”这样的状况，因此需要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会机体。

以中国正在推动的扶贫攻坚战为例，我们可以猜想到这场社会运动中社会不动的可能结果。中国扶贫的功效举世瞩目，从1981年到201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由8.35亿减少到1.57亿，贫困人口减少6.78亿。同期，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93.3%来自中国。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评论称，全球在消除极端贫困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归功于中国。但即使如此，按照2015年以来执行的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这一标准，2015年底，中国仍有5575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已经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所以需要精准扶贫，需要扶贫先扶智，真扶贫和扶真贫。过去，中国通过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和普惠性的农业发展，已经大水漫灌般消除了90%以上的贫困人口，而剩下的贫困人口，则需要扶贫到村、到户，到具体产业的精确滴灌。如果只通过自上而下的项目制扶贫，已经很难达到“六个精准”的要求。在贫困人口缺乏参与、被动接受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预期真正的脱贫效果。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定理，也要求中国在发展理念中，离开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观，将社会视为活的机体。由机械、直线和刚性的扶贫措施，转向发挥社会活力，由社会参与并主导决策过程的灵活、可塑和柔性的扶贫措施，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状况。

让社会调节发挥作用，就能和市场、政府这两只手一道，构成一个更为稳固的发展三角形。活化中国社会，复兴乡村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增强发展的主体性和老百姓的获得感，从而走向政府、市场、社会协调平衡的发展状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