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哲学两首诗

摘要：中国诗歌和英国诗歌中都不乏秋天主题的描写。唐代诗人王维的《秋夜独坐》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的《秋颂》是两篇关于秋天主题的经典诗作。然而两首诗篇中却蕴涵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哲学。《秋夜独坐》阴柔委婉，消极应对世事纷繁；《秋颂》却以阳刚明快的笔调表达了诗人对真与美的追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来自于两种传统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时也从一个局部体现了两个国家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

关键词：哲学；《秋夜独坐》；《秋颂》；人生态度

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人，是开元，天宝时代最有名望的诗人，当时李白和杜甫的诗名都不如他。“唐代宗称王维为‘天下文宗’。唐窦蒙于《述书赋》中也说：‘时议论诗，则日王维，崔颢。’殷瑶于天宝末年编成《河岳英灵集》，其《序》列王维为盛唐诗人之首而不提李白。”(陈铁民，2005：5)王维也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山水田园诗，多喜欢刻画一种宁静幽美的境界，呈现出一派静美诗风。王维的诗贯通其泼墨山水画法。并通过多种因素的渗透达到一种静穆的意境。佛家主张“天识互通”，人的感觉也确实是相互勾通的：“热”使人觉得“闹”，“冷”使人觉得“静”。同样，幽深、稀疏也会使人觉得静，牛羊归村、黄昏薄暮都会使人觉得静……王维正是综合了空、远、闲、净这些与静相关的识觉，造成整体上“静”的效果：

夜静春山空 (《鸟鸣涧》)

空山不见人 (《鹿朵》)

独坐幽篁里 (《竹里馆》)

落日满秋山 (《归高山作》)

在王维的心中，一切都是静的：月光、夕照、河水、鸟声、颜色都是静的，甚至在大自然的运动中。他也能捕捉到恬静的美。而且，王维在创作中多有变化，给人以细致的感受，如平静、恬静、闲静、静寂、静远等。这些微小的感觉在结果上，产生的效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它们形成一种我们说不出的什么。形成一种趣味，一些感觉性质的形象，在全体上是明晰的。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英国浪漫主义五大诗人中出生最晚却逝世最早的诗人。“中国学者王佐良指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浪漫主义的创始者，拜伦使浪漫主义的影响遍及全世界，雪莱透过浪漫主义前瞻大同世界，但他们在吸收前人精华和影响后人诗艺上，作用都不及济慈。”’(《济慈诗选》，屠岸译，1997：1)济慈在他的诗作中想象非常丰富。他的想象有个特点。即：美。他长于描写大自然和一般事物的外形美。同时又处处洋溢着欢乐精神，与美的品质相得益彰。他的代表作《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和《秋颂》三诗无论写自然、艺术和田园，都异常优美动人。济慈短暂的一生潦倒穷困。不幸早天，但是他在自己的诗作中体现出来的悠然自得的人生情怀，令人印象深刻。“人们把悲惨的现实世界称为‘泪之谷’。但济慈在‘泪之谷’中始终绽开灿烂的笑颜。不管命运如何亏负自己，济慈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生活的希望。也没有失去那种独属于年轻人的欢乐。”(傅修延，2008：6)

一

秋天风物萧瑟，天气清寒，自古中外文人墨客都乐于在作品中用秋的主题来表现自己的清秀精神和浪漫情怀。秋天使人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和时间的稍纵即逝。王维与济慈二人各自生活的时代及环境有很大差异，在王维的《秋夜独坐》与济慈的《秋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只是这两种人生哲学却仿佛是被放错了位置，也许应该将各自的归属作一个完全的调换才更合情理。然而历史的事实却不容后来者随意遐想。

二

王维的《秋夜独坐》大约作于天宝末年。诗写诗人秋叶独坐的感触。“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四句阐发出诗人在寂寞清冷然而又雅致可爱的秋天夜晚的人生感悟。山果鸣虫皆是极平常之物，但于此平常之物中，诗人含蓄地表露了人生易老韶华易逝的悲慨，以及独坐秋夜的凄凉，由此也体现出诗人对于生命的珍视。末四句“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则是诗人于岁月流光的无奈挽唱。全诗字字皆能令人体会到诗人的寂寞凄苦，但是正是这份寂寞凄苦，才是诗人艺术纯熟，人生阅历千锤百炼的写照。“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说：‘一唱三叹，由于千锤百炼。今人都以平澹为易易。知其未吃甘苦来也。右丞‘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其难有十倍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者。到此境界，乃自领之，略早一步，则成口头语而非诗矣。”’(陈铁民，2005：137－138)陈先生所引潘论，道出了王维诗作的恰到好处。“诗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诗人情真，哲人理真。二者皆出于寂寞，结果是真。诗人是欣赏寂寞，哲人是处理寂寞；诗人无法，哲人有法；诗人放纵，哲人约束。故在中国，诗人与哲人势同水火。但大哲人也是大诗人，大诗人也是哲人，此乃指其极致言之，普通是格格不入的。”(顾随，2006：11)王维是一位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高明淡泊的哲人。他的诗作之中，情理合一。情意合一；景是意，事也是意。他常常借重自身的感受和印象来刻画外界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亦悄无声息地阐释了内心的感怀。

但是这种感怀却是一副冷寂凄清的面孔。王维一生仕途不算得意，开元九年秋(721)进士擢第后不久即谪官济州：天宝十五年又为安史之乱叛军俘获，苟从得命。但是总的来说王维生活在开元盛世，且家道殷富，他所以会有这类寂寥隐逸的心境，大概即是受到了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诗人将相思，别离，盛衰，死亡等等都超脱于禅宗宣扬的宁静淡泊之中，在生活的表层显露出一种逍遥不争的态度，流连山水，离世绝俗。不过这种放任却无能改变岁月的惨酷，也无法寄托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和济世抱负，又兼《秋夜独坐》写于天宝末年，社会动荡的征兆已然显现，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心态终究不能逃避。于是在诗作中，多少流露出几点悲慨与无奈。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知识分子人生的理想状态，也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大悲剧，大概中国古代士人大多时候所能做的，即是在作品中演绎出内心那种对于自身，对于国家的无限感慨。

三

中国古代士人的哀婉气息是有佐证的。“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动乱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朱自清。1998：38)可见中国传统士人的情辞之苦，自然这也是由于中国古代长期的离乱和动荡。

不过同样糟糕的环境之下，甚至更坏一些，济慈却在他的《秋颂》中动人心魄地唱出了一个浪漫主义

诗人特有的灿烂和天真。《秋颂》是济慈的六大颂歌的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诗人细致人微的观察力和独具一格的想象力得到了完美体现。诗中的意象都是极为平凡的，只是从未被如此描述过，也从没被这样完整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诗人开篇就抓住了秋的实质一一成熟：“雾霭的季节，果实圆熟的时令，”(《济慈诗选》，屠岸译，1997：21)，然后从湛蓝的晴空转到挂着葡萄藤蔓的茅檐，从房前的苹果树到丰收的田野。诗人着力描写秋天成熟的果实：葡萄，苹果，葫芦，榛子。伴着欢唱的蜜蜂和沉醉的罂粟花香，伴着篱边的蟋蟀和红胸的知更鸟……一幅绚丽多姿的初秋美景就展现在眼前。诗人的视角将“秋”从一个抽象的词变成了一个可以感知的实在的物。诗作所体现的完全不是中国诗歌中易于见到的秋天的萧瑟和凋零，而是一种欣欣向荣。丰收殷实的美好情状。而且这种殷实是在极其漫不经心的表述中展现的：

谁不曾遇见你经常在仓?[的中央?

谁要是出外去寻找就会见到

你漫不经心地坐在粮仓的地板上，

让你的头发在扬谷的风中轻飘：

(《济慈诗选》，屠岸译，1997：21)

用这样轻松愉悦的笔调把读者的身心带到想象中的情景，让读者领略那秋日中的暖阳普照和谷丰仓实，这样的文字能出现在济慈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确是非常难得的。自然。诗篇中也有一些令人深思的角落。《秋颂》作于一八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已经临近诗人生命的终点。很多评论家认为《秋颂》是一首奇怪的诗篇。因为与同年五月所作的抒写困惑、痛苦、忧伤和恐惧的《忧郁颂》相比，可以说，《秋颂》一改常态、异常平静，尽管诗人的弟弟汤姆已成黄泉新鬼，乔治远在美国肯塔基，济慈自己债台高筑，心上人芳妮·布郎离他远去，而《秋颂》却是一个欢快的音符。但往深处看，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济慈的内心是脆弱的，因而诗中诗人的影子也照样是纤细的。在第一节里，造物主表现出意外的大度和慷慨。在第二节里，自食其力而又受惠于造物主的俗世之人也是悠闲的。而第三节里却有的是哀音和秋之将逝、冬之将来的暗示。春之歌充满活力、生机与希望，秋之歌则充满丰盈与成熟。春之歌已逝，秋之歌将逝。分飞的燕子，象征着生命的诀别。但是尽管如此，相对于王维的《秋夜独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幅全然不同的半景画。这幅画中更多的是感性的对于生命的眷恋和追寻，而不是对于年华易逝的无奈和悲歌。诚然，王维的《秋夜独坐》是诗人晚年灰色心情的写意，而济慈正当少年风流。然而济慈所承受的身心的压力和痛楚，其实亦丝毫不亚于王维这样一位大诗人在漫漫人生中历练出的悟道。只是济慈发自内心的对于美的追求和发掘，促使他能够撇开忧郁和伤感，对于坎坷的人生总是抱着一种甘之如饴的态度。他不是悲观地看待花开花落，四季轮回：诗人更在意大自然的生生不已，认识到新旧交替不过是旧美的消褪和新美的再生。正如济慈在《仙子的歌》中的吟唱一般：“不要哭泣呵!不要哭泣!／花儿明年会再放蓓蕾。／别再流泪呵!别再流泪!／花苞正睡在根株的心里。”(《济慈诗选》，屠岸译，1997：161)诗人的《秋颂》大约也是为着这一份情思。虽然济慈本人并未有渴望的要求，但是诗篇中却着实充满了希望的身影。

四

“用朱光潜(1897－1986)的话说，‘中西山水诗有刚柔之分：中国诗自身已有刚柔的分别，但是如果拿它来比较西方诗，则又西诗偏于刚，中诗偏于柔。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月景。这当然只就其大概说’。”(曹顺庆，2000：133)固然济慈在西方诗人当中也是一位柔和派，但是从朱光潜先生的评介中我们还是能够明白体会到为什么《秋夜独坐》与《秋颂》会有那么大的差别。两者都体现着极致的景的魅力，但是一个极静，一个极动；一个消极，一个积极；一个忧郁，一个快乐。他们之间也许便分辨出了中西诗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哲学：一个是阴柔委婉的弯月。一个是阳刚率真的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