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贻荪《诗筏》学古观浅析

时间:2022-09-10 05:44:01

摘要:《诗筏》是清初贺贻荪所著的一部优秀诗话。前人多关注他诗歌美学观中的“厚”论、“化境”说等,对《诗筏》中的学古观点尚没有专门研究。本文立足于《诗筏》文本,联系清初时代背景,体现出贺贻荪的学古观有强大的包容性,其颇具个性的理论是对复古主义地超越。

关键词:贺贻荪;《诗筏》;学古;宗唐

一、 兼取众长,力主唐音

清初诗经学在矫正晚明空疏学风的同时,亦承继并发展了晚明诗经学文学研究之风气,以《诗》为经,以《诗》为史,亦以《诗》为诗。贺贻荪《诗筏》中所涉“诗三百”者多条,论《诗・小雅・巷伯》与《诗・小雅・节南山》之卒章,“刺人者不讳其名也”;《诗・大雅・裕高》与《诗・大雅・悉民》之卒章,“美人不讳其名也。”[1]以遗民气节,搜讨《诗》旨,讥讽当世,“若在今人,不知如何丑态也。”贺氏对《诗经》的研读可谓精妙。论《国风・魏风・园有桃》,他认为这首诗多四言平实明白,但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难以找到确切答案。贺贻荪称许其“三句三折,跌宕甚妙”,心中的忧愤无法解脱,只得放声高歌,聊以,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他决定“聊以行国”,离开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贺贻荪又评《国风・魏风・陟岵》“予子行役,夙夜无已。尚慎旃哉,犹来无止”抒写行役之少子对父母和兄长的思念之情,四句中有怜爱语,有叮咛语,有慰望语,低徊宛转,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诗而已,绝不说思父母,相比其他人直接作思父思母语,更为凄凉。他并称赞这种用父亲的口吻写思亲的写作手法,可谓“汉、魏以来,此法不传久矣。”[2]

历朝历代关于“赋比兴”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贺贻荪揭示出《三百篇》中有比兴赋互用的情况,有时赋事在前,比兴在后,有时末尾只写景物风致而已。如《东山》末后只描写户庭孤寂寥落的雨景便觉悲凉,不需要多加一语,就有余韵不绝的效果,可谓是“以末后不注破为妙”。他反对论《诗》过多用一己之见解释古诗,并把不相干的事拉在一起,生拉硬扯违背原义,如痴人说梦“大伤古作者之意”。

贺贻荪谈及诗歌创作从汉魏乐府古诗着手。他称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为“才调风致”,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也是从《焦仲卿》篇得来。“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可见贺氏对乐府叙事长篇传神处有独到把握。他点评乐府古诗赞其佳境在转折无端,犹如连绵起伏的群山,云雾飘渺将其笼罩,山水相接,天地同体,恍如仙境一般“闪烁光怪,忽断乎续,不偏不次”。《孤儿行》中从“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后,忽接“春气动,草萌芽”。《饮马长城窟》篇,从“展转不可见”,忽接“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末断“客从远方来”至“下有长相忆”,突然而止。《孤儿行》、《饮马长城窟》两首,语意原不相承接,然通篇精神脉络不接而接。贺贻荪称其为“神化之至”,“诗文有神,方可行远”。《诗筏》中贺氏主诗画相通,同样追求平远,即使是一幅乱山,也要描绘出它绵延数里浸染在云雾中的盛境,看之令人意兴无穷。

《古诗十九首》也得到贺贻荪的称赞,“段落无迹,离合无缝,此屈、宋之神也,惟《古诗十九首》仿佛有之”,一个“惟”字表现出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之高。人们多评价《古十九首》朴素自然,恬淡安静,而不知其创作含蓄蕴藉,意蕴悠远。贺氏云“人知其澹,不知其厚”。“厚”论是贺贻荪诗歌鉴赏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用“厚”评价《古诗十九首》暗示出在他心中已经对其推崇备至。谈到《古诗十九首》对五古的影响,贺贻荪认为储、王、孟、刘、柳、韦的五言诗,恬淡隽永的风格皆来源于《古诗十九首》,但是其的作品未能做到浑然天成、无迹可寻。在贺氏看来“古诗之妙”,即能留不穷之意,蓄不竭之气。贺氏对《古诗十九首》的创作之妙总结为“婉转含蓄”,如阐释《行行重行行》通篇“浑然无迹,温柔婉娈”,使人不觉为怨,不是用机关枪似的外力施力于读者,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创作者的共鸣,那种油然而发的真感情,这才是真的可以怨。

在文学史上,贺贻荪推崇陶渊明的诗、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陶诗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为什么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呢?贺贻荪认为根源于其诗“厚”,有深厚的力量感化人心和表现内容。陶渊明平日读书作诗文对身后名持淡然的达观态度,所以贺贻荪称赞陶诗真率清纯,淡而不厌,悠然有会,率尔成篇。贺贻荪认为李白诗歌豪迈悲愤,是《骚》之苗裔,并将李白、杜甫诗歌进行鉴赏分别归为“英分”和“雄分”。“英分”是天然奇绝、英姿超纵的代表“英分常轻,轻者不在骨在腕,腕轻故宕,宕故逸,逸故灵,灵故变,变故化”;“雄分”是气格浑老、沉郁顿挫的典范“雄分常重,重者不在肉而在骨,骨重故沉,沉故浑,浑故老,老故变,变故化”。“化”是贺贻孙追求的文学高境界,所谓的“化”就是化去一切有迹之物而使诗呈现清空灵逸之美。而李白、杜甫在各自风格的基础上都将达到“化境”。同时贺氏也不废中晚唐韦应物、柳子厚诸人。他称赞“五言长城”刘长卿诗开中晚唐之风,能够以“苍秀”的风格承接盛唐之绪,能够在内容和立意上标新立异,兼具少陵、摩诘二家之长。在《诗筏》中,贺贻荪认为“但须熟看唐人诗,方能辨宋诗苍白”、“谓宋诗不如唐”,可以看出总倾向是尊唐贬宋。他倡导要学习盛唐诗歌有“血痕”即自己真实性灵的书写,大赞“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不能有“墨痕”过于模仿形式,矫揉造作之气。但是,他认为宋诗“佳者不愧唐人”,尤其欣赏陆游、谢翱、林景熙沉痛悲壮的忠孝诗歌,赞扬当革命之际宋遗民诗人能够将满腔悲愤尽泄于诗,如《忆故人》诗:“曾向钱塘住,闻鹃忆蜀乡。不知今夜梦,到蜀到钱塘?”诗歌感情真挚,语言贴切,意在言外,表达丝毫不逊唐人。贺贻荪称欧、苏“其诗别成一派,在盛唐中亦可名家”。

因此,贺贻荪虽宗唐,但是在学古观念上,他能够兼取众家所长,看到诗歌的内在进化与历史变迁。正如他赞赏“太白仙才,然其持论,不鄙齐梁;子美诗圣,然其持论,尚推卢骆。譬之沧海,百川细流,无不容纳”。[3]贺贻荪真正践行了“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诗论理念。

参考文献

[1][2][3]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70-171页、第174页、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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