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碑最初发现地考证研究

[摘要]根据张澍诗文记载，他最早于武威清应寺内发现西夏碑，而武威清应寺正是西夏碑中所记载的西夏凉州护国寺，位于寺内的姑洗塔也正是西夏碑中多次提到的那座充满灵异色彩的宝塔，即护国寺感通塔。但是西夏碑确实被后来学者发现于大云寺碑屋内，致使今日学者对于张澍发现西夏碑地点持怀疑乃至否定的观点。纵观大云寺塔与姑洗塔的历史，根据阿育王奉佛舍利建八万四千塔的记载，可以断定西夏碑的最初发现地应是武威清应寺。

[关键词]张澍；西夏碑；清应寺；姑洗塔

[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062-03

一、西夏碑及其最初被发现

西夏碑全称“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文中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西夏时期位于凉州（今武威）护国寺一座神奇宝塔的故事。说阿育王时天下起八万四千舍利塔，武威郡塔，即其一也，自周至晋已有1000余载，中间废兴，经典莫记。前凉张轨修宫殿，正修于此塔遗址之上，至张天锡时，宫中多现“灵瑞”，天锡诧异。有人告诉他，今宫殿修于阿育王所造塔基之上，张天锡遂舍宫建寺，复建其塔。直到西夏统治凉州，这座经历了800多年的护国寺感通塔先后几次倾斜，但都神奇地自行恢复原状……后西羌来攻，此塔还现瑞灯，使羌人不战自退，似有神人相助。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三年（1092）冬，凉州地震，宝塔震倾，但又再次显灵，崇宗于是命人会集工匠，修饰佛塔，使之焕然一新……

十六国时期，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东传，凉州佛教文化得到了发展，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前凉张重华、张天锡时都曾于姑臧故城建寺修塔，而张重华所建姑洗塔因“奉佛舍利”而倍受历代统治者及佛教信众的尊崇与膜拜。西夏建国，佛教逐渐成为国教。据西夏碑记载国家有重大事件，皇帝会事先派使者来此“稽首潜祷”，求佛保佑。其重要原因应该就是佛骨舍利塔的存在，而关于此塔的灵瑞事件也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天祐民安三年（1092）冬，凉州发生大地震，塔身倾斜后又恢复原状，为了旌表宝塔“灵瑞”，西夏皇太后和皇帝诏命重修此塔。竣工后，遂立碑纪功，颂扬佛德“灵瑞”和西夏统治者的功德。

清代嘉庆年间，著名金石学家、武威人张澍在家乡清应寺内发现了西夏碑，这一重大发现是近代西夏学研究极具影响力的事件。作为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文与汉文相对照最多的碑刻，其在研究西夏社会经济、民族关系、语言文字特别是佛寺盛况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然而研究西夏碑，仍有两个问题是今日学者的困扰，即它的发现时间及发现地点。

首先，是西夏碑的发现时间。张澍发现西夏碑后，曾两次在其诗文中讲述发现西夏碑的经过，一为《书天祐民安碑后》（后收入其《养素堂文集》），文中讲述他于嘉庆甲子年（1804）在武威清应寺内发现了西夏碑。另外，在他的《养素堂诗集》卷10《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七律四首诗序中说西夏碑发现于庚午秋，即嘉庆十五年（1810）。这样，西夏碑在发现时间上就有了1804年和1810年两种说法。

其次，是西夏碑的发现地点。依据张澍两次诗文讲述，西夏碑虽发现时间前后不一，但地点都明确记述为清应寺，因此，西夏碑的发现地点应是武威清应寺无误。然而问题再次出现，后有学者依据生记载前往清应寺找寻西夏碑未果，却在清应寺旁的大云寺碑屋内发现了西夏碑。而根据当地学者讲述，由于大云寺碑屋倒塌，西夏碑已自大云寺移至武威文庙。综合以上原因，就有学者提出西夏碑的最初发现地应为武威大云寺，而西夏碑碑文中所说西夏凉州护国寺及护国寺寺内感通塔为大云寺及其大云寺塔。

二、清应寺与大云寺

如果张澍记载无误，他最早于武威清应寺内发现西夏碑，那么毋庸置疑清应寺正是西夏碑中所记载的西夏凉州护国寺，而位于清应寺内的姑洗塔也正是西夏碑碑文中多次提到的那座充满灵异色彩的宝塔，即护国寺感通塔。但正是由于张澍的疏忽，在西夏碑的发现时间记载上出现不一致，加之后期西夏碑确实被学者发现于大云寺碑屋内，致使今日学者对于张澍发现西夏碑地点也持怀疑乃至否定的观点。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张澍是一位治学极为严谨的人，他诗文中两次虽时间不同但地点相同，况且他又是武威人，西夏碑的发现地点至少是准确的。张澍是否记错，今已无法考证。但如果他记载无误，那么今日部分学者所提出的西夏碑发现于武威大云寺、西夏碑碑文中所说的凉州护国寺与感通塔为武威大云寺及大云寺塔就有待重新考证。

张澍最早提到的西夏碑发现地武威清应寺与今日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西夏碑发现地大云寺都位于武威城东北隅，二寺仅一墙之隔，清应寺在西。1927年，此寺毁于地震，其位置约在今武威市和平小学内。其寺本源，业已久远，面貌与名号几经改动，已无法一一考证。现存有关清应寺的文字资料共三篇（均来自张澍《凉州府志备考》）：明代一篇，为明万历十六年（1588）陕西布政司右参议曲梁、袁宏德撰《敕赐清应禅寺碑记》；清代两篇，一为康熙十一年（1672）镇守陕西甘肃等地方总兵官孙思克所撰《重修清应寺塔记》，一为康熙五十年（1711）凉痒生李如荫撰《重修清应寺塔顶记》。三碑记载了清应寺的规模及修建过程，从中可知清应寺在明以前叫北斗宫，有塔曰姑洗塔，最初创建于前凉王张轨曾孙张重华时。张重华于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六月继王位，其舍姑臧故城王宫内地，建北斗宫与姑洗塔。自晋至元，历经千余年，中间几经兴废，于元末至正年间为战火所焚。至明朝永乐年间，又在北斗宫的废墟上，“敕建为清应寺。殿宇巍峨，廊楹绘绚，世称古刹”。寺名“清应寺”由此而来。之后，历经多次修葺、补建、彩绘，使得殿宇宽敞、绚丽。寺内姑洗塔高13层，隔层龛内供有佛像，可至塔顶，甚是庄严肃穆。可惜与清应寺一起毁于1927年的凉州大地震，今已了无痕迹。

三、明清时清应寺即西夏时护国寺

参照西夏碑碑文内容，其明确指出了前凉宫殿与西夏护国寺正是建在了昔日阿育王所造佛舍利塔塔基之上。《魏书·释老志》：“佛既谢世……于百年后，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时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今武威）、临淄皆有阿育寺，盖承其遗迹焉。”《广宏明集》记载：“释迦摩尼涅槃后，东天竺国阿育王收佛舍利，派遣鬼兵，在全世界同时造八万四千宝塔，安置舍利。姑臧姑洗塔即其中之一。”乾隆年间的《武威县志》：“清应寺，大云寺西，有塔名姑洗，考藏经《宏明记》：周敬王时阿育王所建之一……”而武威现存清康熙二十一年（1756）《重修白塔寺塔记》中也有“昔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而震旦国中立有塔十六座，甘州之万寿塔与凉州之姑洗塔居其二焉”之记载。以上史料虽有不可信之处，但一致指出了昔日阿育王在姑臧（今武威）所建舍利塔为姑洗塔，那么姑洗塔才正与《西夏碑》中所说“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今之宫乃塔之故基之一也……”的内容相符，亦即前凉宫殿及其后期西夏护国寺感通塔正是建在了昔日阿育王在姑臧（今武威）所建舍利塔——姑洗塔之上。如果西夏碑本在大云寺，则从其最早的唐景云二年（711）《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到明天启二年（1622）《增修大云寺碑记》（张澍《凉州府志备考》）都找不到任何关于阿育王“奉佛舍利”及建塔之记载。

虽然西夏碑确实被学者发现于大云寺，但位于大云寺旁的清应寺姑洗塔因其正是阿育王所建佛舍利塔而更加符合《西夏碑》中有关西夏凉州护国寺及感通塔所在地是佛舍利塔故址的记载。另外，据清孙思克所撰《重修清应寺塔记》记载前凉张重华“舍宫建寺”所建北斗宫（即明以后的清应寺）与姑洗塔，这与《西夏碑》中记载的有关西夏护国寺感通塔初建时张天锡“舍宫置寺”段内容完全相同，只是置塔人不同。西夏建国，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成为西夏国教。特别是李元昊继位后，曾广泛收集佛骨舍利，大建佛寺佛塔。其统治下的西凉府姑洗塔因其正是“昔日阿育王所建八万四千舍利塔”之一，则更受李元昊及以后西夏统治者的尊崇与重视，这一点也是大云寺及大云寺塔所无法相及的。从西夏统治阶级对于佛骨舍利塔的膜拜、崇信以及姑洗塔其自身地位的特殊性，应该可以肯定的是西夏碑碑文中多次提到的那座充满灵异色彩的宝塔，即西夏护国寺感通塔就正是清应寺姑洗塔。既然如此，笔者认为西夏碑早期极有可能确实置于清应寺内，而这与张澍记载的于清应寺内发现了西夏碑的内容也正好相符。

四、西夏碑被挪动至大云寺内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块昔日置于清应寺内且记载着西夏时期清应寺及寺内姑洗塔历史变迁的“奇碑”以今日学者的观点却成了清应寺旁的大云寺中之物呢？究其原因，其实就在于“西夏碑后期被发现于大云寺”。由于各种原因，在今武威大云寺内仍可见到许多碑刻，其中也不乏武威早期其他台、寺碑刻。如果就因这些碑刻在大云寺内而将其认定为大云寺碑刻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西夏碑早期确实置于清应寺内，只是由于后期挪动才出现于大云寺内。

张澍在《书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写道：“此碑在吾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内，有碑亭，前后砖砌，封闭已久，耆老亦不知为何碑，但言不可启，启则必有风雹之灾。余于嘉庆甲子年（九年，1804）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暇与友游览，欲拆其封，僧不可，强之，亦不可，乃言：若有祸崇，我辈当之，与主持无预，乃允。遂呼佣人数辈，启其前甓剖而碑见。高一丈许，尘土积寸馀。帚之，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视。方整与今楷书无异……”仔细斟酌张先生此文，当时西夏碑被砖砌于碑亭中，并无他碑，否则张先生不会一字不提。

而在后期有关学者于大云寺内发现西夏碑的资料中，著名陶瓷学家陈万里于1925年到达武威，他在《西行日记》中这样写道：“于大殿后院得见碑屋二，在左者，《西夏碑》赫然在焉，别有一康熙《重修碑记》。在右者，一为天启二年碑，一则景云二年唐碑也……”张澍说西夏碑于碑亭内，未提有他，而陈万里却说西夏碑在碑屋内，并另有三碑。此为其一。其二，《武威金石录》记载，大云寺“塔台门左右侧各有碑殿三间，座南向北，曾树立着六通碑，其塔东西各有配殿三楹，东为和尚客房，西为碑殿，其最南一间，即西夏碑曾立之处”。此处记载又与张澍、陈万里所见不同，这就为西夏碑的位置是否多次挪动也带来可能。其三，1919年2月，北洋政府高级官员林竞也曾到达武威，他在日记中写道：“往大云寺拓西夏碑。”可是，在他25日的日记中却写道：“饭后复入城，游大云寺，亦名北斗宫，有塔曰姑洗。”这明显与大云寺历史不符。康熙十一年（1672）孙思克所撰《重修清应寺塔记》中明确记载：“清应寺本名北斗宫，有塔曰姑洗。”孙思克作为驻守当地的官员，况且他在凉已镇守七年，不至于弄错清应寺的沿革。而林竞只是途经武威参观，有些资料可能是听寺旁小学教员口头介绍，未必准确。因此，孙思克所说应该是正确的。如此，林竞1919年于凉州拓西夏碑就有两种可能：其一，他去往大云寺拓西夏碑，只是当时错将清应寺沿革加与大云寺；其二，他可能确实去往清应寺拓西夏碑，因为清应寺“本名北斗宫，有塔曰姑洗”。同时，林竞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又至清应寺，寺后浮屠高十三级，有观音像，颜色鲜丽，神笔也，旁有木刻云，塔系周敬王时阿育王令神工鬼斧造成，以舍利子镇其顶，以镇海眼。”这就更加印证了清应寺姑洗塔正是昔日阿育王奉佛舍利所建之塔。之所以1925年陈万里于大云寺碑屋内见到西夏碑与《武威金石录》中作者所见西夏碑位置出现不同，主要在于当时时间离张澍见到西夏碑也已相隔多年，是否有人因西夏碑碑文中“天锡遂舍其宫，就其地建塔”与唐景云二年（711）凉州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记载的“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升平之年所置也”置塔人相同而将此碑自清应寺碑亭挪至大云寺也未不可。如果真如此，也就有了张澍、陈万里、《武威金石录》有关西夏碑位置记载各不相同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西夏碑后期确实有挪动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确定西夏碑所说西夏护国寺感通塔应是清应寺姑洗塔，西夏碑早期确实置于清应寺内，而这也完全符合张澍当年于清应寺内发现西夏碑的记载。纵观张澍一生，作为乾嘉时代西北史地与西北文化的领军人物，其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他对西夏学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后人尊敬，而在此也应对其发现西夏碑这段历史给予肯定。

[参考文献]

[1]张澍.养素堂文集[A]. 屈万里，刘兆祐主编. 张介侯所著书[C].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2]陈万里.西行日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3]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4]李鼎文.武威历史考辨三题[J].丝绸之路，1994，（2）.

[5]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6]武威市市志编纂委员会.武威金石录[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7] 明·胡汝砺等纂修， 管律重修， 陈明酋校勘. 嘉靖宁夏新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