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夏天盛元宝钱币版别及武威西夏钱币考古的重要价值

时间:2022-09-27 01:08:06

略论西夏天盛元宝钱币版别及武威西夏钱币考古的重要价值

[摘要]天盛元宝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铸造发行的钱币,也是西夏诸钱中铸造是量、发行量最多的西夏钱币,是惟一由铜、铁两种材质铸成的西夏货币,其版别有数十种之多。甘肃武威曾是西夏的陪都,西夏王朝在武威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遗址,西夏钱币种类和数量在西夏钱币考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研究西夏商品经济、揭示西夏货币流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关键词]西夏钱币;天盛元宝;武威

[中图分类号]K87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19-03

一、武威新发现西夏天盛元宝折二铁钱

近日,甘肃武威市钱币学会在古玩市场给一位收藏者鉴定一批古钱币时,从众多唐宋钱币中发现十枚西夏天盛元宝铁钱。这十枚天盛元宝铁钱大多锈蚀严重,有几枚因锈蚀粘连在一起,但经初步除锈,基本完好。经仔细查看,钱文尚可辨认,皆楷体,右旋读,光背无文。同时经仔细辨认,发现在这十枚天盛元宝铁钱与之前武威及其他地方发现的天盛元宝铁钱有所不同,其铁钱形体较小,且钱文也略小。其钱径2.1厘米,重3.1克。其他天盛元宝铁钱一般钱径约2.4厘米,重3.5~3.7克。从币值来讲,应该是当时西夏流通的天盛元宝折二铁钱。从目前发现的西夏钱币来看,这种版式的钱很少见到,它的发现对研究西夏的铸币,特别是天盛元宝钱币的版别具有重要价值。

二、天盛元宝版别

天盛元宝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所铸造发行的钱币。西夏仁宗时期是西夏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从目前出土西夏钱币的数量来看,在西夏诸钱中,天盛元宝为铸造量、发行量最多的西夏钱币。宁夏、内蒙、甘肃、陕西、青海等西夏统治故地都有发现。从钱文来看,天盛元宝钱文书法俊逸流畅、端庄秀丽。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由陆锡熊、孙士毅所纂《钦定钱录》收录了天盛元宝一品,使其成为在钱币著作中最早有明确著录的一品西夏钱币。这是西夏钱币第一次在钱币专著中的明确记载,从此西夏钱币在钱币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为世人所了解。

从目前考古出土和存世情况来看,西夏天盛元宝钱币有铜钱和铁钱两种币材,是西夏诸钱中,铜、铁并行的钱币:铜质钱,直径2.4厘米,孔径0.56厘米,重3.4克;铁质钱,直径2.4厘米,孔径0.53厘米,重3.2克。两种材质的天盛元宝均为楷书,旋读。铜质天盛元宝的版式以正样钱为主,也有小样、背星、小字、白铜、窄边、挑天、宽边等版型,但极为少见,尤其是铁母、广穿铁母、背西铁母、铁范铜钱更是罕见。1940年,《泉布》第23期上登载程伯逊所得天盛元宝背西铜品母钱。天盛元宝铁钱版式则有背西、背星、背月、面星、广穿等多种,且多有存世品。如1940年《泉布》创刊号刊登了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一文,记载了天盛元宝背西铁钱。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大青山出土的大批铁钱中,有天盛背西铁钱,[1]其文曰:“‘天盛元宝’广穿铁钱,四字与常品异,而为一手所书,精神贯通,背记‘西’字,尝忆西夏有西兴监,铸铁钱,旅中乏书,容再详考。”1997年,《内蒙古金融研究》刊登了内蒙古杜先生曾从包头古玩市场上集到的一枚背星、一枚背月的天盛元宝铁钱。《收藏界》2006年第10期登载了贾志义从内蒙古包头市收购到的一枚面星,一枚背月的西夏汉文天盛元宝铁钱。

无论是天盛元宝铜钱,还是铁钱的背西、背星、背月、面星等各种版别,存世发现的都是小平钱,甘肃武威发现的天盛元宝小铁钱是一种新的版型,当为折二铁钱。天盛元宝折二铁钱的发现对西夏钱币和货币经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丰富了西夏钱币的版型。但这次发现的折二铁钱天盛元宝,目前还未见其他地方有发现,仅此很难确证西夏铸造有折二天盛铁钱。但查询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发现西夏一朝确有折二钱的记载和发现,如鲍子年《古泉丛书》、丁福葆《历代古钱图说》等著录有汉文“元德重宝”铜质折二钱。同时,有考古证明加以佐证:1979年,内蒙古鄂克托旗二道川出土了一枚,宁夏盐池县也曾发现了一枚。此外,1999年,钱币爱好者易凯峰在宁夏灵武市磁窖堡镇回民巷收集到一枚铜质西夏文“正德宝钱”折二钱。[2] 由此可见,西夏时期也曾铸造折二小钱,故此推论,汉文天盛元宝铁钱亦应有折二小钱的可能。

三、武威西夏货币考古的重要价值

西夏是古代党项羌于公元1038~1127年在我国西北部建立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权,其全盛时期疆域“东尽黄河,西接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二万余里”,[3]占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和甘肃省大部。都城兴庆府(即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创造了独特的西夏文化。西夏时期,武威为西凉府,是其陪都,所谓“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4]西夏统治的近200年时间中,在武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遗迹,成为探究西夏神秘面纱的第一手资料。纵观历次武威西夏考古,基本上都有西夏时期流通的货币及西夏自己铸造的钱币出土。可以说武威西夏钱币考古对于研究西夏货币经济,甚至整个西夏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清嘉庆十年(1805),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窖藏钱币,从中发现了西夏“元德、天盛、乾v、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张澍1804年在武威大云寺发现的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考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大发现。嘉庆十四年(1809),著名金石学家山东人初尚龄在其著作《吉金所见录》中对这次武威西夏钱币重大发现进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这使得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刘青元这次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钱币除“大安宝钱”一品外,还有“乾v宝钱”和“天庆宝钱”两品。[5]据《宋史•夏国传》记载:绍兴二十八年,即西夏仁宗天盛十年(1158),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6]史学界据此认为西夏在仁宗天盛时期才铸造货币。而1805年武威发现西夏窖藏货币,特别是发掘出土了天盛年以前的西夏钱币诸品,充分证实西夏在天盛年以前的诸朝就铸造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而史书记载天盛十年铸造货币实际上是开始铸造天盛铁钱。这是因为西夏统治的区域是严重缺乏铜矿地区,其铸币原料依赖于宋、金,但宋、金对西夏铜币及铜有非常严格的限禁。而西夏境内却有丰富的铁矿,而且甘肃瓜州榆林窟中西夏壁画“鼓风锻铁图”也说明西夏已经具有较高的炼铁铸造技术,所以,天盛时期已具备开始铸造铁钱的条件,可补充铜钱不足对货币流通所造成的影响。再者,据《西夏书事》云:“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及金人占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宗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元)宝钱,与金正隆通宝通用,金主禁之,仁宗再表请,乃许通行。”[7]在西夏诸品钱币中,也只有仁宗时期的天盛元宝和乾v元宝铸造有铜质和铁质两种材质的钱币发行流通。历次西夏窖藏考古发现也说明西夏虽然自己也发行本民族政权的货币,但货币流通主要还是以唐、宋货币为主。

为了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严禁铜币流入夏境,宋金钱币流通都划定有铜钱区和铁钱区。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敕禁门”规定了“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的货币流通制度 。[8]西夏同样也设置有铁钱区和铜钱区,以防止铜钱流入宋、金境内。对此,牛达生先生依据内蒙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黄河一线出土数千斤甚或万斤西夏时期流通的铁钱认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南院应该是北院,北院应该在西夏与金接壤的北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是西夏铁钱流通区。夏、金对峙时期,武威以及河西走廊地区是铜钱区还是铁钱区,文献没有记载。从考古角度来讲,武威历次出土的西夏钱币中都是西夏铜钱,而未见有铁钱,是否说明这一区域是铜钱流通区呢?事实上,夏金南宋鼎足之时,武威所在的河西走廊是西夏的西部疆域,河西走廊南部为吐蕃,北部是已经崛起的蒙古部落。西夏设立铁钱区与铜钱区主要是针对金朝,所以,在西夏西部的河西走廊可能不会有铜钱区或铁钱区的禁限。武威这次发现的几枚天盛铁钱说明这里是铜、铁钱流通区。再者,曾是西夏故地的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也发现过铁质天盛元宝小平钱,所以,不与金接壤的西夏统治区有可能不受铜、铁钱区划分限制。

四、结语

西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神秘而辉煌的王朝,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中,创造了神奇而独特的西夏文化,是悠久而灿烂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铸造的货币独具魅力,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目前西夏货币存世情况和钱谱著录拓本来看,自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铸造了西夏第一枚钱币“天授通宝”以来,西夏共历十帝,总计使用了32个年号,有16类货币,其中西夏文钱5种(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元宝、乾v宝钱、天庆宝钱),汉文钱11种(天授通宝、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元德元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乾v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有数十个版别,而且全部为年号钱。随着西夏考古的新发现,可能还会有新的版别问世。西夏钱币是西夏多元而奇特的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西夏钱币不仅对于探究西夏商品货币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西夏钱币是西夏学的重要内容。目前,西夏钱币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西夏钱币的谱系,但还有许多诸如陈炳应先生关于西夏文“福圣宝钱”应译为“禀德宝钱”,[10]存疑西夏钱币真伪鉴定,1987年9月,甘肃省武威市城内署东巷修建行署家属楼出土的银锭是西夏银锭还是金朝银锭等问题,有待学术界[11]、收藏界来共同努力解决。

武威曾是西夏的陪都,在西夏兴亡中扮有十分重要的角色。[12]同时,作为近代西夏学研究兴起的发祥地,武威历次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都促进了西夏钱币研究,对解决西夏商品贸易、货币流通以及西夏学研究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最为可信的第一手实物证据。

[参考文献]

[1][2][5]吴峰云.西夏钱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3]吴广成.西夏书事[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4]清•张澍.凉州府志备[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6]元•脱脱等纂.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吴广成.西夏书事 [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8]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9]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J].中国钱币,2004,(4).

[10]陈炳应.关于西夏钱币的几个问题[J].中国钱币,1989,(3) .

[11]黎大祥.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通用银锭[J].中国钱币,1991,(40).

[12]于光建,张吉林.试论武威在西夏王朝的历史地位[J].丝绸之路,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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