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隋唐时期北石窟寺阿弥陀信仰流行趋向
时间：2022-09-10 09:07:23
[摘要]北石窟寺现存的隋唐窟龛261个，占窟龛总数的80%以上。其造像形式多样，造型精美，雕刻技巧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佛与菩萨、弟子、力士、供养人都雕造得丰满圆润，生动健美。其中有四处窟龛以阿弥陀佛为主尊，从窟内题记可以看出，阿弥陀造像的功德主都是地方的中﹑小官史和一般平民百姓，他们显然都有超生西方净土的强烈愿望，足见在隋唐时期阿弥陀净土信仰已被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接受。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2-0010-02
创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的北石窟寺，是陇东地区最大的一处古代佛教文化遗存，造像内容丰富，时代久远，其千姿百态的石雕艺术，浓缩了汉唐文化的精华。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宋、清数朝代的增修扩建，现存大小窟龛308个，石雕造像2429尊。其中隋唐时期开凿的窟龛占北石窟寺窟龛总数的2/3以上，且造像形式多样，造型精美，极具艺术价值，在北石窟寺历代造像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其中，唐高宗显庆元年（656）的171龛；唐显庆四年（659）的210龛；武则天如意元年（692）的32窟和证圣元年（695）的257窟，都是以阿弥陀佛为主尊。另外，庆阳市合水县莲花寺石窟也有同一时期的阿弥陀佛窟龛。由此推断，隋唐时期阿弥陀佛信仰在陇东一带较为流行。
阿弥陀净土即以阿弥陀佛为教主的西方净土，又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思想认为，只要在现世信仰阿弥陀的“法力”，潜心修行，每天称诵“南无阿弥陀佛”数万遍，那么临死时神识就可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而进入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之苦。隋唐时期，随着净土宗势力的日益扩大，阿弥陀信仰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净土信仰热潮。北石窟寺现存的四处唐代阿弥陀佛窟龛，正是阿弥陀信仰在庆阳地区广泛流传影响的印证。
从唐高宗李治到大周武则天时期，全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昌盛。由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推崇弘扬，开窟造像达到了空前高潮。唐代石窟艺术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和隋代不断民族化和世俗化的发展演变，以及佛教艺术不断从社会生活中吸取丰富多样的素材，从而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这一时期的佛、菩萨、弟子造像均面容丰满，形体丰腴、健美。佛像体态健美丰满，面相庄严肃穆，双肩多着袈裟，衣纹流畅自如。菩萨高髻，袒上身，下着贴腿的大裙，身材窈窕而修长，腰部扭曲倾斜，具有盛唐时期菩萨造像所特有的曲线美。唐代石窟造像的艺术之美和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在北石窟寺的四处唐代阿弥陀佛窟龛中同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北石窟寺的171龛，平面长方形，圆拱顶，低坛。龛高0.77米，宽0.76米，深0.37米。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高0.5米，弟子高0.44米，菩萨高0.5米。佛内着僧祗支，束腰带于胸前打结，外着双领下垂袈裟，下着裙。菩萨上身袒露，下着裙，披巾搭于胸腹之际。弟子、菩萨侍立。龛外下方阴刻“显庆元年岁次六月甲午九日壬未崇义州故洛府造像一龛脱生西方皇帝乃以真心”。
210龛平面半圆形，平顶，深龛。龛高0.67米，宽0.75米，深0.68米。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结跏趺坐于方形台上，弟子、菩萨侍立。龛外下方阴刻“显庆四年九月廿五日清信女杨大娘为亡夫敬造阿弥陀像一龛愿亡者托生西方俱登正觉信女屈大李延一心供养”。
32窟内正中开一长方形低坛大龛，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佛高1米，弟子高1.2米，菩萨高1.25米，力士高1.3米。佛面相丰满圆润，颈部有三道纹，内着僧祗支，外着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叠涩式台座上，左手置腹前，右手置膝头，衣纹流畅。南侧弟子是一老者，瘦骨嶙峋，双手拱于胸前；北侧弟子为一少者，面相丰圆。南北两侧的菩萨上身袒露，下着短裙，披巾自双肩搭下垂地。弟子、菩萨均立于叠涩式台基上。二力士上身袒露，肌肉隆起，下着战裙，迎风飘摆，立于山形台上，足下各踩雄狮一头。龛内南侧上方阴刻造像题铭一方，内容是“大周如意元年岁次壬辰四月甲午朔八日戊戌太州仙掌县人奉义郎行泾州临泾县令杨元裕敬造阿弥陀像一铺凡夫普明五眼慧开六通海镜万法而临有机倾心无缘愿今大者钦泾临泾县令杨元裕奉为亡银青光禄大夫行侍郎州金亡弘农郡夫人京兆氏敬造阿弥陀像一铺阿”。由此铭文可知此龛由当时的临泾县令杨元裕出资兴造，前者述杨元裕敬造阿弥陀像一铺，后者述杨元裕奉为亡故的亲属敬造阿弥陀像一铺。
257窟平面长方形，平顶，低坛，大窟。窟高3.1米，宽4.75米，深6.15米。该窟东壁现无造像。北壁残存三立佛，高2.2米。西壁北侧雕一立佛，高1.9米。西壁南侧残存一力士，上身袒露，肌肉隆起，下着战裙，高1.7米。窟门北侧西壁上方阴刻“惟大周证圣元年岁未六月已酉朔廿五日县朝散大夫行奉义县令安守筠为世代父母见存眷属及法界苍生于宁州北石窟寺造窟一所一佛二菩迦叶舍利七世讫以此功舍除八难安生亡解脱有子咸登正觉”。综合上述几种窟龛和造像类型，北石窟寺这一时期的窟龛形制基本上有平面长方形的圆拱顶低坛基小龛（如171龛等）及平面半圆形、平顶浅龛（如131、139、136等）造像题材多为一佛二菩萨（146、153、167、248、5、6、11、19、25、63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174、159、169、2、36、38、39、42、45、59、110、203等）。这与现存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与巩县石窟内很多有“显庆”、“龙朔”、“总章”、“上元”、“仪凤”（656～679）纪年的造像题材如出一辙。从以上题记及造像题材看，阿弥陀造像的功德主都是地方的中﹑小官史和一般平民百姓，他们显然都有超生西方净土的愿望，足见在唐代净土信仰已被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接纳。
净土思想渊源于印度，东汉时净土经典开始传入，在中国开始出现净土崇拜。佛教净土大致分为弥勒净土和阿弥陀净土两种。弥勒净土信仰由道安首创，在北魏曾盛行一时，南朝梁齐还有所流传，不久就衰落了。阿弥陀净土信仰一般认为始于东晋慧远。他于东晋太元十五年（390）在庐山东林寺建立白莲社，参加的僧人、居士达123人之多。他们在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专修念佛三昧，共期往生西方，并令刘遗民著文勒石，以明所誓。此后，有昙鸾（477～543）于北方专修净业，立难行、易行二道之说，主张以阿弥陀如来本愿力为根本，为建立净土宗奠定了基础。昙鸾以后有道绰（562～645），曾讲《观无量寿佛经》近200遍，每日口诵阿弥陀佛，著《安乐集》二卷，立圣道、净土两门，认为只有净土一门是唯一的出离之路。道绰弟子善道（613～681）先往玄中寺听道绰讲净土要旨，后到长安光明、慈恩寺弘扬净土教义，继承道绰的传统。道绰曾说：“若一念阿弥陀佛，即能除却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净土宗因专修阿弥陀净土法门而得名。阿弥陀佛也译作无量寿佛。其经典主要包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也称净土三宗经，净土宗就是以这三经为宗旨的宗派。净土宗主要宗旨是以修行者个人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阿弥陀拯救世人的愿力为外缘，从事念佛修行，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经》给人们描述的极乐世界是：“黄金为地，金、银、琉璃等七宝所庄严，风是香风，水是香水，神鸟鸣叫出和悦之音，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只要一心念佛，终时则可往生极乐国土。”《无量寿经》中对极乐世界的描述则更具体生动：“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车渠、玛瑙合成为地……光赫焜耀，微妙其容……”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生活在这里，有天人作音乐舞蹈，一片歌舞升平气象。佛经描述的那个世界，“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悦”。这种极乐世界的美妙景象，成为人们所追求和憧憬的理想境地，由于净土宗提倡一心念佛，即可往生净土，以最简便的修行方法迅速得以正果，因此，信徒遍布士农工商各阶层。石窟寺中敬造阿弥陀佛，除了对佛的敬重和信仰之外，也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同时也体现出唐代佛教的进一步社会化世俗化的倾向。
同时，净土宗还告诫人们，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享无量清净喜悦，永远脱离生死轮回之苦，除了称诵阿弥陀佛名号（即念佛）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个人的平日修行。个人修行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孝敬父母、尊敬师长、遵纪守法、与人为善、救济贫困、受辱不怨等。阿弥陀佛的这些教义，符合中国人的道德和伦理观念。所以，阿弥陀信仰能遍布社会各阶层，受到人们广泛欢迎是在情理之中的。这些教义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固社会秩序的安定、减少犯罪、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构建团结的社会大家庭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盛唐时期的国都长安，曾出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高度文明景象，除当权者的政治开明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与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是分不开的。
北石窟寺唐代造像中广泛雕凿阿弥陀佛的现象，可以反映出唐代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已不再像北朝时期那样更多地祈求和依赖佛的庇护，而是通过对净土的信仰来体现出人们的自信、欢乐和开放，他们对和追求更多的是现实利益和健康愉悦。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正说明了唐代佛教作为一个庞大的精神实体所具有的自我感觉和意识。人们雕凿佛像时，“不再是凭虚无的幻想去创造那美妙而又遥远的宗教世界，而是借助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理解，去图解和充实那些已圣神化的幻想图景”。净土宗佛教中所描述的极乐世界，展现了超凡世界的宏伟景观，也具体形象地表现出人们对精神物质需求的理想化。它不仅具有极其诱人的魅力，更是为信众所期盼、通向理想的世界，提供了精神慰藉和鼓励，因此得到人们的广泛敬奉和信仰。而唐代统治阶级，则利用人们对阿弥陀的信仰，因势利导，努力营造一个让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安享太平的大好社会局面。
北石窟寺阿弥陀造像的广泛存在以及陇东地区子午岭山区石窟中阿弥陀佛的出现，充分说明了隋唐时期阿弥陀佛信仰在陇东一带非常流行。
[参考文献]
[1]李红雄，宋文玉.北石窟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2]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林中泽.宗教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