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壁垒平地起 四载胜诉留遗憾

2002年金秋十月，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万亩农田的上空，飘扬着几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悬挂着这样的标语：“稻草牛粪种蘑菇，变废为宝赚大钱”、“家种白蘑菇，轻松快致富”。

这几条独特的标语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我们找到了吉邦公司董事长符气雄问个究竟。原来，吉邦公司是主营蘑菇罐头的外资企业，在澄江建起原料基地，出口却受到了反倾销诉讼。4年以后，官司赢了，基地也没了，公司不得不重新发展蘑菇产业。由于当地农民有秋季烧稻草的习惯，吉邦只好花费近万元打出上述几条广告提醒农户。

1996年10月，经过1年筹建的吉邦食品（云南）有限公司在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开始试生产，公司主导产品为蘑菇罐头，产品全部出口，是我国西南地区惟一可对美国出口盐渍鲜蘑菇罐头的厂家。

自1997年正式投产以来，吉邦公司已累计生产和出口各类罐头食品6325.5吨，出口各类盐渍食品172.32吨，创汇752.54万美元。

“公司设计生产能力是每年1万吨罐头，澄江县的蘑菇种植业远远滞后于企业生产和外销的需求，我们一边到国内各省、市、自治区收购蘑菇，一边引导当地农民利用闲置的烤烟房、废弃的稻草牛粪种蘑菇。”公司副总经理童平华谈起创业时的艰辛不无感慨。

1998年，公司开始发展澄江县白蘑菇基地，他们派出近10位技术人员，挨家挨户教农民搭菇棚、种蘑菇，同时大幅提高鲜蘑菇收购价，改变了种植技术落后、平均单产低下、经济效益差的局面。在此后的两年间，公司培训农民逾万人次，玉溪市蘑菇种植面积从6万平方米增加到30万平方米，平均单产从每平方米由300多公斤提高到700多公斤。1997年至1998年，公司生产产品3000吨，产值2400万元，上缴利税200万元。公司和农民都开始尝到了甜头。公司发展高峰时期，澄江县白蘑菇种植面积达到32万平方米，成为全省最大的白蘑菇基地。当地农民种一亩白蘑菇年收入可达2万元。

然而就在此时，美国宣布对中国、印度、印尼和智利四国出口美国的蘑菇罐头进行反倾销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了我国36家蘑菇罐头厂商，认为这些厂商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美国销售产品，构成“倾销”，吉邦公司被列为其中的第4位。

在此之后，吉邦公司开始了长达4年艰苦的应诉，直到2002年8月9日，美国商务部才公布最后的结果，裁定吉邦公司对美出口蘑菇关税为零。

在这4年里，吉邦在诉讼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美的产量和出口大幅度滑坡，从1998年上半年的925.24吨下降到1999年的3.28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拖欠农户菇款84万余元。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蘑菇种植基地急剧萎缩，2001年白蘑菇基地减少到3.35万平方米，到2002年，美国市场的关税降到了零，当地的白蘑菇基地也降到了零。现在吉邦公司全靠从楚雄、陆良、丽江等地拉来的原料进行加工，维持正常运转。

作为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在反倾销诉讼中获胜的企业，公司董事长符气雄对整个案件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中国蘑菇罐头成本低、价格便宜，大量进入美国市场，影响了美国蘑菇商的利益。1998年1月7日，美国7家蘑菇罐头企业联名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要求对4个国家的蘑菇罐头进行反倾销调查。中国外经贸部在第二天接到通知，并被要求一个月内作出答复。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大家都忙着准备过节，被搞了个措手不及。又不懂什么叫反倾销，都懵了。”符气雄回忆道。

“直到1月20日，中国食品土畜产品进出口商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延期答复。1998年2月，第二次应诉工作会议在厦门召开。当时就没有通知吉邦公司参加，我们是自己跑去的。那时候中国连应诉对象都没有搞清楚，更别提其它事情了。这次会议决定14家中国企业联合应诉。3月20日，第三次应诉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商会请来3名律师讲解“反倾销”。由于翻译的问题，大多数公司仍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反倾销。迫于时间限制，中国就在摸不清美国人思路、不懂得反倾销特点的混乱状况下，匆匆作出了答复。”

美国商务部在14家中国企业的报告中抽了4家调查，裁定它们倾销税最高的一家为198%，最低的一家为126%，其他10家公司则取他们的平均值158%。对不应诉的企业，则裁定为惩罚性高关税198%。4个国家中，除印度取得了低税率外，其余三国均遭到挫败，智利的关税甚至高达210%，中国向美国出口蘑菇罐头的大门紧闭了。

1998年12月，吉邦公司的蘑菇生产基地已经激增到32万平方米，而美国对公司产品的税率也激增到了158.8%。对吉邦而言，失去了美国市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企业的生命，1999年，公司决定独立应诉，这次，仅有吉邦和中国粮油食品工业总公司两家企业应诉。

接下来的一年，是美国商务部对公司进行核查的时间。“美国人的调查太详细了，第一次调查有ABCD四套问卷，包括产权、销售、成本等各方面，总共100多条。交回报告后对方又提出50多条补充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相当麻烦，产品代号、规格、储藏方法、类别、重量、分级、容量、成分、大小、销售方式、净重、包装重、海关、包装费、保险……每一题都涉及几十个数字，既要数据演示，又要原始凭证，我们聘请了美国律师教我们作答。接着，商务部在1个月内追查补充问卷，安排工作人员来中国实地调查。”

为了胜诉，吉邦先后请了5位律师，光律师费就花了300万。2000年9月，美国商务部派人来澄江调查，他们检查了每一张银行票据和农民的收条，对生产、销售各环节提出了详细的询问。“我们感觉不错，以为可以过关了。连美国律师也跳着说OK。”可是，2001年5月，结果出来了，给吉邦公司的最后关税裁定为111%。

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使吉邦退缩，2002年1月，他们提出二期独立应诉。这次，吉邦公司掌握了美国人形成数据的方法和思维模式，掌握了商务部的计算方程式，可以先进行演算，然后调查数据。2002年3月，初裁结果公布，核定为46%，有什么问题必须在1个月之内提出。经过检查，吉邦公司发现，美国商务部在计算中把1.04误写为1.40，公司立即提交报告并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好消息。然而2002年7月8日，最后终裁下来不是零，而是14.67%。

8月9日，吉邦公司才拿到报告，这时，三天的申诉期只剩下了两天。“我们事先排列了3种方案做了演算，结果应该是零。报告拿到后，连夜检查，发现美国人在计算成本时将罐头盖计算了两次。我们当夜发邮件，要求更正，商务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而控方律师却以没时间拿报告为由拖延了一个月。2002年8月7日上午，美国女律师丽莎打来长途电话：“恭喜你，符先生，贵公司的蘑菇罐头产品在美国的倾销税降到了零！”符气雄说。8月9日，吉邦公司看到了最终的文件。4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公正的结局。

谈到这次胜诉的经验，吉邦公司董事长符气雄沉吟了一下，吐出八个字：胆大心细，不屈不挠。他说，注意相互核查是非常重要的。对方要验证我们采取的数据和计算方法，我们也要检查他们的运算是否有错误。“很多企业接到商务部的报告，就认命了。美国商务部的工作人员也有水平高低之分。吉邦公司两次查出他们计算中的错误，都是很细微的。可就是这些小错误，为公司挽回的损失就不是个小数。从46%降到14.8%意味着什么？以现在每个月20个集装箱的出口量计算，意味着80万的损失，今后吉邦公司的规模还要上5倍，也就是每个月增加了400万的利润。面对“洋官司”，最关键的是不要自己先怕了，连找对方说理的勇气都没有，那就是悲剧。”

符气雄说，这次吉邦公司能赢，几位律师帮了很大的忙。这些律师都是吉邦公司在美国的客户介绍的，他们了解美国官司的司法规章，熟悉反倾销诉讼的程序，其中就有两位是帮助印度打赢反倾销官司的。但是，中国的其它企业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第一，他们既没有找美国律师的途径也没有实力投入庞大的诉讼费用；其次，中国目前可以胜任国际经济案件的律师不多；再者，有的商会请来的律师不仅没有反倾销的专业知识，甚至语言沟通都有问题，又怎么可能胜诉呢？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相关条例，但更重要的是企业领导、政府官员和法律、金融等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要尽快了解国际贸易规则，以应对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俊臣指出，吉邦公司这起官司虽然赢了，却明显地表现出我们一些单位对加入世贸组织的不适应。中国目前的行业协会行政化倾向比较重，也缺乏熟悉世界贸易组织的人才。行业协会应当和企业的利益、行业的利益息息相关，应该能够代表企业，只有这样的协会才能在面对经济纠纷时站出来，凝聚全行业力量为企业服务，避免企业单兵作战，否则，一个案子就可以把中国多数企业搞垮。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律师也是一个挑战，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有实力聘请美国律师的。中国的律师界应当尽快更新知识，熟悉世贸规则，以应对新的业务。

另外，政府应当尽快转变职能，政府手中扶持产业发展的钱应该怎么用？应当学习很多发达国家“周转金制度”的做法，留出相当一部分作为风险基金，在行业遭受风险时扶持相关企业和农户。对于投出去的资金，还应确立监督制度。现在企业要钱很难，但要到钱以后怎么用又没人管了，这是不正常的。对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单靠一个企业自身去抵御入世以后的种种风险是很困难的。像吉邦公司，为了打这个官司，投入巨额资金，这些都需要政策和职能部门的支持。在商会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的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

（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