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河畔的儒家

摘 要：查尔斯河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深具影响的重要学者，有赵元任、陈容捷、费正清、史华兹、杨联，有列文森、余英时、魏斐德、罗思文、杜维明等等，这些人代代相传、桃李天下，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如此，哈佛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也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陈寅恪、汤用彤、周一良、梅光迪、吴宓等等都曾在哈佛求学，其他国家的不少汉学家也是哈佛的学生。日益开放的中国，与时俱进，也在不断塑造儒家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儒家。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不朽的普适性价值，是世界的宝藏，值得永远尊重和传承。

关键词：查尔斯河；波士顿的儒家；哈佛学者

中图分类号：B2；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1-0041-02

虽然波士顿的出名是因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这些名满天下的学府，但是，查尔斯河却是波士顿的美丽，一如巴黎的塞纳河，一如泰晤士河之于伦敦。宽广的河面由东向西，从波士顿港向着内陆蜿蜒伸展，夏天的粼粼水波，冬天的冽冽冰封，宁静而又生动。恰到好处的画面是那河边悠然踱步的人们，年年岁岁、恒长如斯，经久地陪伴着川流不息的河水。有含辛茹苦的莘莘学子，也有肃然起敬的学界泰斗，就像大河的宁静生动，那祥和的面容后面，总是翻飞着各式各样的思想风暴。这就是波士顿的历史，它的无与伦比的城市记忆！

在查尔斯河的北面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在河的南面是波士顿大学，往西去，还有波士顿学院、卫斯理学院和布兰代斯大学。就在这查尔斯河的两岸，云集了一批情系中国的学者，他们的玄思绵延寄托在中国远古的文化情怀中。人们把这个群体叫做“波士顿的儒家”。曾经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的南乐山教授更是命名查尔斯河南是“荀子的儒家”，查尔斯河北是“孟子的儒家”。虽然有人不接受这些封号，可是毫不妨碍人们体会和感受查尔斯河畔“波士顿儒家”的欣欣气象。

“波士顿的儒家”不只是今天的现象，它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早在“波士顿的荀子”、“波士顿的孟子”之前，这里就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深厚传统。当中国从“五四”开始无休无止地清算儒家和传统以来，以哈佛为中心的美国儒家研究却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一批从法国来的汉学家创建了哈佛的中国研究，他们摆脱了传教士的眼界，开始了哈佛汉学的百年荣景。在查尔斯河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深具影响的重要学者，有赵元任、陈荣捷、费正清、史华兹、杨联，有列文森、余英时、魏斐德、罗思文、杜维明等等，这些人代代相传、桃李天下，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如此，哈佛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也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陈寅恪、汤用彤、周一良、梅光迪、吴宓等等都曾在哈佛求学，其他国家，例如日本，它的不少汉学家也是哈佛的学生。为什么在现代中国儒家和古代思想传统的研究几乎中断了，而在哈佛却如此重视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呢？哈佛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大本营，也是美国现代性成长的摇篮，但却如此重视传统的研究发掘，而且，不只是关心本身的传统，异国他乡的传统也是哈佛汲取的源头活水，对传统的深切认同已经是哈佛的传统了。

很难给传统下定义。大到最高理想，小到细枝末流，无一没有传统的渗透；从宇宙天道的精神探求到凡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会传统的无所不在。内涵需要形式，形式包容内涵，传统既是内涵又是形式，很难把它完全切割。对一个民族、一个生存共同体而言，传统就是它的生活方式，就是它的存在理由，就是它所以是它的规定性。望文生义地说，传统就是“传而统之”，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它是传承，是延续，是恪守，是因应，不变中有变化，变化中有不变，它是有生命的存在。所谓文化生命，它的基因就是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理解愤怒之极、走投无路的“五四”那些激情而又年轻的精英们为什么终于要打倒传统，要彻底改造国民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的努力终于是失败的，他们要打倒的是根本不能用打倒来处理的对象，因为他们自己也就是这个对象的存在形式。我绝不认为他们的努力完全没有意义，相反，我对那一代的精英才俊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是真诚地把民族苦难的十字架扛在肩上的志士仁人，与今天那些玩弄苦难而炫耀自己的苟且之人，简直是云霓粪土之别，尽管今天的那些人总是刻意地掀扬着“五四传人”那件华丽的斗篷，就像拙劣的斗牛士只会格外花哨地帅弄他的披肩。对于“五四”那代人而言，需要认真探讨的是，他们的确是严肃面对着现实的苦难，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在现实的处境中寻找原因，却把现实的罪过轻易地归咎于传统？鲁迅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的锐利甚至刻薄的文字始终瞄准着祥林嫂、阿Q、孔乙己这些底层的小人物，难道他们真的要比西太后、袁世凯、八国联军对那个悲惨的历史承担更大更多的责任？老实说，我从来不相信历史的罪过要人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来承担的神话。可是，这的确构成了“五四”那个时代的基本立场，而后，它发展成一套现代的意识形态，现实的苦难总是把传统当作替罪羊，这个简单的模式事实上为现实开脱了很多现实本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在五四时期，那种偏激的狂飙式的反传统还能激发对传统的反思，而后来那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反传统，除了对传统的破坏，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价值了。因此，仅仅只对“五四”而言，或许最好的理解就是这也是传统，他们的演出就是演绎了传统这个脚本的另类表现，是不变中有变的一出小品。因为他们打倒传统的努力，反而使我们对传统的理解更加深刻，这个贡献是真正可以传诸后世的。

希尔斯在研究传统时曾经认为，传统的形成至少要三代的努力。一个民族的传统却何止是三代，它和这个民族的存在生命与共。尤其是中华民族，文字历史最为久远的伟大民族，它的传统是几千年生活智慧的积淀。每一代人既享受传统的恩惠，又用自己的生命经验为这个传统添砖加瓦，使其生生不息，厚重而又光彩。因此，传统是做人处世的原则和方式，是一个民族所以能够生机盎然万古长存的智慧的集大成者。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最高明处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在中国，这个核心价值的传承谱系就是儒家传统，此外，还有道家、佛教。这些智慧构成了我们民族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这是值得尊重和敬仰的！是真正伟大的智慧。或许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哈佛的那些学者会对中国的智慧如此重视，为什么在查尔斯河畔会有波士顿的儒家。中国的智慧不仅仅属于中国，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所有伟大的智慧，都不仅仅是地方性经验，它们注定也是普世的资源。这是远比四大文明更为重要的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它的光芒将会持久地照耀人类前进的步伐。

一些人以为，经过“五四”到的狂暴摧残，儒家已经灰飞烟灭，成了孤魂野鬼，它已经不存在了，儒家中国现在仅仅只是个物件、摆设、记忆。它是那样容易被轻松打倒的吗？如果那样，它真不能算是伟大智慧。且不说儒家学问在当今中国的复兴和三十年前的文化革命是多么大相径庭。我的老朋友法国的人类学家杜瑞乐教授最近五、六年，一直在中国华南农村做田原调查，他的工作证明，即使经过的洗劫，即使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农村草根社会最根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原则仍然是儒家的。伟大的智慧是不会轻易被消解的，它所以伟大，就因为它的久经考验的核心价值能够引领人们度过激流险滩走上康庄大道，能够保障做人的尊严，能够焕发人性的光华。伟大智慧的神圣光芒，尽管阴霾蔽日，也能穿云透雾。

杜维明教授在很久前曾经说过，也许儒家在中国的复兴，需要经过巴黎、纽约、东京。我但愿儒家的复兴之路不要那么辛苦，我希望我们的大学为此能承担些责任。我没有和他具体交流过这个提法的寓意，但是，可以想见的是，他那时的语境是面对鼎盛一时的启蒙心态，想必他是用心良苦地展示儒家作为普世价值所必经的学术轨迹，法国的经典汉学的训诂学考验，美国的学院化的学理检讨，日本的东亚现代性的实践，也许经过这样洗礼的儒家智慧更能以一种普世的价值唤醒启蒙心态的迷失。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但是，我们大概不必再等待如此之久了。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与时俱进，本也在不断塑造儒家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儒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