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伴网络结构与中学生的吸烟行为

时间:2022-09-10 01:36:50

友伴网络结构与中学生的吸烟行为

摘 要 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和分析技术考察友伴网络结构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关系。被试选自北京两所中学1091名初一至高三学生,要求他们最多提名10名友伴,并报告自己及其友伴的吸烟行为。然后,使用NEGOPY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存在团体成员、团体联系者和孤立者三种类型,团体成员所占比例超过团体联系者和孤立者,但随年级升高,团体成员有下降趋势。此外,团体成员的吸烟率显著低于孤立者和团体联系者,即使排除性别、年龄和学校类型的影响后,友伴网络结构与中学生的吸烟行为仍然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关键词 中学生,吸烟行为,友伴网络结构。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中学生及其友伴的相互交往构成了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由于相互交往的不同使中学生处于友伴网络结构的不同位置。从理论上来讲,位置或者角色的不同会影响到中学生的心理及行为的发展。社会测量的研究[1]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证据。然而,使用社会测量法确定同伴地位的时候更主要考虑的是某个青少年获得正提名数和负提名数的多少,而很少考虑青少年与同伴之间是否有相互交往,因此很难揭示有不同社会交往的人具有的不同心理和行为特点。

社会网络理论[2,3]和分析技术的提出为我们探讨社会交往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可能。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主要是根据中学生与同伴之间的相互交往将个体分为三种类型:团体成员、团体联系者和孤立者。在友伴网络结构中,团体必须至少由3个或者3个以上的中学生构成,每个中学生与其他中学生的联系(包括双向和单向联系)必须50%以上指向同一团体成员,而且,同一团体的成员必须通过某些联系(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把他们连在一起。团体联系者至少要与其余两个中学生产生联系,与团体联系者产生联系的中学生既可能是团体成员,也可能是孤立者。而孤立者与友伴网络结构中的其他中学生没有或者很少有联系。图1就是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结果绘制的社会网络图[4],图中A~E,I~N和R~W为团体成员,F、G、H为团体联系者,而O、P、Q、X和Y为孤立者。

最早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研究友伴网络结构与中学生吸烟行为关系的人是Ennett和Bauman[4]。他们的研究发现团体成员的吸烟行为明显低于团体联系者,而团体联系者的吸烟行为又明显低于孤立者。他们的研究采用友伴提名法,要求被试必须提出3名友伴。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测量上的误差,因为国内外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学生的友伴不止3名[5]。统一规定提名3名友伴,可能会使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出现偏差,从而导致研究结果产生误差。再有,研究[6]已经证明,中学生的吸烟行为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和学校类型的差异,然而在他们分析社会网络结构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时,并没有排除这些变量给中学生吸烟行为带来的影响,使人怀疑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作用是否包含了性别、年级和学校类型的影响作用。为此,我们以北京市两所学校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技术和10个友伴提名法,探讨我国中学生友伴团体与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关系,以便为我国中学生吸烟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自北京市1所普通中学和1所区重点中学初一至高三的学生,去除各种无效被试(包括不愿参与测查的学生),共获得有效被试1091名。其中,男生538名,女生553名;初一181人,初二169人,初三193人,高一194名,高二170人,高三184人。

2.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的中学生吸烟问卷调查表进行测查。该问卷包括以下内容:

(1)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级,所在的学校,学校的类型等。

(2)被试的吸烟行为。采用2道题来测查被试的吸烟行为,测查题目均选自美国国立药物滥用研究所“高三学生吸烟调查”。第一道题要求中学生回答他们“在吸烟方面”,是属于“从不吸烟”、“以前吸现在不吸”,还是“以前吸现在仍在吸”。第二道题要求中学生报告在过去一年里的吸烟数量,回答分“每天至少一支”、“每周至少一支”、“每周不到一支”、“从来不吸”4种。在进行数据分析的时候,发现2道题目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r=0.81)。因此,分析时只对第一道题进行分析。由于回答“以前吸现在不吸”和“以前吸现在仍在吸”的被试人数较少,在统计分析时,将“以前吸现在不吸”和“以前吸现在仍在吸”合并为“吸过烟”,而“从不吸烟”编码为“不吸”。

(3)友伴提名。要求被试至多提名10名友伴,尽量提名同校友伴,并报告友伴的姓名、性别、是否同校、年级、成为友伴的时间及友伴的吸烟情况(与被试自我报告的测试题一样)等。

2.3 施测过程

数据收集于1999年4月。主试均为发展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式施测前对主试进行培训,使其掌握问卷施测技巧,并统一问题的回答方式。测查以班为单位、集体施测的方式进行,并要求被试回答是否自愿参与该项调查,并填写姓名。在调查前向被试讲明本次调查的意义和目的,施测时请班主任老师离开教室,在学生确信其答卷会受到绝对保密之后再进行。

2.4 统计分析

(1)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采用社会网络结构分析软件[7](negative entropy,简称NEGOPY)分析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

(2)团体成员、团体联系者和孤立者的吸烟行为比较。进行2(吸/不吸)×3(团体成员/团体联系者/孤立者)的χ2检验以比较团体成员、团体联系者和孤立者之间的吸烟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3)友伴网络结构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以中学生的吸烟行为为因变量,以友伴网络结构为自变量,性别、年级和学校类型为协变量分别进行逻辑回归分析,以检验友伴网络结构是否对中学生吸烟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在进行逻辑回归时,对变量进行了再编码:吸烟-1,不吸烟-0;非团体成员-1,团体成员-0;男-1,女-0;高中生-1,初中生-0;普通中学-1,市重点中学-0。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

从表1可知,在1091名被试中,团体成员有524名,占全体被试的48.0%,联系者有234名,占全体被试的21.4%,孤立者有333名,占全体被试的30.5%。

从性别看,男生中,团体成员占42.5%,联系者22.9%,孤立者占34.6%;女生中,团体成员占53.5%,联系者占20.1%,孤立者占26.4%。χ2检验表明,男女生的友伴网络构成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属于团体成员的比例显著高于男生,属于孤立者的比例显著低于男生,而属于联系者的比例相差不大。

从年级看,初中生团体成员的比例为68.0%,联系者占13.4%,孤立者占18.6%;而在高中,团体成员的比例下降为28.3%,联系者的比例上升为29.4%,孤立者的比例上升为42.3%。χ2检验表明,初、高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间存在明显差异。

从学校类型看,中学生的友伴网络构成没有显著差异。在普通中学,中学生属于团体成员、联系者和孤立者的比例分别是46.7%、22.0%和31.3%;在区重点中学,其比例分别为49.3%、20.9%和29.8%。

3.2 不同友伴网络角色的中学生的吸烟行为

表2表明,就全体被试而言,团体成员的吸烟率大大低于非团体成员,团体成员的吸烟率为6.1%,而联系者和孤立者的吸烟率则分别为12.4%和17.4%。χ2检验表明,团体成员、团体联系者与孤立者之间的吸烟行为存在显著差异(p

除初中和重点中学的学生外,无论男女生,高中生,还是普通中学的学生,均为团体成员的吸烟率最低,孤立者的吸烟率最高,团体联系者的吸烟率介于二者之间。从初中生来看,团体联系者的吸烟率最高,而在重点中学,团体联系者的吸烟率最低。χ2检验表明,除高中生外,其余均是团体成员、团体联系者和孤立者之间的吸烟行为存在显著(p

3.3 友伴网络结构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

我们采用逻辑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友伴网络结构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作用。由于中学生的吸烟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年级和学校差异,因此,在分析时,我们将逐步控制这些变量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作用,以检验在排除这些变量的作用后,友伴网络结构是否仍然对中学生的吸烟行为存在明显的影响作用。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知,当方程中只有友伴网络结构这一个变量时,该变量对中学生的吸烟行为有显著影响,其风险概率(odds ratio)是2.79,95%置信区间为1.82~4.26,差异在0.001水平上显著。当方程中进入性别变量后,友伴网络结构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依然显著,但风险概率和95%置信区间有所降低,其值分别是2.57和1.67~3.95;同样,当方程中再进入年级变量时,友伴网络结构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依然显著,其风险概率是2.22,95%置信区间是1.41~3.47,差异仍在0.001水平上显著;当方程中同时进入性别、年级和学校变量时,友伴网络结构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依然明显,其风险概率为2.23,95%置信区间为1.42~3.50。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人口学变量调整了友伴网络结构对中学生吸烟行为影响的大小,但不会改变友伴网络结构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显著影响。

4 讨论

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中,团体成员所占比例最高,但孤立者也为数不少,而且随着年级的升高,团体成员所占比例在下降,而孤立者的人数在上升。这一结果一方面反映了中学生的社会交往处于一个较为令人满意的程度,中学生在学校中有很多与之交往的友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友谊观变化给中学生的社会交往带来的影响。一个研究[8]早已揭示,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青少年越来越看重忠诚、亲密等一些较内隐的东西,因此,结交的友伴人数也会相应地减少。然而,由于友伴交往少会给中学生的心理发展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因此,应该改变孤立者的社交位置,让其多与同伴交往。

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与其吸烟行为有着非常明显的关系。在三种友伴网络角色中,团体成员的吸烟率最低,而孤立者的吸烟率最高。即使控制了性别、年级和学校类型等变量的作用,友伴网络结构依然对中学生的吸烟行为存在明显的影响。这一结果与Ennett和Bauman[1]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然而,由于我们的研究用10个友伴提名替代了Ennett和Bauman的研究采用的3个友伴提名,不同研究方法得出同样的结果,说明友伴网络结构确实对青少年的吸烟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Ennett和Bauman[4]看来,这一结果表明友伴并不一定会促使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增加,相反有可能减少青少年的吸烟行为。我们并不完全同意Ennett和Bauman的这一说法。大量研究[9]已经证明,友伴吸烟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青少年吸烟的可能性。但为什么无论我们的研究,还是Ennett和Bauman的研究都发现,团体成员的吸烟率为最低呢?这可能是因为,这2项研究都要求被试尽可能地提名在校友伴的缘故,在校学生大多数是不吸烟的,而属于团体成员的青少年与这些不吸烟的友伴有更多的交往,也就会相应地减少他们的吸烟行为。因此,友伴是增加还是减少青少年的吸烟行为,交往的友伴是否吸烟可能起关键作用。

为什么孤立者的吸烟行为要多于团体联系者和团体成员?Ennett和Bauman[4]提出了4种可能的解释:(1)孤立者的孤立地位会导致他们感到孤独,而孤独可能导致他们吸烟。(2)吸烟行为可能导致孤立的地位。由于学校、家庭和社会不认同中学生的吸烟行为,因此,吸烟的中学生在学校中很容易受到排斥,从而成为孤立者。(3)吸烟与孤立者的关系可能是由于同一种因素,比如学习成绩不好、较少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逃学等等而引起的。(4)孤立者可能更多地选择校外友伴。而校外友伴吸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孤立者就会有更多的吸烟行为。

除上述4点原因外,我们认为还可以用社会联结理论[10]解释这一结果。社会联结理论认为存在4种重要的社会联结,而友伴关系是4种社会联结之一。社会联结代表的是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当与社会联结的关系减弱时,个体就可能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按照社会联结理论,孤立者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有友伴,也就表明他们与社会联结的关系很弱,因此,就可能出现诸如吸烟一类的行为。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中学生在友伴网络结构中的角色来改变中学生的吸烟行为。具体而言,就是要鼓励中学生尽可能多地与在校友伴,尤其是不吸烟的在校友伴交往,成为友伴团体中的一员。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加强对中学生的社会技能训练,通过社会技能的提高来改变中学生在友伴网络结构中的角色,从而减少他们的吸烟行为。

5 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学生的友伴网络结构中,团体成员所占比例最高,孤立者次之,而团体联系者最少,随着年级的升高,团体成员所占比例下降,而孤立者上升;团体成员、团体联系者和孤立者之间的吸烟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团体成员的吸烟率最低,其次为团体联系者,而孤立者的吸烟率最高;在排除性别、年级和学校类型的差异之后,友伴网络结构仍然对中学生的吸烟行为有显著影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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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llman B.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In: Wellman &Berkowitz S D, eds. Social Structure: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a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62

4 Ennett S T, Bauman K E. Peer group structure and adolescent cigarette smoking: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93, 34(September): 226~236

5 方晓义. 不同年级青少年的友伴网络结构. 心理学报, 1995, 27(4): 363~370

6 方晓义, 李晓铭, 董奇. 青少年吸烟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6, 10(2): 77~80

7 Richards W D. The NEGOPY network analysis program. Burna- by, BC: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1989

8 Berndt T J. The Feature and effects of friendship in early adol- escent. Child Development, 1982, 53: 1447~1460

9 Urberg K A. Locus of peer influence: Social crowd and best f- riend.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t, 1992, 21(4): 439~450

10 Hirschi T.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EER NETWORK STRUCTURE AND CIGARETTE SMOK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ang Xiaoyi, Zheng Yu, Lin Danhua, Zhang Jintao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analysis technique a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network structure and cigarette smok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091 7th to 12th graders were selected from one ordinary middle school and one key middle school in Beijing city, asked to nominate up to 10 friends, and reported their own and their friends smoking behaviors on a 3-point scale. NEGOPY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peer network structur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each student was identified as clique member, liaison or isolate. The result shows that clique members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liaisons and isolates, but decreased with grad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cigarette smoking among the clique member, liaison and isolate. The cigarette use of clique member was lowest, and the cigarette use of isolate was highest.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e effects of peer network structure on cigarette smok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still significant, even if the effects of gender, grade, and school type were excluded.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igarette smoking, peer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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