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驴的隐喻

2014年第3期《小说月报》刊载了晓苏的短篇小说《养驴的女人》（原载《作家》2014年第1期）。细读之后，打算以“内心深处的温柔”为题蘸墨铺纸，欲说这位养驴的女人――韩修竹，描述其内心的流变过程，直击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还要发掘其灵魂的搏斗，重点叙述她的心田是如何变温柔的。小说伊始，朱碧红与韩修竹的丈夫――廖道言正在行男女之事时（我认为用“男女之事”这个词比较合适，不带感彩，韩修竹则不会认同，她认为用“苟且之事”才正确），被韩修竹逮个正着。“事后，朱碧红也上门给韩修竹赔了罪。她说，对不起竹姐，都是我主动的，今后再也不敢了！”读者也许急于想知道朱碧红和廖道言之间还会不会发生故事？如果晓苏顺着读者的思路往前赶，就像韩修竹撵驴一样，很容易整成一个以故事情节取胜的通俗文本。

狡黠的晓苏吊起了读者的胃口，不再着笔男女之事，而是荡开一笔，车身写母驴，重点叙述驴的生理需求，甚至夸张地描写驴的生理渴望。韩修竹养的那头驴了，着实让她头疼，也让她心疼。她得知驴的生理需求之后大骂驴不要脸，但医生的告诫让她明白寻找公驴的重要性。正当她一筹莫展时，朱碧红却积极主动地帮她想办法，甚至陪同她与公驴碰头会面。

韩修竹被朱碧红的诚心所打动，慢慢地改变了对朱的看法。自从那见不得人的事件发生后，韩修竹一直是对朱持敌意和防御的态度的。但随着情节的推进，韩修竹觉得自己欠了朱的人情，甚至想到要感谢朱。韩修竹在朱家目睹了朱碧红生存处境，才知其生活不易，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下意识地萌生出暗自帮助朱碧红的念头。至于是怎么帮的，还是由读者自己去读、去品好了。聪慧的晓苏写得比较含蓄，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文学性尽在其中矣。

初读此作，我以为它只不过是一篇凸显和谐主题、讴歌主旋律之作，即两个村妇由对抗走向理解。再读数遍，我发现此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这个故事如果没有那只母驴的参与，就似乎少了一味药，而文学性也大打折扣。聪慧的晓苏把韩修竹和母驴交替着写，时而写韩修竹的心理，时而陈述母驴的表现。实际上，驴的感受就是韩修竹的感受，驴就是韩修竹的影子，充分体现该文本的复杂性。

《养驴的女人》高明之处是文本开篇即伦理叙事，如韩修竹对自己丈夫廖道言与朱碧红的交合持鄙视的态度，小说结尾却解除道德的枷锁，拒绝善恶分明的伦理，表现的是晕眩的伦理，留给读者的是富有同情心的想象。

小说最成功之处是隐喻手法的运用。那头母驴就是人的影子，或者说驴就是人的隐喻。那头母驴到底是隐喻韩修竹还是朱碧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母驴是隐喻韩修竹的话，那么它的一切忧伤、烦恼及苦痛，韩修竹再清楚不过了，她也就自然而然地理解了朱碧红的难处，那么她突然向廖道言提出要回娘家住几天就在情理之中。如果驴是隐喻朱碧红，那么韩修竹则是在换位思考，她把韩修竹置换成驴，或把驴置换成韩修竹，在其内心深处产生的强大的同情冲击力是一样的。她彻底地理解了女人的难处，也算是读懂了人心和人性。《养驴的女人》虽不属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但她终究还是一篇人性化写作，是以作家个体经验为出发点，彰显人文关怀，构建“精神中国”，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故事”。特别是其中的寓言成分更是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由此看来，我的解读只能算作露出水面八分之一的那座冰山，隐藏在背后的八分之七还需读者借助想象与联想去发现。

另，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已经在文坛叫响并叫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晓苏对农村的熟悉。《养驴的女人》中三处提及母驴“尾巴翘得高高的”的细节，这些细节是真实的，也颇具陌生化。当然，这与晓苏多年生活在农村且与他细致观察生活的习惯分不开。

张友文，文学评论家。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现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已出版四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和《回望公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