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民自我,组织理论争议与新农村建设中的一种实践

摘　要：近年来，学界有关农民组织的理论争议非常激烈，尚未形成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实践中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是农民自我组织的一种实践形态，但学界还未来得及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据此，本文在全面梳理农民组织理论争议的基础上，对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展开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理事会作用效果与农民受益程度和主体意识成正比。根本上则取决于政府干预是否得当；农民“原子化”理论无法解释这一实证结论。也揭示不了理事会松散无力的制度性根源；类似于理事会的农民组织不会危害社会反而有利于农村社区发展。因此，政府不必忌讳农民组织力量的强大，但需正确划分理事会与村两委的职能边界；理论界应当以“社会化小农”为基础构建农民组织理论新框架。

关键词：农民自我组织；理论梳理；新农村建设理事会

中图分类号：D4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2－0042-07

农民自我组织也称农民自组织，是指农民自愿参加的，按章程自主决策行事的公益性的乡村民间组织；具有自愿性、自主性、公益性等三个基本特征。它是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乡村建设与农村社区治理、农村民主政治、农村宗族等诸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因而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然而，近年来，理论界对农民自我组织的争议非常之大，尚未形成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目前因新农村建设而筹建的农民理事会是农民自我组织的一种实践形态，对理事会的经验研究可以弥补理论分析之不足，但理论界还未来得及对它进行研究。为此，本文在全面梳理学界有关农民自我组织理论争议的基础上，在经验层面系统总结新农村建设农民理事会的组建与运作情况，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以期推动农民自我组织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一、农民自我组织的理论争议与评析

近年来，一大批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纷纷就农民自我组织问题著文立说，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应不应自我组织

人们在讨论这一话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杜润生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给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农民协会的事情。杜先生认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近年国内很多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均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声音是造成“三农”困境的关键，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以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建议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民组织，以提高农民对应有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等。

但是，对成立农民组织表示各种担忧继而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如有的学者认为，农会是一种革命组织，会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农民组织也可能会被人利用；或担心农民组织演变为“社会运动”，威胁现有政权；或担心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也不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组织，即使付诸实施，也会“沦为公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建立农会不仅“尚早”，而且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翻或从现实操作层面上认为目前建立农民协会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或认为在“当前农民的原子化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建立农民协会可能不仅不能维护农民权益，而且会加重农民负担，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处境”。

(二)农民能不能自我组织

在农民能不能自我组织的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原子化了，其合作能力很差；“善分不善合”。与此针锋相对，有的学者从逻辑上否定“原子化”理论，认为“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都有所谓‘原子化’的性质，而改变原子化状态的条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影响组织程度的因素包括了农民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其它社会条件；说农民有‘原子化’的性质，然后说他们的组织受到原子性质的制约因而没有意义，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组织的存在就在于使‘原子’处于一种结构中”。17唷的学者则从现实层面否定“原子化”理论，认为“中国农民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社会交往方式，已不同程度地‘社会化’了，正在成为‘社会化小农’；那种认为农民已经‘原子化’，必须通过外部强力将农民粘连在一起，提高其集体行动能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断；中国农民宜分则分，宜合便合，一切取决于分合能否给农民带来利益。”嗍还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层面进行分析，认为“人们所说的农民所谓组织或民主问题，本身就是农民的实践问题；对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变化视而不见，以农民‘愚昧落后、素质低下’为借口而阻止或迟缓农民实现自我组织，本就已经陷入违背认识论的逻辑怪圈；其实，近百年来农村改革曲折发展的历史已证明：农民不仅能够自己代表自己，而且已为能自己代表自己迈出了坚实步伐。”

(三)农民如何自我组织

对此，学术界的观点也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农民组织要靠外部力量来推动，或要发挥多种因素来培育农民的组织能力，我们称之为“外生型”道路。例如，贺雪峰，李永彩、袁咏红等在农民“原子化”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要利用村庄建设从外部输入经济与非经济资源来培育农村的自组织力量，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村庄内生秩序才可能产生。邱建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公民的时代，农民从来就缺少民主的团体生活，其合作意识、平等观念和民主习惯无法养成，而这些精神是公民社会的支撑；进行农村的组织建设，使每一个村民都有社团的生产或生活。无疑具有很深远的意义。馀晓军认为，农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市民远，要想提高农民合作行动的发生率，只有增进农民的契约观念，促进制度信任在农民心目中的接受程度并使其深度内化，使农民之间能因制度信任的足够有力而促进合作行动的发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民组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例如，徐勇认为，我们不必低估农民的合作意愿，也不可低估农民的合作能力以免产生“合作狂热”；以外部力量推动或强制农民合作的结果，是农民一切听命于上，大大弱化农民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自我整合能力；对于农民的合作，只能是“水到渠成”，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党国英认为，借助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机会，大大缩小乡村公共机构的权力，发育民间组织(如各种专业协会及其联合会)，以它来替代现有政府的部分公共权力；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农村的经济协会自然转变成类似农会那样的组织。可见，党国英取的是农村经济组织向农会等集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性组织演进路径的观点。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农民自我组织方面的争议非常激烈，分歧似乎大于共识，并未形成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然而，透析上述争议的本质，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学者们争议的问题本质：

(1)在农民应不应自我组织的问题上，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担心农民组织会起负面作用，表明如果能获得一种秩序保证，就不会再有人反对农民实现自我组织。

(2)在农民能不能组织的问题上，认为农民“原子化”了而“合作能力低”不仅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而且有偷换概念之嫌，也无视市场经济使农民社会化加深的事实，更与农村民主政治的现实经验所不容。(3)在农民如何自我组织方面有两种相反的路径：一种是外力推动(培育)型，另一种是内生演化型，目前这两种观点似乎相持不下。实际上，如果将组织视为一种制度(尼尔森，R.Nelson),经济学说史上就有制度是设计的好还是制度是演化的好的理论争议，至目前为止，两种争议仍然难分雌雄。

二、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实证研究

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各地基本上都成立了农民理事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农民自我组织的一种社会实验，是我们研究农民组织较好的经验事实。因此，对新农村建设农民理事会进行实证研究，可以与农民组织的理论研究相互补充。

(一)实证资料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依据的资料有两种：一是“新农村建设如何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课题组于2006年5月至11月在江西省三个地级市5个县10个乡(镇)20个行政村(都是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开展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实证资料。内容涉及一般农民、农民组织成员和县、乡、村干部的访谈笔记、实地观察资料和有关农民主体地位(含农民组织作用)的问卷资料。第二份资料是江西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编辑的《江西省新农村建设“百村调研”报告集》(以下简称《报告集》)。它由江西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发起，由省政协提案委员会选择2个村，各市、县(市、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分别选择其辖区内1个村进行调研所提交的调研报告汇编。此次“百村调研”活动从2006年2月下旬开始部署，3月10日启动，至5月底止，历时3个月，共组织了106个调研组，对全省93个县(市、区)、142个村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调研。《报告集》共收有调研报告105篇，涉及样本142个行政村；其中多处涉及农民组织问题。

(二)农民理事会的组建、职责与权力

江西省各地因新农村建设而组建的农民组织名称基本相同，最流行的称谓就是“新农村建设农民理事会”，下文统一简称为“农民理事会”或“理事会”。

1、组建。农民理事会的组建过程大致为：首先，由村“两委”组织召开党员会和户主会，讲清楚新农村建设工作和组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目的和意义，以取得群众的理解、信赖和支持；其次，(村两委)制定理事会章程，在村民推举的“五老”基础上确定好理事会候选人；最后，村民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经由村两委确认，向村理事会成员颁发当选证书。 br>

2、职责。按照理事会章程，理事会是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实行“政府引导、农民参与、理事会运作”的模式。理事会的作用被定位于搜集民意、统一思想、制定实施办法；理事会成员要当好“六员”，即示范员、宣传员、组织员、监督员、服务员和调解员的角色。有的地方还将理事会分解为多个分会，如“民事代办点、禁赌会、红白理事会、互助救济组、卫生监督组、公益服务组”等，负责与其名称相一致的事务。具体落实到示范村内的建设，课题组的访谈资料则显示，大多数地方农民理事会与村两委的实际分工是：村两委按照上级政府的要求指挥本村庄的建设和规划，理事会则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发动群众完成乡、村干部交办的各项具体任务。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见表1)，有73.4％的人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指挥权集中在村委会手中，只有1.9％的人认为农民理事会在指挥。

3、权力。理事会没有任何权力，工作也没有报酬。“理事会作为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公益性团体组织，属于群众自治组织，没有法定赋予的权力，甚至没有其它任何权力，只是凭公心做工作，以群众认可、支持为准则……理事会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理事会成员做工作没有任何报酬，电话费自己垫付，外出办事只能报销来回车费，吃饭得自己掏腰包。”“理事会的这种性质，要求理事会成员要有极大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同时要面临时间上的无偿占用、经济收入减少、亲戚朋友不理解等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这种权力、责任、利益不对称，使理事会内部的组织架构极不稳定。”

(三)理事会作用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理事会作用效果的分析。实践中，农民理事会出力很大，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总结理事会一年来所做的工作，对理事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宣传队、智囊团、协调员、守夜人’12个字；即：宣传发动不遗余力，是新农村建设的‘宣传队’；方案出台呕心沥血，是新农村建设的‘智囊团’(实际决定权在政府手里(笔者注)；处理问题尽心尽责，是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员’；参与管理任劳任怨，是新农村建设的‘守夜人’。”在工作效果方面，以拆旧建新为例：“事前宣传发动阶段，理事会积极性高、工作措施得力，效果比较明显；事中涉及到各方利益，效果不尽相同；事后士气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除了会长等几个人撑着场面外，基本上无人管事”。课题组的调查也显示出基本相同的结论。对理事会会长及成员的访谈显示：因为有些建设项目是乡、村干部交办的，群众不一定喜欢，对理事会的说服动员工作，一些农民并不“买账”；或者即使群众赞同某个项目，但因为理事会无资源配置权，一旦涉及到一些利益分歧就无法执行下去。对农民的问卷调查显示，78.5％的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没有作用(见表2)。不理想，但不能就此认为它一点作用都没有。课题组的调查也显示，在一些地方，农民理事会的作用还是很强；即使农民理事会作用弱小的村庄，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政府动员群众建设新农村的作用，

2、理事会作用的影响因素分析。我们通过应用SPSS12.0统计软件包，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户主个人、家庭情况、受益、政策效果、主体意识和自主性等组因素对农民理事会作用的影响程度，详见表3。

对表3中任意两个不同自变量求相关系数，得所有的相关系数r的绝对值都≤0.48，排除了模型中多

重共线性存在的可能；由三个模型的DW值一2可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由F值和与之相关的概率水平小于0.01，可知回归模型整体上具有统计意义。另外，由模型中的自变量系数及T统计量的概率可知，新农村建设农民理事会的作用或工作效果受到农民受益程度和主体意识的显著影响；由该两个自变量的系数符号可知，农民越能从新农村建设中受益，理事会作用越大；农民的主体性意识越高，理事会的作用越大。此处需要明确的是，问卷所测量的“受益”包括农民在“居住环境、生活水平、增收和致富技术”等四个方面从新农村建设中的受益情况；“主体意识”是用农民“是否积极地发表意见”和“是否积极地参加新农村建设”两个指标来测量的。表3的统计结果符合历史经验与实际情况。众所周知，农民历来都是实际主义者，农民只有从新农村建设中受益了，他们才觉得组织起来有意义，这一点也恰好印证了徐勇(2007)所主张的“农民宜分则分，宜合则合，一切取决于农民能否受益”的观点。其次，农民只有在主观与客观上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即具备了建设新农村的主人翁意识，他们才有自我组织的要求，这一点也是符合事实经验的。

(四)政府与理事会功能之间关系的讨论

表3回归模型中调整的R很小，模型拟合度较低，表明很可能遗漏了其它重要的解释变量。由于自变量“政策效果”在问卷设计时只包括了“政府补贴效果”和“建设项目效果”两项内容，并未涉及到组织传统、政府作用和制度环境在提升农民组织功能中的作用。但由于测量农民组织的传统、制度支持和政府现实的作用超越了问卷测量的能力，因而并未进入到回归方程之中。然而，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没有组织的传统(宗族不是本文所研究的组织类型，模型中有宗族变量，但未通过统计检验)，现实中也没有相关促进农民组织的制度，因此，政府的作用对理事会的影响就非常之大。

调查显示，在新农村建设中，村两委及上级政府掌控一切决策权，不仅在宏观方面决定了布局、规划、选点、投入，而且在村庄的微观建设方面决定村内的具体建设项目甚至材料采购等事项，农民理事会发挥主体作用和积极性则缺乏舞台与空间。其次，农民理事会对形象工程没有监督和制止权。一方面，政府受信息不完全限制难以准确知晓农民所想所需的建设项目，会做出“好心办事”农民却不喜欢的事情；另一方面，少数政府官员盲目追求政绩，往往建一些农民并不喜欢却可以彰显政绩的面子工程，农民理事会事实上却无权监督和制止。再则，在既不赋予农民理事会决策权，又不赋予其监督权的情况下，政府却要求农民理事会做一些具体的执行事务。但是，理事会成员主要由“五老”组成，他们虽然都是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或由村民选举产生，但他们一不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二工作也没有报酬，三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调动资源进行具体的建设工作，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具体的建设任务，结果是天天周旋于具体建设工作，实际上却难有作为，一有麻烦或困难就只好往上推，就算一时靠理事会成员的个人威信执行了一些事情，也很难长期坚持。而村两委作为最基层的准政权组织，其干部都是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所做一r作是有偿的，也有一定强制行政的资源，本有能力发动群众承担村内具体的建设工作但却没有承担。

由此可知，政府往往乐于“代民做主”，虽然头上提倡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却不信任农民及其组织，实际上并不希望理事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利益的角度来看，政府“代民做主”、“与民争功”是政府追求政绩的结果，一些形象工程即是例证。探究其思想根源，可能是政府受长期以来的“农民组织为‘革命’或‘造反’组织”的思想影响，忌讳农民力量的强大，不敢相信农民及其组织，或害怕农民组织起来不好管理，自然不愿意大力发挥农民组织的作用。这种推测源于课题组的调查心得：在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中，个别乡村干部常常将农民正常表达不同意见的行为视为捣乱，将意见多的农民看作是“刁民”、“乱民”；担心这些“刁民”、“乱民”组织起来，政府“治”不了。

三、理事会实践对农民组织理论争议的回应

上述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组建与运作情况，有力地回应了农民组织的理论争议，并澄清了其中的若干问题。

1、在农民应不应自我组织的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农民组织是一种“革命”或“造反”组织，但这种担心对新农村建设农民理事会毫不适用。众所周知，新农村建设农民理事会主要由乡村有威信的“五老”组成，以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更好地促进新农村建设为宗旨，不仅没有成为“革命”或“造反”的组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推进了新农村建设；只是由于职权定位不当，作用效果欠佳而已。实际上，“农民的社区组织既可以是‘革命’、‘造反’的力量，也可以是整合社会社区秩序的稳定力量，关键取决于农民组织的宗旨和成员的构成；以农民中上层有产劳动者为骨干，以广大农民的大多数中间群体(主体)为基础，将分散的农民整合与组织起来，农民组织就会成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参与组织，不仅不是与政府对抗的暴力组织，而且必定成为与社会发展进步紧密相连，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的中坚力量。”

2、在农民能不能自我组织的问题上，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原子化了，合作能力低。这种理论所描述的状况似乎与当前农民理事会组织状况欠佳的现象相符合。然而，实际上，农民合作能力低仍然只是一种表象，它和农民理事会松散无力一样，都是“制度缺陷”和“政府干预不当”这一原因之上结出的“果”，而不是中国农民自身有“去组织化”的特性造成的。实际上，“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中国人在民间是可以合作的，只是因为我们长期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入社会程度最深的政府，才闷死了民间合作的许多可能性。”因此，农民“原子化”、“不善合”的理论只能在表面上描述理事会松散无力的特征，无法揭示它的制度性根源。同时它无视当今中国农民已经高度社会化的现实，看不到农民分与合的利益导向性(徐勇，2007；并见表3)；而且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党国英，2004)、甚至有偷换概念之嫌(前文已述)。因此，“农民原子化”的概念几乎不可用，因为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所谓原子化的特性，不可将“农民原子化”、“农民合作能力低”等概念作为论述农民组织的逻辑起点，因为这既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也缺乏政策含义而于事无补。

3、在农民如何自我组织的问题上，因为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中已经筹建了类似于理事会的农民组织，再继续讨论“是走外力推动型道路好还是内生演化型

道路好”之类的问题在现实中意义不是很大(但其理论意义仍然很强)。实际上，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厘清政府在理事会等农民组织发育中的作用。因为，前文的实证研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了政府干预不当从根本上制约了理事会等农民组织的作用与效果。对此，本文的基本观点就是建议政府应该尽量少干预控制农村社区组织的发展， “要改变革命党的思维，以执政党的思维来看待和支持农民组织”。因为，“政府控制和农民合作往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控制越严密，农民的合作越是困难。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因为政府鞭长莫及，控制程度比较弱，农民彼此便建立了非常稳定和有效的合作关系，这种案例很多。”由此可见，重点研究政府与理事会等农民组织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政策意义。

四、结语

归纳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第一，理事会作用效果与农民的受益程度和主体意识成正比，根本上则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是否得当。第二，农民“原子化”、“不善合”等理论只能描述理事会松散无力这一表面特征，而无法解释为什么“理事会作用效果会受到农民受益程度的显著影响”，更无法揭示政府干预不当导致理事会松散无力这一根本性的制度层面上的原因；表明农民“原子化”理论遭遇到无法解释现实的困境，存在巨大的理论缺陷。第三，类似于新农村建设农民理事会式的农民组织不可能会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组织，如果组织得法、职能到位，它能整合农民的力量，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治理。

因此，政府一要更新那种视农民组织为革命或造反组织的传统观念，不必忌讳农民自我组织的发展与农民力量的强大，关键要正确定位农民组织的成员构成及其宗旨。二要进行制度创新(如立法)，在制度层面划清理事会等农民组织与村两委的职能边界。原则上就是要赋予理事会决策权与民主监督权，将新农村建设或村内的各项事务由理事会集中民意作决定，村两委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即由理事会“开处方”、村两委“抓药”，而不是反过来。同时要求乡镇以上政府从大包大揽中抽身，着力解决好那些具有很强公益特征、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是仅仅依靠单个农户和单个村庄以及市场机制干不了、或者干不好的事情。

对理论界来说，就是要构建农民自我组织的理论框架。本文以为，新的理论框架应该抛弃那种静止地将农民看作“愚昧落后”的思路和方法，坚持动态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即要看到社会的发展和农民及其家庭经营的动态变化；抛弃农民“原子化”理论，以“社会化小农”(徐勇、邓大才，2006)为理论基础；避免将“农民不善合”作为分析农民组织的核心概念，以“制度缺陷或政府不当干预导致农民组织困难”为核心命题；从而以“政府作用及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的关系”为核心研究领域。

责任编校　文　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