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政治思想之启示

【摘 要】 本文对维新派政治思想进行述评，并阐释其在政治文明现代化方面的启示。维新派试图通过变法实现政体改良，发挥自下而上社会建构的政治功能，最终达成兴民权、设议院、三权分立的制度建构。

【关键词】 君主立宪；民权观；社会建构；启示

甲午战争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自觉，大致厘清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剧变的分野，面对诸国并立之势和西方列强侵略所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摒弃传统旧学而转向追求西方新知，在“传统外变”成为“现代中国”人的选择。［1］与早期维新思想一脉相承，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张在“通变宜民”、“各得其所”价值理想的基础上变法维新，再造整体性政治文明，以适应世界历史变迁的客观潮流。

一、君主立宪体制建构

至19世纪末，世界已从“一统之世”变为“诸国并立之势”，从“守成之世”变为“开创之世”。时变境迁，使社会政治改革成为必然，维新派对传统君主政治体制的弊端进行批判，为“通变宜民”的政治建构提供基础。作为根本人性的“仁”，在政治上表现为“通”，即外通时势，内通民心，是近代立体的根本追求。平等、民主是“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的表现和要求，也是重构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

维新派认识到，强调上下差别、森严等级的传统君主专制制度，其弊端的最基本表现是上下不通的“隔绝”，君主“独尊”的权势致使官民“上尊下媚”的政治活动，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是官民绝对服从的君主私利。“自私”的君主专制体制埋没了社会人文精神和理想价值，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毫无抵抗意志，甚而对人民生活、社会结构造成破坏性、瓦解性的影响，导致国体终难自强。由此，康有为主张，抗击西方侵略，取胜于民族竞争，必须改造传统“上下隔绝、内外不通的”的政治局面，利用民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构筑全体人民为国家主人的新型政治制度。

维新派主张近代政治应是“立体”，康有为考察日本明治维新，认为“在天皇，立法在议院，行政属内阁政府”的制度设计符合中国立体的要求，他提出公举“议郎”、“会议”大政的主张：由“士民公举”产生，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交由行政部门实施等。［2］康有为认识到，议院是国家强大的基础，但“民智未开”不可仓促设立。因此，培育议院政治的社会基础，即培养国人的近代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提高其政治能力，成为变法维新的重要前提。

维新派在君主立宪的制度建构中，强调权归于众、官由民选是政治合法性、有效性的合理要求，突出了对于民权及其价值的向往和追求，以发挥其政治能量，摆脱民族危机。严复将民权作为建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制度的首要条件，他强调“民权者，不可毁者也”［3］。谭嗣同发出“天下当以兴民权为实际”的呐喊，主张废除君主专制，破除男尊女卑的纲常名教，从根本上保证“人人不失自主之权”，实现“遍地为民主”的政治理想。康有为将平等思想作为民权的确立基础，认为“平等”是人性的自然追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并将其拓展为“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4］，即人们在政治、经济、种族和性别上一律平等，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对平等人性的压抑。康氏将“定宪法”作为实现民权的保障，宪法一经订立，所有人受其制约，并将其作为划分“公”（君主立宪的公天下制）、“私”（君主专制的家天下制）的标准。

在政治实践中，维新派主张中央、地方双重参与，达成限制君权、兴民权的目的。在中央，康有为提出设议院，实行议院政治，创设专办变法之事的制度局等。在地方，他论证地方自治的合理性，将日、俄地方自治的成效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设计中国地方自治的方案：以万人以上、地方十里者为一局，以局为单位设议例会，议员由公民公举产生。议例会之上设议事会，由议员公举产生的五官组成。［5］议事会和议例会共同行使决定权，劣绅不能武断地方，达到地方自治的实效。

传统的君主专制度制蕴含了服从于绝对君权的民本思想，缺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民权思想的发展必受到阻碍。因此，维新派的民权观念一定程度上借助传统政治、文化土壤，由中西思想杂糅而成，它改变了民权的西方式语境。“从根本上讲，民权之所本乃是民本身，是民众的本性要求。权利本于人性。这个本性，就是人之为人的尊严、自由和相应的人格平等要求。”［6］而在康氏等人看来，民权作为激发民众报效国家的手段而存在，以聚合力量实现民族复兴，忽视了西方民权观突出个人利益不受侵犯，限制国家、政府权力的价值。

二、政治体系的社会基础建构

学会、学堂和报刊是变法维新的基本制度性工具，担负了丰富的社会政治功能，构建、扩充了变法所需的社会基础。由此，上层君主立治制度和下层学会、学堂、报刊构成了支撑变法改革的整体结构，形成了维新体制的“上下相通”。

康有为认为，改进学术和制度，探索和传授近代科学知识，增强社会凝聚力，为中国自强必需之作为。“学”是学会的生命根源，但在科学研究创新、传递学术知识的同时，学会还承担着沟通人心、凝聚社会力量以推进维新大业，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政治组织功能。学堂、报刊开启了公共舆论风潮和社会启蒙教育，从而推进了信息输入与输出、决策和监督等政治过程的完善，以及“上下不通”政治体制的疏通。学校造就了具备近代国民素质的人才，普及了“保民、养民、教民之道”政治价值的追求，最终指向“通古今”、“通中外”的社会改革目标。

学会、学堂、报刊的创建适应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制度性需求，对提升全体人民的政治热情、政治能力起到推动作用。同时，它们反映了近代社会生活的专业化趋势，自发自治、平等自主的民间组织开始担负动员、组织、管理等政治职能，使社会力量在君主体制之外壮大。学会、学堂和报刊作为传媒社团的建制组织，构成政治体系的一部分［7］，它们努力构造国家与社会精英互动的新场所，力求保障政治自由和社会独立，从而加速了立体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改造运动，推动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三、结语

重建以自由、平等、民权为价值基石的政治体系在变法实践中遭受数重打击，但维新派适应民族生存环境，变革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价值的政治思想对于社会转型中政治文明重塑的积极意义毋庸质疑，维新派的精华思想对于民主政治的构建仍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 康有为.长兴学记［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3］ 严复.原富［M］.北京：商务印刷馆，1981.

［4］ 锡勤.戊戌思潮论稿［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5］ 邓珊珊，李先伦.论康有为的民权观及启示［J］.长江论坛，2010(03).

［6］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4.

［7］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