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的丝绸之路

太平洋荒岛的“有段石锛”、河姆渡人的独木舟、美洲女神与中国文字的纠葛……一连串石破天惊的发现让中华民族的远古海洋之路若隐若现；从热衷航海的秦始皇到七下西洋的明代三宝太监郑和，随着丝绸之路的扩展延伸，中华民族日益强盛，曾经像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大半个世界；而近代的闭关锁国，使海上丝绸之路被掐断，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也悠忽消失……让我们追踪着未解之谜，从遗迹里重寻沉没在海洋中的丝绸之路，以及那曾经辉煌千年的海上历史……

历史篇

石破天惊的发现――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

追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准确起源，其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古老的历史已经变得如同被无数遍海风扫过的海面，平静深奥、了无一物。然而这些石破惊天的发现，却留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重要的线索――

* 发现之一：太平洋荒岛的“有段石锛”

19世纪20年代，整个世界的考古和航海界都震惊了――太平洋中的几个荒岛上发现了“有段石锛”！

用坚韧柔软的藤条将石斧固定在把上，可以挥动自如，极大地提高使用效率。“有段石锛”，在平常人眼中可能是极为普通的石器，但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却是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可以说是远古人类的“现代化工具”。

考古队和探险队纷纷涌向那些人迹罕至的岛屿，以获得新的发现。他们果然不虚此行，在太平洋诸岛范围内，甚至远在新西兰、复活节岛及南美的厄瓜多尔等地也都见到了“有段石锛”的踪影。

是出自当地还是来自外界？考古学家和航海家苦苦思索大洋彼岸“有段石锛”的神秘来历。

* 发现之二：中国沿海的“有段石锛”

1929年，浙江良渚与太平洋岛屿上极为相似的“有段石锛”破土而出。

接着，广东海丰和香港南丫岛也相继获得类似的发现。

远隔重洋的两地被相同的发现联系到了一起。许多学者翼此破解“有段石锛”之谜。

中国的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通过随洋漂流，带着具有先进功能的石器到了太平洋诸岛和拉丁美洲西岸？尽管学者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但1947年，一位名叫海尔达尔的挪威科学家还是专门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仿古漂流，用朴素的实践验证着古老的历史。

“古者观落叶以为舟”、“见窍木浮而知为舟”……水中一片轻盈的落叶、载沉载浮的空心木头，在历史的深处，先民刳木为舟的心智也许正是由此开启。

* 发现之三：最早的航海人――河姆渡人

六七千年前，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一缕曙光在钱塘江口的河姆渡闪射：一些专家根据考古发现，河姆渡人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的古老年代就开始了漂洋过海的实践，并将石器制作、人工种稻及海洋捕捞等远古文明传播到海外。

极目沧海，在浩瀚的北太平洋，有两股洋流可以帮助勇敢的先民跨越大洋。

北太平洋暖流，位置在北纬30°的西风带，向东流动。河姆渡人从钱塘江口附近乘着独木舟或木筏出发，借助北太平洋暖流漂向太平洋的深处，中途经过夏威夷群岛北端，而后直对拉丁美洲墨西哥北部的瓜达卢佩岛附近；北纬3――10°之间的赤道逆流，向东流动至东经180°处与南赤道洋流相遇后一分为二。其中一股向南流动，辗转到达南太平洋，与那里的西风漂流汇合向东达到南美的秘鲁。

* 发现之四：“殷人东渡”

相传周武王伐纣灭商，殷商遗民由西向东大逃亡。其中一部分乘船渡海到了朝鲜半岛，在那里定居下来。另一部分继续随着海风和洋流漂移，到达了美洲，并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地定居。

传说并非无稽之谈，有许多有趣的事实可以印证：

近现代墨西哥各地陆续发现了与我国商代风格酷似的墓碑、雕塑、石刀、壁画等。尤其是在墨西哥发现的青铜像，蒙古利亚式的眼睛，中国式的辫子和华夏式的帽子，几乎与古代中国人一模一样。如今北太平洋暖流和赤道逆流经过区域的太平洋诸岛上，从当地居民所沿用的语言和保留的一些生活习俗中可以找出与数千年前中国东南沿海民族的不少相似之处。

法国有位人类学家，曾经拿墨西哥出土的一些器皿同中国商朝时候青铜器皿做比较，发现两者上面刻画的饕餮纹惊人相似，有的几乎一样。

状如一钩弯月，恰似木帆船的风帆，谁也不会想到墨西哥出土的一个陶制圆筒，刻有20多个与殷商甲骨文完全相同的古“帆”字。

是殷人在纪念他们得一帆风顺之后找到了新的立足点，还是偶然的巧合？历史在这里又埋下一个伏笔。

* 发现之五：美洲女神与中国文字的纠葛

1886年，又一件称得上石破天惊的奇事发生了。

秘鲁北部禧玉的一个小山洞里，发现了一尊美洲女神铜像。这尊女神头戴太阳帽，坐在有蛇缠绕的龟背上，双手各提一面铜牌，两面铜牌上都赫然铸着“武当山”三个汉字。

7000年前的船桨、大洋中的鲸鱼椎骨、散落世界的人工种植的远古稻谷、美洲女神与中国文字的纠葛……一连串石破天惊的发现中中华民族的远古海洋之路若隐若现。

飘向波斯海湾的丝绸――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历程

来自远东的神秘丝绸纺织品擦亮古罗马人的眼睛，大约是在公元前两个世纪左右通过帕尔特商人转卖实现的。轻薄的丝绸使罗马人对其出产的国度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神秘感和交往愿望。但狡诈的帕尔特商人使得两个遥远的民族无缘直接见面。

班超出使西域，副将甘英曾经到达波斯湾岸边，想从那里渡海去罗马。当地的帕尔特人为了阻止中国和罗马建立直接联系，以求长期获得中转之利，故意吓唬这个中国人说，海洋辽阔无边，渡海一次顺风要三个月，逆风需要两年，船上必须带够三年的吃食。就这样还难免思乡成疾，有性命之危。面对苍茫大海，这个中国人退却了，他觉得大海太可怕了，他选择了半途而废，把创造辉煌历史的可能遗弃在波斯湾的海边。

秦始皇――热衷航海事业的千古一帝

事实上，秦汉时候我国的航海活动就已经达到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相传秦始皇称帝后，为寻找生长在海上仙山的长生不老药，派方士徐福率船队多次往返于海上。最后一次，徐福带了3000童男童女到了扶桑。

有从熊野山脉流淌下来的清澈河流的滋润，和歌山宫町附近的熊野滩水草丰茂，具备安居乐业的条件。据日本有关古籍记载，徐福最后选择的安身之地就在这里。我们无法想象当时数千族民的心态和繁杂的场景，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思考这次大规模航海的目的是否真如传说的那么狭隘和荒谬？

秦始皇在位12年，有5次出巡，其中4次是巡海。从这些就不难看出，他一定将自己的宏大理想和抱负融入到了海洋之中。他在完成统一大业以后，急于开通海路，与海外诸国进行交往。可以说他是中国热衷航海事业的千古一帝。

汉――东西文明交流的开始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平定南方沿海闽越最后一股分裂势力的时候，曾派出1000多人乘船探寻日本的航路，这种探寻一直延续到东汉。

1784年，一颗刻有“汉倭奴国王”五字的金印被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岛的一个农民修水沟时挖出。经鉴定，乃东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金玺。由此可见当时彼此交往的密切。

东汉时期，一条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出海和另一条从广东经南海到印度、斯里兰卡，最后经波斯湾到达罗马的两条通向欧洲的海上丝绸航线终于铺就，东西文明开始交流。

大唐――海上丝瓷盛景

唐代丝绸之路的兴旺是伴随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出现的。

大食帝国（古阿拉伯帝国）各民族是一个勇于航海和善于经商的民族。他们很早就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里航行自如，与印度及欧洲、非洲一些国家建立了广泛联系。

唐朝，也正是大食帝国迅速崛起的时候，创造了阿拉伯世界的高度文明，恰与唐朝的繁荣兴旺相对应。东、西两个大国也因此有了发展友好关系和增进商贸往来的迫切要求。从公元651年至798年，大食国派遣到中国的使团达39个之多。

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刺激了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而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又推动着海上丝路的延伸。

航海技术最重要的发展，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使用。此外还有实用海图的绘制、对海上季风、潮汐变化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海岸地形和海洋地貌知识的积累等等。在这些方面，唐、宋时代的海上丝绸贸易为世界海上航行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水密隔舱的问世和用铁锚取代石碇和木石结构的船碇，使锚泊系统有了划时代的变革，堪称世界造船史上一个突出的创造。

当时远洋船只的巨大，可从福建泉州出土的古船一睹风采。

“特别巨大！”一位到过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描述他所见过的唐船时这样形容。他还着重提到，“唐船由于体积过大，吃水太深，无法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口。”

海上交往空前繁荣，唐朝时候为了适应广泛的航海贸易，设置了市舶司，专门从事海上贸易的管理。同时还派出非贸易船只，与远近国家进行友好往来。

宋――海上贸易的全新时期

最早的“招商引资”应该在宋朝开始。赵匡胤立国以后，十分重视海外贸易。他曾经派出内侍官员携带诏书和金帛，分四路去东南亚各地招引番商来中国做生意，并在几大通商口岸专门设立了驿站，以迎“远人”。

这时的海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者齐头并进，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大步发展，也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据史料记载，宋朝时候的市舶收入曾经占到财政总收入的15%――20%，成为支撑宋室江山的重要经济支柱。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宋代瓷器的繁荣，大宗物资的出口由丝绸为主逐渐转化到以瓷器为主，丝绸之路也被人称为丝瓷之路。海上贸易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元――《马可・波罗游记》掀起欧洲航海运动

忽必烈这位马背上的天之骄子不光是一位横扫亚欧大陆的千古英雄，而且是位胸襟广阔雄视大海的傲世大帝。他在使航海事业继续保持突飞猛进势头的同时，还注重扩充水军，发展海上防卫力量。他与海外来客马可・波罗的不解之缘，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美谈，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

公元1271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可・波罗踏上通往中国的万里征途。在元上都（今内蒙多伦县西），他与忽必烈一见如故，被委任为钦差巡视各地，并带领船队出使东南亚诸国及印度、斯里兰卡。1292年，忽必烈派出船队，让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去波斯汗阿鲁浑完婚，顺道回意大利。一行600人，分乘13艘船从福建泉州出发，趁东北季风扬帆前进，辗转两年多的时间，到达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完成了元世祖委托的重任，马可・波罗取道两河流域、小亚细亚西归。1295年回到意大利，此后他陆续讲述在东方世界的所见所闻，比萨作家鲁斯梯诺将其整理成书，这便是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这本书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掀起了到东方寻找神秘国度的热潮，并成为后来欧洲航海运动一个重要动因。

明――空前绝后的大明船队与郑和下西洋的后世之争

公元1371年，在云南昆阳（今昆明晋宁）一个回民家庭里后来名垂千秋的郑和出生了。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历尽艰险不远万里去天方朝觐，这些从小就在郑和的心中种下了飘洋过海的梦想。

1381年，在朱元璋平定云南蒙元残部的战争中，郑和被掳并惨遭。少年时期蒙受的这一人生大不幸，磨练了他此后坚忍不拔的毅力。

长达三年的靖难之役，郑和以勇敢、机智赢得朱棣的青睐。当这位雄图大略的永乐皇帝登基以后，决心“超三代而轶汉唐”，凭借明初国力强盛，科技发达，最大限度发展与海外诸国的交往。郑和肩负起了下西洋的重大使命。

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大明船队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七次往返西洋，从北太平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直抵非洲东岸，遍访沿途各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航海运动的先驱和世界公认的伟大航海家。

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是1405年至1407年。整个船队拥有28000人，200多艘包括宝船、坐船、战船、马船、水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明史》记载，其中最大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巨无与敌。这支船队从江苏太仓的浏河港起锚，在福建长乐开洋，首先到达越南南部，接着到马六甲，最远到达印度卡利卡特。

郑和船队渐行渐远，第五次终于到达非洲东岸的索马里和坦桑尼亚等地。

距朱棣去世10年以后的1431年，明宣宗朱瞻基再次发起七下西洋。

这时的郑和已经年逾六旬，他带病坚持航行到东非的坦桑尼亚蒙巴萨等地，最后病逝于印度附近的大海中。随着郑和的去世，大明船队也烟消云散，帝国的远洋航行嘎然而止，国人引为自豪的宝船一任腐朽。

对海上探寻一直纷争不休――有人攻击郑和远洋航行违反禁海祖制，是不惜耗费巨资换取无益之奢侈品的“弊政”。郑和死后，这类攻击更是甚嚣尘上。七下西洋辛勤积累的航海资料也被付之一炬。郑和当年建立的马六甲海峡货栈也被葡萄牙人强行占领。中国的商船再到那里，不但要被课以重税，还经常遭到野蛮抢劫。从此，中国的商船再也无法进入印度洋，只得一步步后退，最后蜷缩到长城脚下。

大明船队，空前绝后。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洋一位东非人说：大明船队像一片云一样飘过来，又像一片云一样消失了。

海路开闭的历史反思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开放则兴盛，封闭则衰落。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千年丝绸之路，实际是一部中华民族探索世界的史书。

丝绸之路如同一条大动脉，曾经为我们民族输送着丰富的营养，激活着整个国家肌体。随着丝绸之路的扩展延伸，民族日益强盛，曾经像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大半个世界。当丝绸之路被掐断，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也悠忽消失。

历史发展的重大机遇稍纵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5世纪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机，也是整个世界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分水岭。当时的中国只要沿着郑和的道路稍稍前行，就有极大可能取得继续引领世界的先机。但是，我们的国家把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拱手让给了后来居上的欧美国家。

郑和之后，“片板不许入海”。从“禁滨海人民私通海外诸国”到“禁民入海捕鱼”。明、清两代的海禁绵延了400年之久。从禁止出海活动到禁止在海边居住，清朝统治者还变本加厉，曾经将禁海令由局部向全国推行，并“迁海令”，强迫沿海居民搬出靠海50里以内的地方。直至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历史走向自此扭曲。没落的东方帝国在封闭保守的封建驿道上徘徊了数百年，以致积贫积弱，远远落在世界的后面。偌大一个东方古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一个机遇的丧失，延误的是数百年的发展。可以说我们这个满目创痍的国家还远没有从在鸦片战争带来屈辱和黑暗中挣扎出来。

今天，千载难逢的历史的机遇再此出现，实现东方大国的和平崛起是我们惟一选择！

现代篇

重走郑和路，捡拾被遗忘的丝瓷

撰文/范春歌

郑和七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远洋事件。然而，中国历史上的这次不同寻常的航海事件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耐人寻味的是，十五世纪东西方两支船队的出发却有不同的结局，中国退回陆地，西方称霸东方，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世界的格局。

2000年7月11日，在郑和船队当年启锚出航的日子，我在郑和的启锚地江苏太仓刘家港开始了重走郑和路的行程，试图从郑和留下的遗踪中重新打捞这段沉没的历史，同时反映这条古老的航路在六百年后的现实。

郑和航线上的十八个亚非国家依序为：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阿曼、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巴基斯坦。

越南

到达归仁的当天夜里，及未下雨的归仁突然大雨纷飞，我不禁在雨中热泪盈眶：或许真是郑和在天有灵，知道我从他启程的长江口千里迢迢地找到了这里？

1405年浩荡的中国船队在归仁登陆后，郑和率使团前往百里外的都城。国王闻讯亲自骑着大象率领数百人的国仗队出城迎接。很快，郑和船队从占国扬帆离去，庞大舰队在占国的登陆震慑了不仅图谋占国还挑衅中国的安南，登而不占又使处于强弩之未的占国吃了定心丸。永乐皇帝朱棣智慧的外交手腕可见一斑。

据史载，船队在归仁登岸之前望见岸上有石塔。不知石塔还在不在？在离海边约一公里的老城区望见了两座石塔，它们仿佛召唤说：我在这里。

久久凝视我的祖先曾经眺望过的塔尖，我的目光时隔六个世纪后在这里交汇，门楣上刻写的一幅书法俊秀飘逸的中国对联，让我倍感亲切。

六百年前的新洲城除了几座废墟，已从地面上销声匿迹，我仍然只能从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和费信留下的航海笔记里，一瞥往日旧影。在占国的废墟上我久久眺望归仁港的那片蔚蓝，它是我祖先的船队曾经所向披靡的地方。

柬埔寨

郑和时柬埔寨称”真腊”。据说这些来自大明帝国的使臣们见到真腊都城的那一霎间，竟震住了，不由大叹：富贵，真腊也！

当飞机将我送到细雨蒙蒙的暹粒省，吴哥离我仅有七公里路程了。到了吴哥古城门口,看见那条宽达190米的护城河，我不由心跳加快。当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他的书里就描述过”广二十余丈”的护城河，眼前的河岸也正如他描写的那样，完全用巨石砌成的，雨丝里，宛如一条绿色大蟒的河水缠绕着沧桑的城墙。

这座宏伟的古都距海边足有三百多公里，郑和船队如何到的这里？我只能推测，他们象元代的中国使臣那样，随船沿着湄公河进入了洞里萨湖，吴哥就座落在湖边，船员们登岸而上，叩访了这个奇迹般的都城。

“随着国王的队伍前进，景色越来越壮观，手持矛盾的武士过后，是由山羊和骏马驾驶的车辆，它们都披挂着黄金。后面紧跟着乘坐大象的大臣和王子，象牙是用金子包裹起来的……”这是13世纪未元朝派往真腊的使者周达观在他的《真腊风土记》一书中对吴哥奢华场景的生动描述。船队驶离真腊不到30年，吴哥便神秘地人去城空，从某种意义上讲，郑和船队也是这座繁华王朝的最后一批目击者。他们带着称羡离开。因为那是别人的王国别人的生活。

周达观写下的《真腊风土记》，虽然只有八千来字，但中国文人的细腻笔触使他将出发的线路以及在吴哥目睹的风土人情和亲身经历，写得生动详实，观者如临其境。它是周达观一生留下的惟一一部著作。

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我们拿着《真腊风土记》去寻找烟没的吴哥遗址？探险的历史将一个法国人和吴哥联系在一起并非偶然，东方另一座和吴哥齐名的世界文明奇迹――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也是被一个欧洲人发现的，时间是1814年。当时的中国正从长达200年的海禁走向闭关锁国的历史。

泰国

首都曼谷的湄南河畔有座金碧辉煌的三宝庙。当我向内张望的一霎间，不由愣住了。一个身高近16米的金色巨人，满头螺髻，身披金光闪闪的袈裟，两腿盘坐莲花瓣上。这就是郑和吗？历史再富有想象力，恐怕也没料到一个咤叱印度洋的航海家驶进了异国的庙宇，盘坐成一尊雷打不动的佛爷。”

郑和”双目微垂俯视着人头攒动的香客们，门外就是奔腾向海的湄南河，他率领的船队用巨桨拍击过的河流，如今，各式游艇正在宽阔的河面穿梭往来。

我来到了郑和船队造访过的大城府。天降起了瓢泼大雨.我以为这种气候下来三保庙的人不会多，没想到在庙里做佛事的香客川流不息。当他们手持莲花双手合一默默祈祷的时候，千百盏红烛燃起的火焰将”郑和”染得遍体彤红。我被眼前隆重的氛围感动了。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位受中国社会岐视的太监，为什么会在海外享此殊荣？“宝马奔腾驰名西洋境伟功帝封囗和，三保英武享誉航海家大显圣迹囗囗。”佛庙门口一副残缺不全的中文对联仿佛让我找到了答案。

我穿过人群走到一位售花的老妪的清水盆前，特意选了一束粉红的莲苞，老妪听说我从国内来，慈祥地问我家乡有没有这般美丽的莲花，我笑道，我的家乡湖北是著名的千湖之省，也是莲的故乡 。

手持莲花，我在”三保公”面前高高地举起

印度尼西亚

我站在郑和船队登陆的马六甲――曾在地理考卷上无数次地填写过它的名字的马六甲海峡，从教科书里一跃而出，真实地横卧在我的窗前。

五百多年前，有一个国家派遣一支数万人的庞大船队数度经过这里，从未侵占过一寸土地，却播种了世代连绵的友谊。

沿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条城市街道”郑和路”到了马六甲的三保庙。一棵叶茂枝繁的老树掩映着红红的庙门。庙内直径逾二米的马六甲历史最古老的大水井，传为郑和船队驻扎此地时为补充淡水而开掘的，所以被称作”三保井”。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喝了三保井的水就永远不会忘了自己的故乡。那蓄满清水的深井和九曲回肠的河流一样，几乎成为中国人生命的图腾，那位中国人的脉管里不流淌着一掬甘冽的故乡水呢，那些漂泊在外的人,背井离乡,已融入脉管的井水是告别不了的，我发现章太炎到此留下的一幅对联”寻君千载后，而我一能无”，落款为”民国五年十月过三宝洞书此，神若有灵，广其昭鉴”。章太炎因何故来到印尼三宝庙不得而知，但这幅对联流露出国学大师的谦恭后面的复杂心绪。

印度

1405年，郑和率领的船队第一次远航登陆印度的同时，带来永乐皇帝应科枝国王的请求亲笔撰写的一篇”勒石封山”的碑文。碑文写道”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一个泱泱大国平等相待的态度，令柯枝国王更是心悦臣服。

科钦盛产闻名世界的香料胡椒。

在洋溢着浓郁的异域风情的科钦岛，有人毫不夸张的称“中国渔网”就是科钦的名片。初次在科钦岛见到众多的中国式渔网，着实令我吃惊。它是中国南方常能见到的捕渔工具，巨大的渔网系在四根木架上，网架被结实的木桩固定在海边，启动渔网时需要七八条汉子才能上下拉动。 渔民们见我走来，指着它们热情地叫道“china ！”。在远离祖国的地方相逢了流传海外数百年的“中国渔网”，当科钦人告诉说“中国渔网的传入让大海成为他们的银行”的时候，我感到由衷的骄傲。

卡里卡特――古里。 靠近港口的街面商铺林立，沿街堆满豆蔻、胡椒、花生、红椒、咖啡豆、香蕉等丰富的商品，和郑和船队的船员们当年看见的没有什么不同。附近的一座渔村有一块航海纪念碑，它是达伽玛的登陆碑。碑文十分简单，仅仅刻着达・伽玛的名字和他的登陆的时间――1498年。对达・伽玛来说，这一行文字已胜过宏篇巨著。一个最早登陆这里而且满载和平使命而来的中国航海家却被人遗忘了。

我多想在这里也为我们的郑和立下一座航海碑啊，眼下的我没有一砖一瓦。于是我弯下腰来在海滩上写下几个大字”中国―郑和－1405”。 相信总有一天，世界都会读懂它！

斯里兰卡

很久以来被称为锡兰，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1911年曾在加勒出土过一件弥足珍贵的文物，郑和立下的”布施碑”。这是惟一的一块中国碑，也是年代最久远的一块碑。我快步走近它，走近了”永乐七年”。石碑高约2米，碑首雕刻着两条栩栩如生的中国龙，碑文由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组成,字样依稀可辨，碑石厅的大部分石碑都是欧洲海盗们登陆后设下的占领标志，唯有这块是和平之碑。磁器馆陈列着大批精致的中国青磁，明朝的磁器列在最前面，时隔近六个世纪依然闪亮美丽。凝视踏海而来的青花瓷，我不由为我的祖国感动。

阿曼

大地愈来愈近，宏伟的拱门，金色的圆顶，镌刻着精美花纹的雪白高墙也离我愈来愈近。穿过马斯喀特椰叶婆娑的大街，马欢航海笔记中那些裹着包头身穿长袍的男人和蒙着长长面纱的女人，徐徐从他六个世纪前的字里行缝走了出来。女袍纯黑，男袍纯白，无一例外，好象出于同一个裁逢之手。我甚至希望能马欢笔下那支由大象、骆驼和骏马组成的仪仗队，迎面而来。

我已来到了古老的帆船之国，和它的年轻人并肩伫立在中国和阿曼的古帆船曾经来来往往的海滨，我们也面对一片重新开放的大海。

迷宫般的巷道密集着商铺。盏盏阿拉伯熏炉逶迄在出售阿拉伯香料的店铺前，飘出的缕缕香气浸染了每一条街巷。呼吸着古老的不能再古老的气息，恍然之中，六个世纪前徜徉在集市上的大批中国水手于巷道深处蓦然回过了头。

伊朗

如果说古老的德黑兰令我联想起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那么伊朗的女人让我浮现出一首首千百年来琅琅上口的关于波斯舞姬的唐诗。”王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

今天的伊朗女人们无一例外地头裹纱巾身披黑袍，四望街头那些身材婀娜多姿的伊朗女人，不由好奇地想象当年她们的舞姿与容貌如何倾倒了中国男子，而胡人风情万种的服饰也成为长安国都的百姓争相仿效的时尚款式。

“结满果实的果树总是垂下枝条的”。伊斯法罕，世界一半。那是用世上所有的皇冠也无法换取的最高褒奖。我动情于伊斯法罕，以前它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多少个世纪以来，所运载的货物都曾通过这里流向四面八方。阿巴斯广场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民间集市，那些卖波斯毯卖香料卖无花果的商贩，只要听你说来自中国，无一例外的会睁大眼晴，惊叹一声”秦！”随后便报以灿灿的笑容。 据说”秦”的发音源自瓷，也源自“丝”，当那一声声悠长的”秦――”不绝于耳地传送过来时，我仿佛听到远古传来的幽响。那是长安都城、敦煌古道、帕米尔高原的叮当驼铃，也是刘家港的水巷、泉州的古寺直到印度洋、波斯湾的阵阵桨声。当年那些风尘仆仆的驼夫，历经风浪的水手，在岁月的长河中隐姓埋名，不知所踪，今天，我在一声声”秦”的呼唤中，想念他们。

也门

来到也门必定要去濒临红海的亚丁，那是郑和船队前往非洲东海岸的必经之地。

重叠的潮水拍打亚丁湾，海滩仿佛蜿蜒着一条雪白的水蛇。六百年前，几百艘中国大船和船上数万名中国水手就是在这儿登陆的这些水手的肤色变得很黑很亮，那是海风常年吹打的缘故，他们的眼神清澈而宁静，因为习惯了巨浪排空的险恶航程，见识了世界的辽阔和奇特。航海者的目光又是如此的祥和，永乐皇帝颁诏的祗顺天道,共享太平之福的圣言，已经渗入这支舟师的灵魂。

六百年后的今天，我逐浪而来。夕阳将海边耸立的清真寺涂成了粉红色，也映红了海滩上奔跑的一群踢足球的少年。他们健康活泼，黝黑的脸庞因余晖的照耀，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我端详着他们，当年那支古老的船队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曾遇到一群这样可爱的少年吗？远离家乡的水手们会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童年的影子，想起在水一方的孩子，但航路漫长，告别阿拉伯半岛，非洲大陆还等待着他们的帆影……

肯尼亚

《国家地理》杂志专栏作家雷瓦西在1994年披露了一个故事，当她为写《当中国人称霸海上》一书，走访郑和航线来到肯尼亚的时候，当地曾有黑人告诉她，他是古代中国船员留在肯尼亚帕泰岛的后裔。

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追踪郑和下西洋遗迹来到了肯尼亚的帕泰岛，探访了传闻中那些中国船员的后裔，他推测这些自称为中国人后裔的当地人，很有可能是明代郑和下西洋船队留下的船员后代。

帕泰岛成为我在肯尼亚采访的首选之地。我们先飞往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有学者考证它也是郑和船队当年登陆的地方。

海水在我的身下哗哗流动。4月26日凌晨，我躺在从拉姆岛驶往帕泰岛的木帆船里，身下是潮湿的圆形草席。

帕泰是拉姆群岛中的一座海岛，拉姆岛上的人几乎人人都知道帕泰岛上的“中国人”，他们称这些人叫法茂人，当地语就是“死里逃生的人”，因为传说很久很及以前，法茂人的祖先乘船从中国来，由于有艘船只遇到海难事故，幸存的船员逃到了岸上才活下来。这些幸免遇难的中国人留在了岛上再也没有回去，繁衍生息直到今天。

船是顺风，白帆象扇巨大的海贝张开着。我倾听海水在我身下的船板流过，夜色中的海水黑如墨汁，星星在我头顶扑闪明亮的眼晴。我相信六个世纪以前，那支涉海而来的中国船队聆听的海浪看到的星星与今晚没有不同。

消息不知怎么传出去的，不一会儿，房子里就涌进不少村民，一位戴着穆斯林白帽的老人挤上前来，用斯瓦希里语激动的说他就是法茂人，祖先从中国来的。问他怎么知道祖先来自中国，他说爷爷的爷爷……就这么一辈辈地传下来的。他面部轮廓清晰，皮肤的确不像当地非洲人那么黑，但已迥然不同于中国人的黄皮肤。老人也在仔细地端详从中国来的我。“我们的面孔相象吗？”我问他，他肯定的点点头“像！”大伙哄得笑了。

法茂人在西雨村已不足40人，大部分都流散到了蒙巴萨等地。当我看见西雨村的一霎间，很有些惊讶：一条小河绕过村口，在村头汇成一口绿水盈盈的池塘，石桥上一群老牛慢悠悠地踱步。若不是从居民住宅里钻出几位服装鲜艳的黑人妇女，真会有一种走进中国某个南方村落的感觉。

老人急着将“中国人来了”的消息带给每位法茂人。进村后首先进了他的家，他妻子正带着一帮孩子正在院里洗衣服，见有生人来全躲进了里屋，这让老人很生气，挥手赶她们出来“中国人来看我们来了，远方的亲戚来了，藏起来干什么？”女人和孩子羞涩地出来了，我刚拿起相机，女人又跑进去，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女孩看见黑呼呼的镜头，竟吓得哇哇大哭。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手里的摄影工具。

走进了邻近的一家法茂人，兄弟俩正在屋檐下的水泥条凳上歇凉，见我们来热情地让坐，他们的肤色是浅黑色的，还伸出手臂来给我的肤色比了比，笑眯眯地说，他们祖先的确很久很久以前来自中国，并且自称都是中国穆斯林。

很快，村里的法茂人云集在这座小院里。那些胆大的法茂孩童分开人群，试图离我近些，更近些。他们用黑眼晴打量我，像打量一片亲切又陌生的大陆。我这时发现一个疏忽，启程时忘了给这儿的孩子准备点礼物，让程丽珍到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两大袋饼干，分送给法茂人和看热闹的村民。但法茂老人骄傲地叫喊说“只有法茂人才有份！” 坐了一会儿，大家又簇拥着我俩去看村外的一座“中国墓”，我们身后跟随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那座中国特点的拱形墓高约三米，没有文字，墓璧周围有许多圆形的小坑，据说当年都镶嵌着精美的中国瓷盘。

就在回村的路上，又遇到一位法茂老人，皮肤是棕色的，头上系着白头巾，脸庞瘦削轮廓分明，乍一看，活脱脱一个中国北方的老农民。他是我所看见的法茂人中最象中国人的一个， “想回中国看看吗？”，他们点点头，又摇摇头，“路太远了，看见你也就见了中国”。

法茂人说，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从中国来的人。 我拿出台湾学者在帕泰岛拍下的一幅法茂兄妹的照片，他们纷纷传看辨认，最后说认识这兄妹俩，住在帕泰的另一个村落，他们指着照片上的人讲，其中一位已经去世了。

船要赶在退潮之前回到拉姆。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告别西雨村。西雨村离我愈来愈远，两个中国人到来无疑会让村民们今天谈论好久，议论完了，他们仍会继续自己周尔复始的生活。我联想起了随风飘荡的蒲公英种子，不知道是那个年代的风，将他们吹向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但是他们深深地扎下根来，顽强地开拓了另一种人生。生活方式改变了，语言改变了，改变了，甚至肤色也改变了，可这些人始终记得风吹来的地方，而且念着它……我全部的回望化作热泪盈眶的感动！

一千多年历史的拉姆镇出现了。沿岸座座洁白的清真寺已经传来晚祷的声浪，灯火将岸边勾勒出一道绚丽的花边。我不由亲切的低声呼唤它“中国的拉姆”。

“中国的拉姆”是肯尼亚人对它的昵称。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丝绸瓷器大量涌人赤道之国，拉姆岛就是中国货物的重要中转站。从拉姆岛以及它所属的帕泰、曼达等地出土了大量中国古瓷，其中曼达岛上的伊斯兰遗址出土的九至十世纪的越窑瓷和白瓷，是迄今为止东非发现的最早的中国瓷器。历史学家称，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肯尼亚从中国进口陶瓷的数量超过所有从其它国家进口的陶瓷总和。今天人们依然可以在海滩上随手捡到中国古瓷片。 接下来，旅居拉姆的三天里，我果然在海滩捡拾了不少中国古瓷片，它们静静地伏卧在沙滩上，伏卧在每一个村落小毛驴行进的土路边，如同一片片色彩斑斓的贝壳。我抚摸光洁明丽的磁片，真切的触摸了中国那段久远的弥漫海风的历史。

拉姆镇至今还是海运的重要驿站，码头每天卸下堆积如山的货物，许多货箱上写着大大的“中国”二字。肯尼亚与中国长期的贸易往来，使当地人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一些拉姆人见了我，还能用中文说“你好””谢谢”。那些早晚在海边嬉水的孩子见到我，常常从海里冒出黑亮的小脑袋，大声地喊道“秦尼！”（中国人） 一座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小岛，希腊人来过，波斯人来过，阿拉伯人来过，荷兰人来过，英国人来过……海边一尊尊沧桑的炮台见证它被征服被占领过的历史。惟有中国人留下美丽的青瓷和动人的传说。

漫步拉姆的深巷，可以发现大量的中国古瓷片被当地人巧妙地镶嵌在门框上作装饰。这一扇扇门在我眼中是拉姆最动人的风景。

坦桑尼亚

穿行在草原公路的长途客车如一只只小小的金甲虫，因为草原太大了，而且是世界闻名的塞伦盖蒂草原。视野里偶然会闯出几团火红，那是身披简单的一块红布驱赶牛群的马赛部落。马赛人和其他游牧民族都喜爱红色的装束，据说是因为野兽害怕火，游荡的火红色可使野兽避而远之。他们的双脚毫不在意地趟过遍布跞石的草地，见有车过，会停下来腼腆地向你笑笑，如果向他招手，他就举起乌黑的木棍致意。长长的乌木棍也是马赛驱赶野兽的武器。我相信六个世纪前，这些马赛人如果遇见来自明朝的中国船员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致意。

基尔瓦对今天的中国人是非常陌生的，当年却是印度洋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考古学家不但在那里挖掘出中国宋瓷还发现了唐宋钱币，大概是中国船只早在唐宋年间就抵达基尔瓦通商的佐证。它也是经考证的郑和船队在非洲东海岸所抵达的最远的一个港口。

海还是那片海，风平浪静，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过。但我相信海水是有记忆的。

考古学家惠勒，曾经这样评述：“我认为公平地说，就中世纪而言，从十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气势恢宏的候车大厅只有一幅装饰画，确切的说，那是一幅坦赞铁路全线图，标明它经过的丛林，高山、湖泊、裂谷……站在这条无数中国人用智慧乃至生命铺就的线条面前，我仿佛听见那既熟悉又久远的中国号子。

1904年，一位叫梁启超的青年人写过一篇文字――《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哥伦布之后，西方有无数之哥伦布，而我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梁启超写这篇文字的那年，距１８９４年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的中日甲午之战，整十年。 我视它为海祭。 站在离约翰内斯堡周贵和的墓碑一千多公里，离郑和下西洋船队启航之地祖国太仓刘家港一万多公里的好望角，我弯腰拾起了一块雪白的海滩石，将它郑重地放在了那块举世闻名的标志牌下，以纪念所有来自海上和将重新回到海上的中国人。 这一天是公元2002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