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取决于政府自我改革”

冬日阴霾笼罩欧洲大陆。希腊总理换将，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黯然下台。然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变换并没有扫除欧洲上空的阴霾。欧债前景仍不明朗，欧洲央行经济学家甚至警告：欧盟面临“失去的十年”的风险。

不过，在波兰经济学家、华沙大学教授科勒德克看来，欧洲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欧元将会生存下去，但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还需要制度化的改革”。

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科勒德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两度出任主管财政的副总理，力挽狂澜，将通货膨胀高居不下的波兰经济带出困境，为波兰加入欧盟铺平了道路。

科勒德克对于转型中的中国也极为关注。近年来他多次来到中国，并且站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对中国改革给予了有说服力的解读和评价。

11月12日，正在北京参加学术活动的科勒德克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他非常赞赏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不过作为一个冷静的学者，他提醒说：“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发展速度将会放慢。”这位身处现实政治与经济转型期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一位敏锐的思想者。他坦诚地提醒中国：“要实现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没有健全的民主体制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对于这点一定要非常谨慎。”

“从经济角度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非常成功。”科勒德克说，“但从长远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政治改革。”

“现在欧洲有两条路”

《财经》：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赞你是“世界经济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认为欧债危机是怎么形成的？

科勒德克：这是一个系统性经济危机。危机来自于美国的金融产业，由于一些决策者的短见和贪婪，缺少责任心，过度使用一些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被投机炒作者代替了，大量有毒资产被注入到经济当中，并由金融产业传导到生产环节。所以，问题起源于金融领域，然后传导到实体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像美国这样十分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会有10％的失业率。为了挽救金融领域，政府不得不注入大量资金，这样就把债务从私有银行领域转到公众领域。

危机随着全球化被传导到欧洲，首先是西欧。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和贬值，政府就需要提供大量的资金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实际上，这种政策还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否则就会在实体经济中造成更大影响。

但财政赤字急剧增加，公共债务也节节攀升。当然，各国政府可以去借新债来还旧债，但是债务会越来越多，直至逼近破产地步。希腊危机就是这样，意大利也快形成类似的危机了。

个人不可能永远靠借债来生活，政府不可能靠借债实现经济的真正复苏。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减少消费来减少借贷。政府有多种选择：提高通货膨胀、减少收入、减少社会福利、提高利率等。

这将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因为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解决方式，而且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很难达成共识。

《财经》：发生在欧洲某些国家的骚乱表明，利益冲突非常剧烈。因此一些人对于未来表示悲观，甚至预言欧洲面临“失去的十年”的风险。在你看来，欧洲经济会不会陷入长期衰退？

科勒德克：危机确实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且欧洲某些国家经济已经在放缓了，比如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即使像英国、德国这样经济仍在增长的国家，增长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所以，长期衰退确实也是可能的。如果欧元崩溃，将会造成非常大的混乱。

不过，长期衰退不是必然会出现的，危机还是可控的。如果有更加和谐的政策来挽救，欧洲就能够避免衰退。我的预测是，欧元会被拯救，不但可以生存下去，而且经历改革后欧元区还会扩张。这就需要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还需要制度化的改革、结构性的改革，来改变游戏规则。

《财经》：具体来说，如何进行改革，怎样才能改变游戏规则？

科勒德克：回到起点，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按原则办事。

现在欧洲有两条路：一条是控制危机；另一条是消除危机的制度性根源，把欧元的缺点消除。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的决策基础。

欧元区有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欧洲货币政策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27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财政政策。

经济学的艺术就在于，能够把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微观经济手段融合起来。我们不仅需要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来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也需要各国政府制定统一的财政政策，在税收、财政预算等各个方面都要协同起来。欧盟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制定统一的政策。

在前不久戛纳G20峰会上，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同还是不够的。由于危机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所以需要国际社会协作来解决这次危机。现在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非常严厉的财政政策。另外，政府要加强对金融的监管，采取比较果敢的措施。

“政府的作用需与市场一致”

《财经》：世界金融危机尚未结束，欧债危机又起波澜，有些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出了问题。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你是一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科勒德克：现在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危机，而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加强金融监管。市场应该由“看不见的手”自己去运行，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还需要政府的监控和管理。

我们需要的是经济自由和一个强大的政府，这点在功能性和公共经济效用方面体现尤为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制度很糟糕，就像许多非洲国家那样，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比一般情况糟糕得多。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政府必须拥有足够强大、效率足够高的机构，这样才能建设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在反映社会偏好和制定发展目标方面，政府的作用不可取代。政府在促进形成社会共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社会共识正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

《财经》：但是，政府并不总能促进发展，也会干预、扰乱、甚至扭曲市场机制。

科勒德克：市场必须纠正政府的过分行为，反过来也一样。在实现高效经济和高效平衡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政府的作用必须与市场保持一致。政府作为一个超级机构，应该维持市场原则。

今天，一部分政府职能需要加以限制，另外一部分职能需要加强。需要限制的职能包括研发职能等。在很大程度上，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部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研发职能。需要加强的职能包括环境保护，因为营利机构无法处理好环境问题。

在最富裕的国家，政府可以相对减少医疗开支，因为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已经购买了私人保险，很多医疗开支都可以通过私人保险报销。同时，国际恐怖主义十分猖獗，这就要求政府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府职责是为公民提供必需的有质量保证的公共产品，只有提供了这些产品国家才能正常运转和发展。当然，政府职能发展过快对竞争性长期发展能力会造成不利影响，这点在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和管理制度很差的社会市场国家尤为明显。有些关于政府的理念是不可抛弃的，包括应该不断施加压力以遏制和减少公款浪费现象，重点是要严厉打击腐败等。

《财经》：经济转型的国家必然要求政府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往往由此导致“权力搅买卖”的现象，公权力在市场上下其手，牟取私利，从而导致腐败蔓延，甚至出现某种“权贵资本主义”。如何在转型过程中避免出现权贵资本主义？

科勒德克：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三种因素同时作用。

首先是价值观。这并不是从无到有马上就能产生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文化、教育过程才能转变价值观。知识阶层和文化阶层是使市场有效运作以及迅速发展所必须的，缺少知识阶层和文化阶层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其次是规则的作用。比如说法律，人的行为需要法律来规范。有了规则，才能够避免腐败和行贿受贿。

第三，需要政策。政府的领导必须以身作则，来控制、对抗腐败。

《财经》：但是，要求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转型国家里，一些出身于平民的领导人在上台之初清正廉洁，后来也容易腐化堕落。

科勒德克：那只有通过民主的程序才可以对领导人形成制约，比如说自由的选举、独立的媒体。假如没有自由选举，没有媒体的自由，就很难控制领导人的行为。

“民主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

可相互协调”

《财经》：在你看来，民主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是什么关系？

科勒德克：一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发展水平之间有很高的关联度。换言之，有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民主程度也很高，反之亦然。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尤其是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发现，一些国家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民主程度很低，如白俄罗斯、伊朗；而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但民主程度却相对较高。经济成功实际上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不只是民主，还有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环境等因素。

我始终坚信，如果改革措施能得到合理设计，民主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相互协调的。民主政治在长期是支持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因为民主政治可以有效纠正和制止错误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效果不好，制定该政策的政治家就很可能在下次选举中落选或通过其他机制被更换掉。

但波兰这20年改革历程也表明，在短期内，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改革包括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许多困难。

《财经》：既然民主政治在很多时候并不会形成最好的政策，假如你可以重新设计波兰的改革，你是否会选择保持政治制度基本不变，而仅仅改革经济制度？

科勒德克：我还是会选择同时进行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改革。首先，民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当然民主政治也是有很多问题的，短期来看它可能会出错，譬如民主选举并不保证一定选出最合适的人，言论自由也意味着有说谎的自由，公众舆论有时也可能出错，政策的制定往往要经过耗时反复的讨论、辩论，最后形成的政策往往是各方政治力量的妥协。

但是从长远来说，民主还是会帮助市场转型，在长期，民主政治能够制止和纠正错误的政策。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促进的。

我认为，市场化改革迟早会导向民主化。非民主国家无法保证领导者不腐败、不贪婪、不反复出错，又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摆脱这样的领导。世界上非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好的例子是极其少数的，大量的是非民主国家失败的例子。

民主政治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美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了200多年，波兰转型已经20年了，也许还不够长，还要继续学习。

《财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曾经学习波兰的改革经验，不过后来两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改革路径。从历史的角度看，波兰改革与中国改革有何不同？

科勒德克：以1989年为清晰的分界点，波兰开始了政治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与政治制度转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改革，前者是保持基本制度不变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政治制度转轨则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向一个新制度转变。

换句话说，波兰与中国的不同在于，波兰许多经济改革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1989年后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改革并举。西方国家对制度转轨的支持与推动，对波兰改革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

波兰改革很清楚“从哪里来”和“要往哪里去”，正如从成都到北京，我们到达目的地，转轨就结束了。而中国改革是知道“从哪里来”，但不确定“要往哪里去”，再加上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不知道20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的，中国改革的最终结果还是一个问题。

相比而言，波兰更有把握知道20年后波兰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我们的制度转轨总体来说是朝着与欧盟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迈进。

“市场经济还需政治改革”

《财经》：尽管波兰与中国的改革路径不同，但是二者都很成功。波兰转型20年来，GDP年均增长都比较高，被公认为是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也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你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是什么？

科勒德克：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真相、谬误与谎言》，对中国成功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首先，是全球化。当代中国没有错过全球化的列车，而是利用全球化为国民经济、中国企业和公民谋取了福利。

第二，是市场化改革。中国进行了循序渐进的市场改革，从长远来看，唯有遵循市场中正确的制度才能取得经济上的进步。

第三，中国制定了长期发展战略而非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的魔力，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撒手不管。

第四，中国政府是开明的，这种开明建立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基础之上。

《财经》：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否仍然能够保持？

科勒德克：如果我们知道增长速度指的是GDP的增速，那么就不应该幻想过去的平均增长速度能够延续到未来50年至100年。事实上，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正在逐渐放慢。

中国同样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的警告一直不断，但是这个时刻还没有出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发展速度必将减慢。然而，如果中国继续通过一种系统的、渐进的方式分散政府权力，同时使政治体系更加民主化，那么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这个国家将继续以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水平发展。中国的增长对于世界的现在和将来都非常重要。

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在于它对世界实体经济的贡献。只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影响力在最近几年才显现出来。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体中扮演的角色还是不够重要，未来中国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

从长远来说，我并不认为中国能够控制、乃至主宰世界。未来的世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还是多元的。

《财经》：近年来，你经常到中国来，而且和中国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你曾经说过，“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政府能否自我改革。”那么，政府如何才能实现自我改革？你对中国改革有何建议？

科勒德克：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国会有很多的变化。虽然出现新的变化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相信，公民社会会越来越发展，也会有民主的机构逐步出现。这种变化过程是渐进的，先从地方政府开始，然后到区域性的，一直到中央政府。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实行美国或西欧式的民主制度。随着发展，中国的体制可能会更加像人们所熟悉的日本、印尼。

但是，要实现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没有健全的民主体制是不能够长久的。中国对于这点一定要非常谨慎，从经济角度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非常成功。但是从长远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政治改革。建立健全民主体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真诚地希望，中国不要发生混乱或革命。

有人问，中国会不会像中东那样出现革命？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稳定，就不会出现政治动荡。但是，中国不可能永远都以10％的速度发展，所以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感谢波兰驻华使馆邢玳琪为采访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