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镜威廉斯:现代性叙事与中国城乡问题

与一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同，威廉斯提出了“情感结构”这一新的分析范畴。作为一种具有连续性和实践性的意识结构，情感结构既能以其对感性经验的容纳能力，将文学的虚构性层面纳入其中，同时又以其对社会历史因素的直接关涉，成为意识形态理论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威廉斯虽以18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为对象，却并不以文学审美为旨归，甚至也拒绝将这些城乡表述简单地视为某种“心灵形式”。他在小说、诗歌、回忆录乃至博物学著作等不同类别的文本之间自由穿梭与对比，所关心的是乡村与城市的历史现实，而文学虚构的现实性正在于其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

詹姆逊在谈到如何定义“现代性”时说，他宁可对现代性进行描述，也要反对五花八门的现代性定义。非概念性的“现代性”，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叙事类型。[1]正如“传统”问题只能作为“现代性”问题的副产品而无法被单独提出一样，乡村与城市的对位关系，也是内涵于某种有关“断裂”的现代性叙事之中的。在这一类起源式叙事中，乡村与城市这两种人类居住模式，被虚构出一种突变的、断裂式的变化。时间轴的加入，将二者在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社会组织乃至道德伦理上的空间差异，转化为了历时性层面上的二元对立。接踵而至的则是一系列关于“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愚昧”与“文明”抑或“纯真”与“罪恶”的对位式言说，及其各自所携带的某种不言自明的价值色彩。

如果说在一个广阔而悠久的文学视域中，乡村与城市的修辞对比其来有自，源头甚至可追溯至古典时期，那么伴随着现代性的“断裂”叙事，这一“二元结构”的最初建立则可从西美尔的现代性体验中找到端倪。他从城市纵横的街道、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和多样性中，发现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和乡村生活之间的深刻对比。西美尔对大都市的精神生活中这种危险而瞬即的体验所进行的现象学描述，在本雅明那里发展为一种“震惊”式的现代性经验。而受到西美尔的影响，路易・沃斯则将现代的城市―工业社会同传统的乡村―民俗社会进行对比。如果说西美尔只是发现了现代生活个性化与非个性化的两相结合，沃斯则更强调其中非个性化的一端。喧嚣、纷乱乃至恐怖的现代都市生活被言说成摧毁人性的罪恶渊薮，而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则承载着某种隐秘的眷恋。

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出于对失去了整体性与确定感的现代体验的心理防御，对于某种有机社会的向往，则成为了现代人情感寄托的归宿与理论探求的起点。长久以来，社会学分析的一项基本法则就是在地方性的“共同体”（Gemeinschaft）与非个人的“社会”（Gesellchaft）之间做出区分。在滕尼斯以乡村为代表的“礼俗社会”和以城市为代表的“法理社会”的区分中，乡村与城市便被抽象化为两种观念范畴，而真正的社会生活运动于两种类型之间。乡村承担了城市所不具备的共同体功能，而在威尔逊所描述的世俗化过程中，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化”（societalization）的过程，而现代城市作为社会化的结果，则被放在了有机社会的对立面。在这些现代性言说中，正是现代城市的碎片化特征，使它与传统乡村的总体化形式发生了断裂。而一个已然“逝去的”、前现代的乡村形象也正生成于这种“断裂”叙事之中。

这种二元结构投射在理查德・利罕的文学史观察中，则被组织成为“启蒙辩证法”的两端，衍生出一个更为纷繁却未必多义的意象网络。在鲁滨孙故事、哥特式小说、狄更斯的伦敦、巴尔扎克与左拉的巴黎、乔伊斯的都柏林、艾略特的荒原、爱伦・坡的纽约、海明威的美国西部、菲茨杰拉德与韦斯特的洛杉矶那里，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包含着工商业与农业、世俗与宗教、物质与精神、机械与自然、理性与非理性、秩序控制与原始野性之间的对峙与交锋。城市作为“启蒙的遗产”[2]占据了利罕论述的起点与中心，而同时可以看到的是，作为城市对立面的乡村是如何被发明的。在利罕对城市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乡村形象的抽象化也在被不断加强。

追溯有关“乡村与城市”的观念形式，是为了从这些社会现象的分析中发掘出某种心理学问题的底色。正是在人们对都市日益深切的现代性体验中，乡村才被持续建构为某种情感与价值的载体。在上述这些言说方式中，我们屡屡见到作为经验方式、精神生活或心灵状态的城与乡。在这个意义上，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注意到了这种心理学式的前提，而他提醒我们的则是文学中某些已被固化的、习焉不察的城乡形象与这些观念形式之间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威廉斯所处理的田园诗、回忆录或小说文本，还是我们所追溯的这些二元表述，作为有关乡村与城市的观念形态，都可被视为对于某种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社会过程的反映。而威廉斯首先致力于破除的就是某种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表面谎言，试图发掘真实历史进程中城与乡，并将其与有关城乡的文化想象区隔开来，从而寻找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真正对立。又或者说，威廉斯发现的对立冲突，恰恰在于城乡之间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

这种对于“历史真实”的兴趣，决定了威廉斯观照文学的方式。与一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同，威廉斯提出了“情感结构”这一新的分析范畴。作为一种具有连续性和实践性的意识结构，情感结构既能以其对感性经验的容纳能力，将文学的虚构性层面纳入其中，同时又以其对社会历史因素的直接关涉，成为意识形态理论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威廉斯虽以18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为对象，却并不以文学审美为旨归，甚至也拒绝将这些城乡表述简单地视为某种“心灵形式”。他在小说、诗歌、回忆录乃至博物学著作等不同类别的文本之间自由穿梭与对比，所关心的是乡村与城市的历史现实，而文学虚构的现实性正在于其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威廉斯对于“消逝的农村经济”这一主导观念的批驳，从“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和“城市进步主义观念”两方面找到了其历史来源。前者通过田园诗写作掩盖了农业资本主义在18世纪英国乡村的真实图景，而将封建秩序美化成一种“有机社会”的形象；后者则站在另一个极端宣扬工业的优先权，进一步将农业的经济位置边缘化，而只能成为文学怀旧的对象。城与乡的对立，也就在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叙事中被时间化同时价值化了。由此，威廉斯指出了文学是如何参与到“消逝的往昔”这一意识形态神话的建构中去的。文学作品通过编织与虚构，最终形成的实则是某种观念产物，并反过来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反而是最需要被加以质询的：它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它对于某种“历史真实”的想象与构建，它和记录着各种别样的“历史真实”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就变成了可行的甚至是必需的分析方法与环节。

威廉斯对于“城乡对比”这种二元论观点的反驳和取消，一方面在于其对城市与乡村各自深刻的复杂性的挖掘，反对类似“乡村纯真”与“城市邪恶”这类单向度与抽象化的界定；另一方面则反对以“表面的对比遮蔽实际的对立”，从而关注农业资本主义在18世纪英国乡村的建立与发展是如何将乡村与城市纳入资本主义这一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因而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也就不能被抽象为一种断裂，而恰恰是在“农业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现实中保持着某种广泛的联系与延续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是乡村和城市的大部分历史的一个基本过程”。[3]威廉斯对于英国城乡观念的考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对某种“原发的现代性”经验的反思，正如他反复强调的那样，英国经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社会很早就十分彻底地”经历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并“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4]而在其论述接近尾声时，威廉斯已经观察到这一西欧与北美发达国家内部的职能划分与权力结构，已由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拓展到了整个世界。在“城市―乡村”与“宗主国―殖民地”的类比之下，“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正是被裹挟在“大都会”国家的殖民进程当中的。如果说19世纪的英国文学保存了人类第一次遭遇现代性时的第一手经验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则处在另一重继发的社会进程的历史现场。这种历史位置的相似与权力结构的嵌套，赋予了我们在文学视野中借镜威廉斯，反思中国城乡问题的可能，而我们所获得的启发又必然是反思性与差异性并存的。

威廉斯的论著虽命名为“乡村与城市”，但其重点还是在于乡村，并首先在于破除关于乡村的种种虚假观念。由此带来最为直接的问题是：乡村在任何国别的文学中都很容易被抽象化，而成为某种普遍的人性、道德、生活态度、历史态度或民族寓言，等等。这种抽象化首先真切地发生在作家那里：通过童年记忆、回溯视角、田园牧歌或文化挽歌之类的叙事装置，或是通过“在而不属于”“出走与返乡”“原乡神话”之类在社会现实层面或文学叙事层面上发生的社会流动过程，“乡村”被抽象化了。例如，沈从文在1934年返回湘西老家的途中，便从“故乡的河”这样的意象中顿悟般地获得了某种带着“原人意味”的“生活形式生活态度”“智慧与品德”，乃至“历史是一条河”[5]这样朴素而超拔的历史观念。又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的“民间风土小说”所树立起的某种“乡土中国”的形象，则将乡村置于了某种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或差异文化与现代文化构成的二元框架之中。乡村图景作为传统中国的符号，往往被选择性地抽象化为一系列视觉意象、时间形式或民俗奇观，同时又被自觉地放置在行将消逝或已然消逝的历史视野中，呈现为一种共时性的凝固样态，其象征性要远远大于其现实性。同样的抽象化还发生在批评家和研究者那里，即对于文学文本的二次抽象。例如，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叙事便往往被视为两种不同的“中国形象”的代表，一方面是黑暗的、愚昧的国民性，另一方面则是浪漫的田园牧歌。与此相应的则是一般文学史研究对于乡土文学的平滑叙述与简单切割。也就是说，这种抽象化又往往走向了某种“两极化”的面貌。但问题却在于抽象化与两极化以外的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封建愚昧”还是“田园牧歌”，在这样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两极化叙事背后，总是隐含着一个掌握某种现代性视点的叙事者或阐释者。无论是作为一个鲜明的对立面，还是一个模糊的历史远景，都市现代性都在以各种形式对乡村形象施以压力。五四以来的启蒙叙事所内涵的某种追求“现代”的知识结构，往往以一个“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知识分子叙事者为载体，对乡村的封闭性和落后性加以回看式的观照。而与这类追求写实主义品格的叙事相对，沈从文早年的都市创伤体验，与初登文坛时对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地方性传奇的阅读趣味的迎合，都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沈从文最初看待乡村的视点位置与方式，及其30年代小说创作中对城乡道德图景的二元建构。然而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张爱玲的《秧歌》或是余华的《活着》里面的乡村，却恐怕无法被这样的二元视点所收容。

威廉斯提示我们的是，乡村与城市并非两个区隔性的存在，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分享这一总体性的历史过程。而在这一互动框架而非对立框架之下，威廉斯所探究的一系列概念及其文学表现，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村与城市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有些概念和范畴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补充性，即弥补我们曾经观察视野中的漏洞，更在于其差异性。质言之，在这些概念形成的问题视野中，中国的问题恰恰得到了凸显而不是遮蔽或置换。考察这些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时，也就并不是对一个英国问题或西方问题的移植，而反倒能够透视出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其中，“社会流动性”与“劳动”，正是威廉斯拆除城乡对立时所涉及的两个重要范畴。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以来的城乡结构变动，可以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城乡流动性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强制性传递。中国现代社会组织的变动与流动性的形成，并不是从英国经验推演到西方世界的普遍性经验，而恰恰是在对这一普遍化过程的抵抗中完成的。因此，作为某种被动的现代化进程，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也就不仅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甚至同时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如果说“前工业时代的城市是农业海洋里的岛屿”[6]，城市并非中心性地主宰着乡村，反而是被广阔无际的乡村生活所包围，并寄生在乡村的农业劳动之上，那么工业主义催生出的现代大都市则颠倒了农业乡村的主宰地位，使乡村边缘化为都市的依附者。威廉斯指出的是，当“欠发达”国家沦为殖民地时，其社会发展为满足“大都市”国家的需要，只能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被强制性地转变为种植园、矿区和单一作物市场。[7]换言之，殖民地经济复制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所引发的显然并非这种整体性的经济转型，而是某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畸变。资本主义的入侵当然打破了古代中国的农业性城市与乡村所共享的自然基础与二者之间所缔结的生产―消费的联合体，然而这种外来的暴力干预却并没有带来西方式的城乡分离结果。一方面如茅盾在《子夜》中试图剖析的那样，中国城市无法发展出独立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以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只能建立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农村依然停留在封建经济的旧有框架中，并没有以农业资本主义的方式被纳入一个总体性的资本主义格局之中。因而大都市的畸形发展只能建立在对农村的掠夺性经济之上，以广大农村的衰败为基础和代价。与19世纪英国发生在上层阶级（城市资产阶级与乡村贵族）的城乡流动不同，中国式的社会流动还大规模地发生在社会底层人口之中。一方面农村的破产与祸患使大量农民拥入城市谋求生路，然而都市消费的物质欲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小生产者伦理之间的错位，却加速将其变为城市贫民的组成部分。正如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所洞悉的那样：“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像一个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地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像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8]《骆驼祥子》或丁玲的《阿毛姑娘》的悲剧，否定了城市作为乡村远景的可能。乡村中的游离人口不能为城市所充分吸收，导致了向乡村的大量回流，社会流动主体的彷徨失所造成了中国式的城市化过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而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抵抗也推动了由城市向乡村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战时工业向大后方的迁徙，打破了之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西南地区拥入大批的“新工人”，主要来自当地的破产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还有从沦陷区逃亡而出的难民，以及因躲避兵役而拥进城市的乡村人口。战争带来的流徙以一种暴力方式将农民强行地卷入了现代进程中去。流亡难民和失地农民的工人化带来的是中国式的“农工”经验，而对于这种中国式的社会流动性的观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中是先天缺席的，还是被后天遮蔽了？对这些“农工”经验的书写，无法被划归为乡村文学还是都市文学，它更像是一片广阔的灰色地带，而中国现代城乡之间的边界与危机或许正潜藏其中。

在威廉斯那里，被城乡之间虚假的二元对立所掩盖的真正对立，发生在劳动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因而“劳动”与“真实的劳作乡村社会”也就成为了威廉斯考察乡村文学时的重要参数。这里引发的问题是，“劳动”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中的同时“缺席”。但在这种缺席中，又有一些“在场”的例外：例如茅盾在《春蚕》中对于养蚕劳作教科书式的详尽描写，又例如路翎小说对于如何表现“劳动”、如何展现一个“劳动世界”、如何书写“工人”尤其是现代产业工人的劳动形象和劳动场面，以及上述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产生的“农工”经验，都有其重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贡献。在茅盾和路翎笔下，这些“劳动”同时也是放在某种社会流动性的视野下展开的：《春蚕》提供的几乎是一幅被世界经济市场摧毁的中国传统纺织农业的微缩图，而路翎的一系列小说处理的则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发生的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性质的转型中的微观经验；而新阶级的出现、作为个体的工人的身份认同和对于阶级的归属感、工人运动的自觉或苗头都是在一个劳动世界的内部展开的，工人（群体）自身的自我觉醒和自发反抗及其反抗能量的来源，又都蕴藏在“劳动”的本质当中。然而在以往的乡土文学研究或都市文学研究中得到更多关注的对象反而大多没有书写“劳动”。相比之下，赵树理就很少直接状写田间陌上劳动繁忙的场景，以蒋光慈为代表的一批左翼小说则往往着重落墨于工人运动，而缺乏对工人劳动的正面表现。在对于劳动阶级的书写中，当“革命”被推上前景时，“劳动”只能隐没在后景中，对这种内在关联的切断或遮蔽，是被动的盲视与不见，还是主动的筛选与建构，都是值得进一步推究的。

在《乡村与城市》的最后一章，威廉斯以“多样的城市与多样的乡村”为题，希望强调的是“乡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各种各样的现代性叙事证明了威廉斯的忧虑：“有关乡村和城市的观点和意象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而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这些观点本身实际具有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变体了”。威廉斯的反思在于我们总是“倾向于简化历史上各种不同的阐释形式，笼统地称作象征或是原型，甚至把那些最明显的社会形式抽象化，赋予它们一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或形而上的地位”。[9]而威廉斯的努力，正是试图恢复与揭示这些观念形态背后的“历史性”。而以历史化对抗抽象化，或许正是我们借镜威廉斯所获得的反思现代性叙事与中国现代城乡问题的思想方法与具体方式。

注释

[1]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07页。

[4]同上，第396页。

[5]沈从文：《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6]克瑞珊・库玛：《现代化和工业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7]同[3]，第387页。

[8]老舍：《骆驼祥子》，《老舍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9]同[3]，第393―394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