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院校根本领导制度的历史追溯

【内容提要】 我军院校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其中，革命战争年代是我军院校根本领导制度形成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初期是我军院校根本领导制度的完善时期；在“”动乱中，我军院校停办了一段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是我军院校领导制度的稳定发展时期。

【关键词】 军校 领导制度 历史追溯

【作者简介】 王民田，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军队管理系部队管理工作教研室讲师。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7-0011-03

军校根本领导制度是军校内部的领导者、领导机构、领导关系、领导方式的总称，是决定军校领导权的制度。它是军校中最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军校教育中起核心作用的制度，统揽着军校的办学方向，支配着军校工作的一切活动。现代军校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领导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其中根本领导制度是现代军校内部管理制度的顶层制度，是内部管理制度的决定性因素。

一、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制度

我军院校根本领导制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国共两党共同创建的黄埔军校时期。黄埔军校筹建初期仿照苏军设立了党代表制度（指的党代表），党代表不附军职，与所在长官同等，并确定了两项原则：一是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附署，由校长或该官长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是。二是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附署者完全有效，反之亦无效。由此可以看出，党代表是黄埔军校初期的总舵手，把握了政治方向。

黄埔军校初期还设立了政治部，政治部是党代表的辅助机关，即所谓“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军校创建初期，由于政治人才的缺乏，军校的各级党代表缺额较多，党代表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直到担任政治部主任，开办了多期政治训练班，补充了干部后，才有所改观。黄埔军校创立的一系列军校领导制度，为后来我军院校领导制度提供了借鉴。这种领导制度在“第一次东征”、“北伐战争”等时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志曾评价：“那时的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二、红军大学时期的“校长政委兼任”

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设立的培养红军军事、政治干部的最高军事学府，曾为中国革命造就大批统帅千军万马、具有较高军事指挥才能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水平的高级将领，被同志誉为红色“黄埔军校”。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曾四次成立红军大学。

第一次成立的红军大学是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中央苏区红军大学。1933年10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高级班为基础，在江西瑞金沙洲坝附近的大窝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它是人民军队第一所正规的红军大学，开创了人民军队创办大学的先例。领导机构成员有校长、政委、副校长、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是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的川陕苏区红军大学。1934年12月，川陕苏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扩编为红军大学，设校长、副校长、教育长、军事主任等职。

第三次是1935年8月到1936年12月成立的长征途中的红军大学。1935年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干部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的决议进行合编，成立了新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设校长、政委、政治部主任、教育长和党总支书记。

第四次是1936年2月到1937年1月成立的陕北苏区红军大学。1936年2月，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陕北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扩编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设校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兼任学校教育委员会主任、政治委员，、罗瑞卿分任校长和教育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任校党总支部书记。学校下设三个科，每个科都设科长和政委。12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编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合编后的红军大学，设校长、政委、副校长、政治部主任、教育长等职。学校下设两个分校，每个分校均设校长、政委、政治部主任、教育长等职。1937年1月21日，红军大学第一分校随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3月，第二分校迁至甘肃庆阳，校名改称抗大步兵学校。至此，红军大学的历史宣告结束。

红军大学时期是我军院校从无到有的一个诞生时期，办学的唯一目标就是快速培养部队作战所急需的指挥员。军校的领导者大多是作战、指挥经验丰富的部队指挥员，不乏有大量的军校教育背景的指挥员，军校的领导制度自然是部队领导制度的延续。1931年11月，由于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工农红军中各级党的委员会，以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代替党委制。但这个决定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许多部队迟迟没有执行，或名义执行，实际以各种形式继续坚持党的集体领导。从当时军校的领导机构设置看，既有校长又有政治委员，有时是一人兼任，但还是军政双首长制，基本的领导制度仍然是党的集体领导。同时，既采用了部队的好做法，又吸纳了之前军校的一些经验，如设学校教育委员会主任、教育长等具有军校特征的职务。

三、抗大时期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任校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全校学员编为三个科，每个科都设科长和政委。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基本的领导制度仍然是军政双首长制。

抗大在第二期以后设立了教育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同时，抗大还设立了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充实并调整了领导机构。任校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邓富连任党总支书记，杨立三任校务部部长，下设的学员大队均设立队长和政治委员。党总支部在校政治部领导下领导全校党的工作。

第三期开学不久，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师长（抗大校长职务未免），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副校长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师长，率部进入太行山区。于是，学校的领导工作主要由教育长罗瑞卿主持。1938年2月18日，罗瑞卿被中央任命为抗大副校长，仍然任校长，刘亚楼为教育长，许光达为训练部长，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为党总支书记，杨立三任校务部部长。

1937年7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提出“为适应新的条件的变更，确定红军中实行单一首长制，以政治部主任为其政治助手。同时为健全党的组织，以集体的领导方式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故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则组织军政委员会”。193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又进一步明确军政委员会的性质及职能，考虑到统一战线的特殊环境，规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五人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与批准”。事实上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主任等主要负责人组成。可以看出，军政委员会本质上还是党委制。

第四期开学后，学校的机构也进一步健全，校部与教育委员会同级，校部由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负责，同时增设了训练部部长、校秘书长。抗大总校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即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机关的组织机构。在各大队和后勤部门普遍配备了政治委员，明确规定政治部主任与教育长是平行的，教育长负责领导校务行政及训练工作，政治部主任负责全校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抗大等军校的创建与发展，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办学、治学经验，而且探索了我军院校的根本领导制度。抗大经历了军政委员会制、单一首长制、政治委员制等制度，从根本上分析其成功经验，可以归纳为自始至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四、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日战争转变为解放战争，在原来抗大总校及其分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军事政治大学等院校，各大战略单位先后建立军政大学，如中原、东北、华东、华北、西北、中南等军政大学。

1948年4月，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和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实行合并成立华北军政大学，设校长、政委、副校长、副政委、政治部主任、教育长、校务部长、校办公室主任。学校自上而下成立党组织，以校长、政委、副校长、教育长、校办公室主任、政治部主任等六人组成学校党委会。校党委会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校长政委负责全校总的领导并主管教育，副校长分管行政，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分管党政工作。学校党委领导成员组成三个领导小组。由校长、政委、教育长三人组成教育小组；由副校长、校务部长等人组成行政小组，由副政委、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组织部长等人组成党政小组。凡学校党委要讨论和决定全校性的教育、党政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先由有关小组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和方案，然后提交校党委讨论。这样有利于发挥党委成员的作用，调动各机关部门的积极因素，提高党委会的工作效率。

1948年9月，中原军政大学成立，设校长、政委、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等岗位。后改名为西南军政大学。随着西南逐步解放，建立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云南、贵州分校，各个分校均有校长和政委。

1948年9月，中国人民西北军事政治大学在晋南临汾正式成立。以校长、副校长、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等为委员组成校党委，实行校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1949年7月，东北军大迁至军事重镇武汉市，改称为中国人民华中军政大学，设校长、政委、副校长、副政委、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岗位。下设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6个分校，各个分校均设立了校长和政治委员。1950年1月，华中军政大学改称中南军政大学。

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我军院校根本领导模式仍然是军政双首长制，根本的领导制度仍然是校党委会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五、新中国成立后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前，中央军委共召开了10次全军院校会议，其中50年代7次，60年代3次。院校数量最多时，达到1956年的237所（含文化学校和预备学校）。这一时期，对院校进行了3次大的统一调整。尽管受到1958年反教条主义和1964年批判大比武的干扰，院校建设在总体上还比较顺利，到“”前，全军院校的数量为125所，初步形成了军事、政治、技术、业务等门类齐全，初、中、高相结合，结构基本合理的院校体系。1951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为院长兼政治委员；1953年9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陈赓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学院成立，兼任院长。这个时期军校的根本领导制度仍然是党委制，实行的领导模式仍然是军政双首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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