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完善

摘 要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法律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传媒报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本文就如何从立法上完善对于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 刑讯逼供 沉默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刑讯逼供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不仅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进行侵犯，更有多种危害：这种行为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同时也对于实体真实的发现有严重的影响。

笔者就如何在立法上规制刑讯逼供行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非法口供的排除

刑讯逼供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侦查人员在传统意义上对口供的迷信，依然秉承着“口供是证据之首”的传统观念，因此想方设法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这就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欲取而不得时，就难免会使用刑讯的方式威逼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基本上取消了口供作为“证据之首”的地位，要求侦查人员将精力着重放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这有利于案件及时侦破，也有利于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所以，要遏制刑讯逼供，就要从思想上改变重视口供的观念，努力收集案件的各方面证据，而不要总在套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下功夫。

二、改进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是一项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的的基本原则，含义是：个人在未经依法审判被证实有罪之前，应推定其无罪。目前，它已经成为普遍适用的人权保障原则。无罪推定的对立面就是有罪推定，而有罪推定催生了刑讯逼供。当前，有罪推定的思想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还是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进入新中国以后，我国在立法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但是，面对着世界上新形势的发展，无罪推定原则也应与时俱进。从法规执行方面，要严格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侦查活动。更要从司法工作人员素质方面下文章。司法工作人员要将无罪推定原则植根于脑海之中，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依法审判之前是无罪的，甚至是无辜的，这样才能击碎刑讯逼供的温床。

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沉默权是针对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卫性权利。沉默权是平衡刑事诉讼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维持程序公正的重要杠杆，有利于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无罪的人不被追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建立起了沉默权制度，最著名的是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即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你有权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法庭上作为对你不利的证据”。这一原则体现了近代刑事诉讼一个重要的理念――保障人权。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的权利，这样刑讯逼供也就无从下手。被追诉者沉默也就是说明其没有认罪的义务，这也提供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保护的途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此项规定的缺陷不言而喻。笔者认为，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法定化，不能让侦查机关利用法律的漏洞，如仿效美国设置“米兰达规则”。只有将沉默权法定化，条文化，才能使侦查人员面对法律的权威时心生畏惧，不敢逾越刑讯逼供这条鸿沟。

四、实行严格的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制度

现在我国是侦查机关拥有侦查权和关押权。在云南“躲猫猫”的案件以及“赵作海”案件发生以后，诸多法学家者撰文呼吁要求侦查权和关押权分离，至少增加羁押场所的录音、录像设备。但是在之后的司法实践当中，这些设备往往又很“巧合”坏掉或是不能发挥作用。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看守所，而看守所是由公安机关管理。这也就说，侦查人员可以随时讯问犯罪嫌疑人，随时可能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当然，看守所改革也是遏制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助力。只有将侦查权和关押权分属两个独立平级的主体，使得侦查人员和看守人员没有任何利益上的纠葛，才能保证讯问的正常进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综上所述，只有在立法上严格规制刑讯逼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刑讯逼供的行为，使侦查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才能保障诉讼的公平公正；才能建设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

（作者：河北大学政法学院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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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家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6）.

[3]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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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卫民、刘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商研究》，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