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

翻译：曹 晋 杨保达

信息与传播技术为包括劳工在内的世界经济提供了基础，从而使得全球化成为可能。鉴于传播和信息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如何诠释信息劳工及其得以产生的社会性质。本文将陈述该领域的学术史，并以考量百家争鸣的信息社会理论来结束全文。

信息工作研究的历史脉络

对于信息传播科技、工作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与论争由来已久。如果要讨论西方世界对这一课题漫长的学术研究史，我们必然会提到致力于思索18世纪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型的圣•西门(Saint-Simon，1952)的论著。当然还有马克思（1973），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时，曾提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形成[3]。在此，我还要述及19世纪发明“分离机”（difference engine）的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832）[4]，这是针对计算机的第一个非凡设计。从圣•西门、马克思再到查尔斯•巴贝奇，以及一系列科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对我们思考工作、科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本文的意图，最有效用之处莫过于它聚焦二战之后不断加剧的论争，这期间学者开始注意到制造业之外的产业工作职位数量的显著增长。战后初期，提升测量方法去探测作为经济力量的信息部门增长成为了学术强调的重心。在这一点上，吉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1954）提供了最早的关于农业、制造业和欣欣向荣的服务业部门分化的有效分析[5]。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是以图表展现数据和信息经济成分扩张的引领者之一[6]。由于他所涉猎的知识领域广泛，描绘了人们所熟悉的知识以及形形掌握知识的智识者，所以他的研究成果备受青睐。对于前者而言，他对若干种不同的知识类型进行了区分，包括智力的或是源于科学、人文训练的知识。他还鉴别了在工作、家庭或政治领域中，被要求委以重任完成特定工作的一种实践知识的范畴。有趣的是，马克卢普是反思第三类知识意义的先驱。他称之为“闲谈”（small-talk）或者“消遣”（pastime）的知识，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缄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7]，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它视为常识（common sense）。他说明了精神知识和 “不必要的知识”或者偶然习得的知识各司其职。他的知识地形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奠定了密切关注知识和信息在社会中的角色的基础。但他的知识景观图远不如他对知识与劳工之间关系的考察那么引人入胜。

被马克卢普称之为知识生产者的这一类人，已为我们认识知识贸易（交易）中各种类型的工作者提供了一条有益的途径。因此我要对他的成果进行详细描述，而且他的研究也证明在信息论短暂的理论史中，马克卢普所作的贡献也不是简短的一个注释就可以诠释清楚的。在通往探究知识劳工的多条坚实路径中，他的论述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马克卢普对一系列的知识生产者作了如下的描述：

1、原创性的创作者：这些原创性的创作者吸纳了许多丰富的资料，但同时也根据自己的创造增添大量内容，并且在从他人吸纳进来的观点和他们所传达出去的观点之间，只有微弱的间接关联。原创性的创作者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以及那些重新定义人们既有的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和为其他知识工人建构范式的思想家。原创性的创作者正是有创造力的知识工人阶级的核心群体。

2、分析家：除规定程序之外，他们在已经被人们接受的知识体系中加入自己的直觉和判断。记者、大学教师、应用领域的科学家，比如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今天都应该把他们归入分析家的行列之中。

3、诠释者或翻译者：此类知识工人改变了原创信息的形式和内容，但这样做的目的是给那些试图获得原创信息的人以平等的机会。不参与科研的教师、语言翻译、新闻广播员和摄像师都属此种类型。

4、加工者：加工者主要指那些改变信息储存的形式和内容，运用常规程序对接收的信息进行专业操作的人，例如他们将这些信息进行整合或评估，从而得出一个独立于加工者自身品味和价值判断之外的确切结果。会计师、新闻通讯社编辑、图书馆中负责图书流通和目录编排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基层的健康专家（比如那些进行例行体检的人）都是加工者的典型代表。

5、改编者：改编者和其他群体一样，对接受信息的形式进行了修改，但他们并没有改变信息内容。马克卢普以速记员为例，指出书写年代速记员的作用要比今天更加显著。电话中心的接线员是当代社会中变革者的缩影，因为他们会制定一份特殊的书面计划，并希望据此销售产品、提供服务。个别的接线员可能尝试对信息任意处理，他们甚至偶尔会，但他们清楚地知道“忠于职守”是电话呼叫中心的行业核心准则，作为接线员必须恪尽职守。

6、传送者：马克卢普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已经论述过这类知识工人，他们将自己接收到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给他人。信使、邮局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将信息内容从一处传到另一处的传送者们共同构成这一群体。

目前，摆在知识工人面前的一个挑战是他们是否能行之有效地在传送者的经历及其在知识等级的高端搭建具体的连接点。例如，高级知识劳工如作家和程序设计员，能否从1997年客车司机工会抗议联合货物运输公司的罢工中总结经验教训（Kumar 2007a,2007b.）？这些不同团体是否目标一致，从而确保他们在相同的贸易工会或者工人协会领导下并肩作战？这并非多虑，计算机专家的联盟――华盛顿科技工人联盟会（WashTech），其在美国一个较大的贸易工会――美国通讯工人联合会（The 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的帮助下，便成功地将美国最大移动运营商Cingular(即AT&T Wireless)无线广播公司的工人们组织起来。

马克卢普对知识和知识劳工的认识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坦言他不能完成计算知识工人的工作。他说：“我在试图将知识生产活动按照不同的层级（传送者、改编者、加工者、诠释者、信息分析者、原创性的创作者）进行数理统计的时候，我的研究失败了”。而这种“败局”一直到马克•U•波拉特（Marc Uri Porat）的出现才宣告结束[8]。

波拉特（1977）证实了经济发展历经从占主体地位的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转变为以服务和信息占主导地位的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波拉特不仅通过分析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报告中的400个职业类型建立了一套统计模型，他还试图克服马克卢普研究中的不足。马克卢普没有充分证实包含那些难以计算的非知识部门的主要产品的公司内部环境的信息活动。因此，波拉特除了认识到包括大众传媒产业、教育产业和计算机制造产业这类主要的信息产业部门容易为人所知的信息价值，他还意识到制造业中由非信息产业公司的信息部门所生产的信息价值，例如制药公司中负责研发的部门所产生的信息价值。波拉特总结上述研究得出结论：信息活动所包含的价值占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6%。

尽管波拉特对马克卢普的研究有所修正，但他自己的研究仍然招致两个方面的批评。首先，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努力阐释经济发展中的信息内容，波拉特的统计数据的问题在于无所不包、面面俱到，太宽泛。在把他的研究扩展到主要信息产业以外的公司的知识密集型部门时，他的研究结果也问题重重。我们不禁要问：每份工作都包含信息的成分吗？甚至汽车组装工人都必须掌握一定的信息才能为体力劳动做决策吗？一个有线电视维修技术员面对一个错误的信号会怎样处理呢？其次，需要考虑的则是权力的问题。把首席信息官员和在同一知识工人群体中的研发部门工作的档案管理员同等看待是否切实可行？毫无疑问，这里涉及更多的问题是他们处于一个团体中完全相反的两个等级，社会地位根本有别，而不是他们都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信息价值作出贡献。

这些批评论点并不意味着波拉特的研究毫无意义，而是证明波拉特过分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即过分强调信息活动在GDP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领域的研究任重而道远。与其争论职业结构中究竟能提炼多少信息劳工的成分以便更好地理解GDP的构成，还不如去认识信息劳工的性质和由于发展所导致的融合和冲突。在此，波拉特通过提供一个信息工作的类型图而做出了一个类似于马克卢普的贡献。他认识到对知识工人做出分类尽管是必要的，但这也是“冒险之举”（1997，5）。他展示了三部分的基模，开始将生产和销售信息的工作者作为第一大类，这个群体包括科学家、发明家、教师、作家、记者和图书管理员。第二类知识工人的分类涵盖那些采集和主要生产者所和销售的信息的人员，包括经理、秘书、职员、律师和股票经纪人。最后一类是信息技术操作者，包括从事系统安装和维护工作的计算机操作员、有线电视安装员和电视机维修工等。

马克卢普和波拉特贡献卓越，尤其是对人们理解知识劳工的扩增及其结构的扩展受益匪浅。但是，他们两位都没有提及这种转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73）的研究则更胜一筹，颇具理论复杂性[9]。当然，贝尔并不是孤掌难鸣，都兰（Touraine 1969/1971) 和高尔德纳（Gouldner 1979)的研究就足以证明贝尔理论的深刻性。正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贝尔在他的时代做出了更彻底的分析，而且他的研究犹如催化剂般闪电式地引来了外界的批判，并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

贝尔认为，数据和信息工作的增长以及它所引起的美国职业结构的变化都是关键性的发展。在吸收和借鉴了富特（Foote）与哈特（Hatte 1953)的成果之后，贝尔绘制出第一张信息社会的经济地图，他描述了信息社会“至关重要的五个特征或是智识部门” 的关键作用（1973，35）。但贝尔认为一些远比职业结构的简单变化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转型。贝尔从分析五大特征入手去评估这种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并用它们来理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首先，最为基础的是服务业经济的产生，大部分的工人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包括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发、教育以及政府等行业在内的服务业。在这些产业当中，贝尔认为涉及保健、教育、研发和政府的职业增长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产业代表了新智识阶层的崛起” (1973, 15)。贝尔认为第二个关键的发展在于一些精英演变成新的专业化的科技阶级所导致的职业分工变化(1973,17-18)。贝尔主张职业是社会阶级分化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而他所观察到的更“令人吃惊的”变化是受过高等教育者数量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类：

1.科学和工程类: 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工程师

2.技术类

3.医疗保健类：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护士、牙医、药剂师、心理学家

4.教育类：大学、中学、小学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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