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人眼中同一个李安

弟弟李岗：李安是《论语》里的谦谦君子

我和老哥成长的那个年代很压抑。爸爸给老哥取名为“李安”，一是我们祖籍在江西德安，二是爸爸来台湾时坐的轮船名叫“永安号”。

我们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传统的中国家庭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家里，父亲当然就是“天”，民主这种东西在他眼里就是“没大没小”。一个家庭里，父爱跟母爱是不一样的――母亲爱你，就是希望你能身体好；但父爱会让你很累，他的爱是让你有责任的。李安是长子，他受过一些苦，比如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曾在纽约煮了6年饭，被太太养起来。一个大男人不能工作、不能养家，父亲当然会给他压力，但这些苦比起战乱来说，还是要好很多了。

我们永远都赶不上爸爸这代人，他们最差也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写公文绝对没有问题。耳濡目染后的李安，成了《论语》里的谦谦君子，非常律己，即使成功后，也绝不会自我膨胀，“吾日三省吾身”已成为他的生活座右铭。

小时候台湾的电影环境比较健康，也有自己的电影工业，不像现在几乎90%以上都是好莱坞的电影了。当时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好莱坞和德国片，还有很多国语片。

电影是成年人的梦想。美国有家电影公司叫“梦工厂”，这个名字真好。做电影，就是造梦；看电影，就是做梦。你看我，做贸易这么多年，发达过，也失败过。我卖过圆珠笔、卖过眼镜，可我不会爱上它们，但是一看电影我就爱上它了。

电影对父亲而言是太陌生的东西，“无情，戏子无义”是父辈人的概念，拍戏不是个上得了台面的职业。直到李安成名，父亲还是希望他能回台湾教书。我们家很奇怪，爸爸当初反对他拍摄电影，李安后来又反对我拍摄电影，但理由却完全不一样。爸爸是因为完全不了解电影，认为电影不是一个正当行业；而李安是太了解电影，认为电影的确不是一个正当行业。台湾目前完全没有电影工业，拍摄电影要付出很多代价，导演没有片可以拍，甚至可能没有饭吃。这些滋味和苦楚，他都有体会，所以反对我来做电影。

李安的第一部电影就让我吃惊。那是他在纽约大学的毕业作品《分界线》(Fine・line)，故事是根据他的几段暑假打工的经历写出来的。描写一个台湾来的、在美国非法打工的女孩子爱上一个贩毒的意大利裔小混混的恋爱故事，非常好。当时台湾华航一个空中少爷是我同学，李安托他带回来给我们看。我看了非常意外，哇，我老哥怎么会这个样子，没有经过青涩阶段，电影作品就已经很成熟了。

《卧虎藏龙》是第三部让我惊讶的片子。他拍摄的武打片，不是我们传统中国人的武侠世界。我们看过的武打片，一定是充满国仇家恨的，而他完全是按照西方人的视角在拍，写的是两个女人的战争，拍摄也是章回格局，加上评剧，非常好。

这两部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都是我不熟悉的西方的李安。每次他讲英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我不熟悉的李安出现了。

他就像马可・波罗、利玛窦、玄奘，李安做电影如同做人，是典型的中国君子。他很真诚，对自己的电影非常诚恳。

李安觉得幸运的不只是他的机运，而是他看西方文化的中国观点，与看中国文化的西方观点，而他的下一代就是美国人，不再有中国文化的内涵与观点了。可惜很多人现在都不重视这些。

如今，李安的工作已经超越了一个导演的意义，他就像马可・波罗、利玛窦、玄奘那样穿梭于东西两个世界，只不过他们沟通的媒介或许是商业、宗教、政治，而李安是用电影。

《断背山》获奖后，我跟老哥说，你很厉害，一竿子撑到底，人家华人到美国，从留辫子开始，几代人也没有像你这样一上来就进入主流的。他却回答说，这当然是幸运，可这样一来，儿子不就只成美国人了吗？李安化成灰也要做中国人！

好友谭盾：李安就是让人震撼的阿甘

回想起来，我和李安在纽约相识已经十几年了。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一拨人集合在纽约这个地方，很像歌剧《波希米亚人》演的那样。李安从台湾，我从湖南，陈逸飞从上海，陈凯歌、艾未未从北京到了纽约，冯小刚也在那拍《北京人在纽约》，他呆了7个月。张艺谋也是纽约的常客，他最喜欢吃纽约的荞麦面，每次都叫两碗。

这使得纽约很有意思，一群特别有理想的年轻人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地域来到纽约――还有香港的Vivienne Tam。来这的每个人都提着两个包，分别装细软和各自的经历。有的是插过队、种过田，有的是当过工人。

就像冯小刚说的：“纽约是天堂，纽约也是地狱。”但对我们来说，纽约很神奇，它像是一个梦想者的天堂，一个实验艺术者的乐园。在那你能见到来自全世界的“神经病”，很年轻，又很艰苦，比如说陈逸飞刚开始在洗汽车，李安带孩子做保姆，我在地铁里拉小提琴，艾未未在剧院里当跑龙套演员。

白天我们为牛奶面包各自为战，一到晚上，我们聚在一起谈理想，“吹牛”。每个人都吹过去的“牛”，我在湖南怎么样，他在上海在北京怎么样，李安在台湾怎么样。

这中间李安是最有城府的一个。他不大吹牛，他喜欢听，听了他也不大表态，但是他有很深的沉思。他的外貌就给人很从容而且深邃的感觉。

开始我以为李安是个写剧本的，也听说他剧本得奖的事。直到他做《推手》我才知道他是个导演。

其实每次做电影前，他都跑来跟我聊音乐。他也常常到我们那里喝茶，边喝边聊这个音乐要怎么处理。但是他从来不跟我说，请我作曲。

李安一直这样跟我聊音乐，直到1994年的某一天，他约我到中国城吃饭。他问：“你觉得功夫片怎么样？”

我说：“ 我对功夫片不感兴趣。”那时听港台片的打斗，我就觉得永远像是电动游戏室里传出来一样。

但李安说：“ 正因为你不感兴趣，我想跟你聊一下，我非常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做它。因为武侠这个东西，实在太宝贵了！” 我一听，嘿，这个阿甘可能要有地震性的想法了。

李安说，这种张力他觉得自己感受到了，他要用另一个角度去把这个狭义的武侠拓展、延伸。那时距离他拍《卧虎藏龙》还有4年。

实际我在听李安讲他自己对武侠的新的角度的设立，对于“ 侠”的内部空间的探索时， 我被他所激动了。李安是在探索“ 侠” 内心深处的一种空间到底有多大，这空间实际是非常之博大。但这空间从音乐上又该怎么去表达呢？这个问题我们聊了很久，常常下午两三点聊到六七点，天黑了，灯也忘记了开。

我一直没有看李安拍摄，当他在北京紫禁城拍章子怡、杨紫琼飞檐走壁那段戏时，打电话给我：“你立刻飞到北京来，这场戏很重要。”

我见到李安时，没想到那么儒雅的台湾留学生，当时披了件的军大衣在烤火，火的旁边有台电视监视器，他的眼睛就直瞄那里。

你发现这个导演非常低调，在这低调的过程中，他正塑造一个巨大的行为。看他拍戏我知道，他是真实的从容，不是装出来的。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火候，什么样的节骨眼上，他的那个从容会非常的令人出乎意料。

《断背山》让我看到了李安电影始终如一的儒雅、真实、勇敢、狂热。

李安在比较文学、比较电影、比较视觉方面的感受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永远有一种在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待自己的长处、优势的能力。

在《断背山》里我又很强烈地觉察到了这点。从他的中国文化底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是当今的时髦和潮流所忽略的，所以在《断背山》里，你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非常儒雅、非常真实、非常勇敢、非常狂热的东西。这四点恰恰在李安整个电影的表现当中，特别令人信服。

去年他在威尼斯得奖，我拨了个电话，他自己接了。我很惊讶。他说：“是啊，我一直在接电话啊。”很多艺术家在他们很风光的时候会自动消失一阵，但李安并没这种观念。无论在他最难熬最黯然的6年，还是在他最为得意的人生，他都是那个阿甘。

导演张艺谋：贯通中西影坛者，李安是第一人

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则表示，贯通中西影坛者，李安是第一人。在挖掘演员方面，李安调教的新人汤唯被一致看好，张艺谋在这方面也颇有建树，发掘的巩俐、章子怡均成为国际影星。

张艺谋说：“像李安那样能拍中文、英文电影，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的导演，恐怕华语影坛里只有他一人，我是比不上的。在选演员方面，老实说我是凭直觉，我学摄影出身，需要看到镜头里的脸蛋耐看，并且有东方特色。像巩俐、章子怡一个比一个小个号，但好演员在生活中都不是美人，只是在摄影机里是好看的。直到今天，我对指导演员表演都还是不懂，这是我的弱项，只奉行勤奋、努力的演员能成器的原则，其实有时候守在摄影机前真是干着急，希望上天赐我一个拿捏到位的好演员。”

关于姜文与李安，首先重提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姜文在某部电影的新闻会上，一个女记者发问，问的问题大概比较肤浅，姜文没问答，只不屑地说：“幼稚！”而李安在美国毕业之后，当不成导演，便在电影圈里找些杂事做，有一次参与一部电影的拍摄，负责在周边拦阻围观群众，当时有个高大的女黑人，便凶李安说：“你敢拦我？我打你啊！”李安被一吓，便不敢再拦，乖乖让开。

不论是姜文的霸气，还是李安的过分温吞，恐怕都不是大多数人能认同的。姜文是矛，而李安却像盾，他一直都是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理想，他毕业时找不到事情做，他可以选择钻营，选择改变个性，处事方式，可以选择改行，但他都没有，他只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在电影圈中赖下去，而机会来了，就牢牢把握住。

李安说过：“我能够和自己比赛，但不会和别人比赛。”李安没有侵略性，甚至没有求胜心，他有的只是自己信念和原则，后来李安在好莱坞拍砸了两部电影（《与魔鬼共骑》、《冰风暴》），到了《卧虎藏龙》如果再不成功就要卷铺盖回家，片方要求他配英文，配了就可以进主流院线，但他还是不肯。李安就像他亲自学过的太极拳，是绵里藏针的性格，表面上看，是柔得不能再柔，可是骨子里，其实刚直坚硬得不得了。

影评人谭飞：李安比张艺谋、陈凯歌坎坷

海德格尔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支撑着全部的西方历史。按海先生的这句话理解，能拍出《卧虎藏龙》《断背山》这样兼具东西方美学神韵电影的李安，一定既有东方式的感性，又不失西方式的理性。

李安的成功一以贯之的东西十年来并未稍变，他之所以能在华人导演中脱颖而出不仅在于他的综合素质，他的视野，也在于他的生活方式。他既未生活在天上，专门扔馒头砸人；也没有为了悦人耳目，就创作些只追求效果而毫无内涵的活动油画。他拍得很清楚，活得也很明白。

李安大大小小奖拿了无数，是两次跟奥斯卡、两次和金狮奖舌吻的导演。有人说他运气好，一直很顺。但我知道，李安至少在一点上，比张艺谋、陈凯歌都坎坷，他大学考了三次才考上，而且还是个专科，这甚至成为李家这个教师家庭的“耻辱”。

李安得名的来由是他家祖籍在江西德安，身为长子，李安在家庭承受的压力最大，虽然他自小长得漂亮，聪慧，听话，多愁善感，但还是老挨父亲的揍，他父亲一直希望李安从政，但李安在第一次大学联考之前却告诉父亲自己想当导演，当然受到父亲一顿臭骂。李安的功课虽很好，但压力之下第一年联考差一分，第二年更紧张，考数学半个钟头看不见一个字，结果吃了“鸭蛋”！放榜那天，李安失踪了，家里人以为他要自杀，结果李岗在海边找到哥哥。李安第三年考上艺专影剧科，第一次上舞台，便清醒知道：这才是他真正舞台。

从保守走向民主。出身传统家庭的李安深受忠孝礼义廉耻等传统教育影响，“他从最旧的保守东方中国家庭，走入最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父子、男女）的民主开放社会，在调试过程中有很多冲击”，李安的很多电影都有这种碰撞。

李安做得一手好菜，儿子带得服服贴贴，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每天晚上和儿子兴奋地等待“英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不止是男女平等，而是从心底里分享老婆的成就。李安洗菜不只是冲洗，他会把菜叶剥开，很仔细地洗每一片。

我觉得李安就算不当导演都会很懂得享受生活，他能成功，除个人特性外，还在于他没有诸多华人导演的明显缺陷，既没高高在上也没有鄙视文化，既有学院生活也有丰富阅历。他诚恳而认真，真实不做作，用心但不钻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