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收藏与美国的艺术史研究

1991年春，由王方宇先生和业师班宗华教授策划的“荷园主人：山人的生平和艺术展”在美国耶鲁大学美术馆举行。王方宇先生亲临开幕式自不待言，著名的华人收藏家王季迁先生和翁万戈先生也到场了。开幕式的酒会上，班先生致辞，言辞虽短，但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班先生热情赞扬了王季迁、王方宇、翁万戈等华人收藏家为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他说，正是这些收藏家慷慨地把自己的藏品向研究者开放，并传授鉴定知识，才使得美国的中国书画研究得以深入。

班先生作这番评论时，我进入耶鲁大学才半年多，对其中的含义并没有很深的理解。随着学习的进一步展开，我对美国的艺术史教育体制、理念和实践逐步了解后，对他的话才有了真切的体会。美国的艺术史研究十分注重原作的观摩，因此，除了充分利用博物馆以外，对私人收藏也十分重视。而私人收藏家通常对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工作也很支持。王季迁先生就曾在他的“溪岸草堂”（即纽约的寓所）无数次地接待过前去观摩和请教的人们。20世纪60年代，中国绘画有系统的研究在美国刚开始不久，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方闻教授就带着班宗华等学生前往王季迁先生家中观摩绘画。早年的观摩留给班先生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在2012年秋为上海博物馆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还提到了60年代的那次造访。

20世纪90年代初我读研究生时，班先生还常带我们参观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博物馆的库房和私人藏家的会客厅成了我们的教室。1992年秋和1993年春，班先生在耶鲁大学开了两个学期的宋画课，曾带着我们一起去纽约王季迁先生家中看画。那天王先生的兴致很高，除了拿出《溪岸图》等名画让我们观赏外，还出示了他新近在拍卖会上所买到的一套马远的册页。

美国的博物馆也和私人藏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或从私人藏家手中购入藏品，或鼓励他们捐赠。20世纪60年代，方闻先生出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负责人后，从王季迁先生处购得一批宋画，这批宋画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后中国古画的收藏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1990年秋，我初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学期正好班先生休学术假，他的课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的何慕文先生来上，何先生开的课是“宋元绘画研究”，我和我的同学每个星期五坐火车到纽约，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库房边看画边上课。所观宋画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是王季迁先生的旧藏，画上的“震泽王氏季迁珍藏印”及“季迁心赏”等收藏印，至今历历在目。数年后，我自己也成了教授，我也常带着研究生去私人收藏家家中看书画。回顾我的求学历程，深感和私人收藏家接触对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性。观赏私人藏品，常常可以直接上手，近距离反复地观察，除了可以发现仅看图片所不能发现的东西外，还可以向最熟悉这些作品的藏家们请教。当然，收藏者本人的素养在这里极为重要。王季迁、王方宇、翁万戈三位先生都是知识渊博的鉴赏家，和他们直接交往，自然获益良多。

我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还有幸参与了班先生策划的三个大型书画展的筹备工作。这三个展览是：“荷园主人：山人的生平和艺术展”（我进校时，展览的筹备和图录的编写已经完成，我参与的是展出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大明的画家：浙派和院体绘画展”“玉斋藏明清书画精品展”。前两个展览中的许多展品，借自私人收藏家（如“山人书画展”中就有王季迁先生所藏的一件很大的浅绛山水，十分精彩），而最后的“玉斋藏明清书画精品展”完全是已故鉴赏家王南屏先生的家藏。班宗华先生策划每一次展览，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有时研究生们会全程参加。以筹办“玉斋藏明清书画精品展”为例，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和王南屏先生的家属谈妥举办这一展览后，班先生带着八个研究生一起前往王南屏先生后人的家中观摩藏品并挑选展品。展品挑选完毕后，送至耶鲁大学，这时班先生围绕着展品开讨论班（seminar）的课。每个同学都选择几件展品为展览图录撰写展品词条，每一词条其实就是一篇研究短文（我写了九篇），出版时，都署撰写者的名字。我为李日华的一个手卷撰写的词条后来在拙著《傅山的世界》中也使用了，可见当时参与展览的筹备工作，对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很有益。筹备过程中，部分研究生还做了著录工作，记录书画的尺寸，抄录书画上的题签、题跋、印章。我平时临池刻印，能够辨识草书和印章，因此承担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多，并负责著录的最后审读。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的书画作品我们都能亲自上手，做近距离的细致观察。

美国的博物馆经常举办私人藏家的藏品展。毋庸讳言，每一个经由艺术史专业人员策划的展览，都很可能增加入展藏品的市场价值。这里就有一个如何保持职业操守，使学术活动不沦为市场炒作的问题。这需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大学的艺术史学者以专业的精神来避免与私人藏家之间的利益输送。也唯有如此，主持策划展览的学者和提供展览场地的博物馆才能维持其在专业领域内的声誉。总的来说，在这方面，美国博物馆界和艺术史界的学者们做的是很好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能够成为西方中国书画研究的重镇，博物馆、私人藏家、艺术史学者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1990年我最初进入艺术史领域到今天，23年过去了。王方宇先生、王季迁先生先后过世，翁万戈先生如今也已是96岁的高龄，因其年事已高，近年来我已不再带学生去“莱溪居”观摩书画了。如今，我在培养自己的研究生时，更多的是利用博物馆的收藏。而这二十多年来，美国的学风也有变化，中国艺术史研究中重视原作观摩的风气越来越淡了。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使中国古书画的主要市场和收藏活动，逐渐地从海外转向了国内。与此同时，艺术史的教育和研究在中国大陆也方兴未艾。王季迁先生收藏的部分古画，在他去世之后，已经“海归”。1991年我在耶鲁大学美术馆见到的那幅山人的浅绛山水，前些年出现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拍卖会上。那些曾经在美国嘉惠过几代艺术史学者的私人藏品，也将进入中国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在此，我写下自己在美国学习艺术史的一些经历，希望能给国内的收藏家和艺术史研究者提供一些或许可以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