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能迟来的胜诉

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一纸迟来的裁决书,没有改变达能与宗庆后和解的定局,但对合资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解读材料

9月30日,凌晨5时,古老的北京城格外静谧。长安街北侧、东三环边上的国际贸易中心,一间办公室里的灯光已经亮了一夜。身着浅色正装的中国商务部欧洲司欧盟处处长林文军,望着窗外尚未泛白的天空,松了一口气。

在他的主持调解下,法国达能集团与杭州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之间涉及上百亿元资产、惊动中法两国政府最高层的商战,终于露出了“和平”曙光。

六个小时后,准确时间为北京时间11时15分,宗庆后和法国达能集团国际事务法律总顾问欧阳伯堂在中法政府代表陪同下,来到北京东北三环外的希尔顿酒店,在三楼的商务中心正式签署和解协议。

简短的签约仪式结束后,宗庆后、欧阳伯堂、法国驻华大使苏和、法国驻华经济商务公使衔参赞泰思达、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永福以及林文军,六人一字排开,拍下了或许是“达娃”负责人之间的最后合影。此时,宗庆后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腼腆笑容。

宗庆后依旧穿着他常穿的蓝色衬衫,外搭简单西装。在参加签约仪式的六人中,只有他没有系领带――他向来不喜欢。

已经年过64岁的宗庆后,在成功创业之前,曾在浙江农村从事体力劳动15年,做过纸盒厂工人,卖过冰淇淋、汽水、花粉口服液……他的身上至今仍有着一股子当年的蛮劲。正是凭着这股蛮劲,在达能一度自信要让他“余生在诉讼中度过”的情况下,宗庆后在中国国内打赢了与达能之间的所有官司,并让这家用西方法制框架认识中国的法国公司,最终低下了高傲的头。

虽然达能与宗庆后签署的是和解协议,事实上等于输掉了这场争夺,输掉了中国市场。

直到签署和解协议的最后一刻,宗庆后的主要对手、达能全球联席运营官及亚太区总裁范易谋都没有现身。自始至终,范易谋并没有同意“和解”,他希望与宗庆后“战斗”到底。

不得已,达能集团全球总裁里布向另一个有着典型中国名字的法国人、达能谈判代表欧阳伯堂,下达了同意和解的最后决定。

当天下午1时30分左右,达能与娃哈哈对外正式公布了和解声明。

根据协议,达能和娃哈哈集团同意终止现有合资关系,达能将其在各家合资公司51%的股权出售给中方合资伙伴。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双方将终止所有纠纷的法律程序。

故事似乎应该就此结束。可是,大约两个多小时之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

下午4点,达能与娃哈哈集团分别收到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下称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的仲裁裁决书,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宗庆后也许要庆幸及时和解,达能在法国的股东们则开始争议和解的必要性。

此刻,达能似乎有了另一种选择:中止执行和解,申请在中国执行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的裁决。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陶景洲律师对《财经》记者表示,根据《纽约公约》,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的仲裁,国际上拒绝执行者非常少见。

不过,达能没有这样做。11月5日,达能对外声明,称“这一裁决并不会影响达能与娃哈哈双方达成的友好和解方案”。

达能还表示,“在9月30日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后,斯德哥尔摩仲裁的程序已暂停;待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双方将终止与双方之间纠纷有关的所有法律程序。”

对于宗庆后,和解协议是在商务部调解下达成的,看起来也是最为有利于他的结果,和解的执行没有理由会出现困难。

最后的争夺

不论是达能,还是宗庆后,对于仲裁结果的突然出现完全没有预料,尽管事先双方对输赢有大致的判断。

从今年1月斯德哥尔摩仲裁院开庭之后,达能与宗庆后就低调重启了谈判。最后一轮谈判开始于9月26日。

这可以说是双方两年半来的最后一次谈判。双方的谈判团队比最后合影上的阵容更为庞大,各自约有10人。经过9月29日晚的一夜讨价还价,直到9月30日凌晨约5时才最终定局。

夜过凌晨,擅长在工作中熬夜的宗庆后,面对以国际法律事务顾问为核心的达能谈判团队,一度显得有些不耐烦,提前离场,留下达能与中国政府代表继续谈判。政府的诚意与希望尽快签署和约的强硬态度,以及在漫长诉讼中被日渐消磨的耐心与信心,终于促成了此次和解。

孙永福在和解之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即表示,不希望看到一个企业的纠纷影响到双边的关系,特别是双边的经贸关系,中法政府都在努力推进和平解决。

此后,双方律师开始起草最终的协议文本。先是英文,后是中文。或许由于第二天就是60周年国庆,中国商务部的官员急切地要求当天必须确定签约。

原定上午9点在希尔顿酒店开始的签约仪式,因为文本未能及时完成,又延迟到11点。正式开始时间又晚了15分钟。每一步都显得仓促但又坚决。

最终的协议不仅仅存在于两个公司之间。双方谈判代表一共签署了四份中英文协议,除了双方公司各一份,作为“见证人”,中国商务部和法国驻华使馆也各持一份。

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达能3亿欧元的退出价格并非当晚谈妥,而是之前大体已经有了一致。

3亿欧元转让价的依据是根据合资公司的净资产估值,以及达能曾经对宗庆后数十家非合资企业51%股权收购要求的4亿欧元对价。

“这个价格显示,达能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合资公司对娃哈哈品牌的拥有权。”知情人士称。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8年初,双方初次开始股权转让谈判时,达能的要价是50亿欧元。这是一个让宗庆后不可能接受的价格。后来,达能一再退让,将价码下降至35亿欧元,20亿欧元,12亿欧元……直至最终的3亿欧元。

根据达能集团公司章程,超过2.5亿欧元的交易,必须获董事会批准。此次交易的标的额可能远高于2.5亿欧元的交易,董事会必须提前给达能谈判代表授权。因此,3亿欧元显然已是达能早已确定的最低底线。

“促成宗庆后接受和解的一个原因是,接收达能所转让股权的多为他独立控制的公司,与国有控股的娃哈哈集团关系不大,这样有助宗庆后顺利实现私有化。”一位熟悉宗庆后的知情人士称。

“最后一晚谈判的点主要是付款方式和时间节点。”一位接近谈判各方的知情人士透露。

达能仍然希望,3亿欧元能够在新加坡立即一次性转账,但是这个要求遭到宗庆后拒绝。最终,双方约定的交易完成时间大概是三个月内。宗庆后还提出了两个条件:达能先转让一些合资公司的股权,他分步支付3亿欧元;其次双方立即停止诉讼。

根据双方最终协议,和解程序执行之后,双方将终止各自法律程序。此处所谓“和解程序执行”,主要指付款和股权转让程序完结,即宗庆后将分阶段支付转让款,达能则根据宗庆后的付款,将诸多合资公司股权逐步分别转让给中方合资伙伴。

达能最后惟一争取到的有利条件,是最后转让依照合约拥有“娃哈哈”商标转让和使用权的合资公司――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的股权,即在宗庆后将其他公司股权转让款依照合约支付后,达能才最终转让所持该公司股权。

“违约责任也约定得很清楚,违约成本不小。”上述接近谈判的知情人士称。

四小时之差

9月30日中午12点,达能与宗庆后双方正式缔结协议后,双方的法律团队开始着手准备各自对法院、仲裁院的“暂停申请”,包括给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院负责此案的三位仲裁员发出电子邮件,申请暂停审理。

位于北欧的瑞典,与中国之间时差六个小时。此时,还是瑞典时间的清晨。三位仲裁员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双方暂停审理的申请,行政办公室已经按照事先计划的,在9月30日一上班就以邮件形式发出了关于达能申请的仲裁的裁决。一共八封邮件,分别发送了八项仲裁的裁决,正本则以特快专递形式随后发出。

八项仲裁共计2800余页的英文裁决,每一份仲裁都长达300多页。邮件显示的时间为瑞典时间上午10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4时。

从2007年5月达能依据合约向斯德哥尔摩仲裁院提起仲裁,到最终收到裁决,耗时长达两年有余,案情复杂程度可见一斑。如裁决书所言,“各当事方争议的事实情况错综复杂,涉及各当事方维持的逾十年关系。”

三位仲裁员中,分别由达能和娃哈哈指定的赛利哈帕勒(Sally Harpole)和迈克莫斯(Michael Moser),是行业内最顶尖的仲裁员,能流利使用英语和中文。两人由于长期处理涉及中国的国际仲裁,在业内有“中国通”之称,其专业性以及职业操守也都获双方认可。

和解之前,《财经》记者便听到不少“预言”称,这两个“中国通”仲裁员极有可能会选择“十一”期间公布,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国那时在休假,可以减少媒体的影响。果然,裁决结果在“十一”长假前一天到来。

虽然裁决未支持达能全部的申请,但在核心事实上,仲裁员还是肯定了宗庆后和娃哈哈一方的违约责任。如前所述,斯德哥尔摩认为,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严重违反了相关的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裁决书确认达娃合资公司对娃哈哈商标的使用权,要求娃哈哈集团以及宗庆后个人立即停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娃哈哈商标的行为,并继续完成对合资公司的商标使用权转让。

这一裁决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在国内一直没有承认过失的宗庆后,在仲裁庭上首次承认了自己对于掌管的诸多非合资企业确实违背“非竞争”义务,而且他与达能在2006年12月签署的非合资企业51%股份转让协议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尽管他后来撕毁了此协议。

裁决认为,宗庆后正是因为对合约义务的不完全放心,最终将非合资公司归入一个由其亲戚和关联人士拥有的、复杂的海外架构,由此形成了一个不透明的网络。宗庆后也确认了此网络的复杂性,但是他即使到了必须说实话的仲裁庭上也坚持不公开这个网络。

根据裁决书,宗庆后对此没有避讳,直言“那些不记名的股东本就是为了隐瞒,我为何要向你们公开”,“我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其他人”。

“这好比我和我太太的,与你何干?”在被仲裁员要求解释不断发生的股权转让时,宗庆后如此说道。

胜败之间

“也许早点收到仲裁结果,会是另外一个结局,至少达能有牌要更高的价格。”一位熟悉达能与娃哈哈交易的知情人士表示。他相信,双方能达成和解,两国政府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的裁决书就来晚了四个小时。范易谋或许可以从裁决书中得到些许安慰,证明他的立场正确。

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的裁决,揭示了达能与娃哈哈合作以来的真实关系。宗庆后承认,在过去的合作中,达能对他确实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但是他也阻碍了达能作为控股股东要对公司进行干预和监督的种种举措,“使达能派驻合资公司的人员不能自由行使各自职能”。

在此之前,宗庆后一直对外称,过去的合作,“达能不管经营,只管要钱”。

仲裁庭认定的事实还包括,尤建华作为达能派驻合资公司的财务总监,并不获准参与合营公司的任何管理或决策过程,因此,他在合资公司的作用被限于就与财务相关事宜充当娃哈哈集团与达能亚洲之间的“桥梁”。基本上,他的责任被宗庆后局限于向娃哈哈集团索取与合资公司有关的法定合并财务报告,并且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将这些报告转成达能亚洲的财务报告。

斯德哥尔摩仲裁院今年1月开庭后,达能与宗庆后的谈判一直断断续续。前期参与谈判的均为作为双方代表的律师,后期参与谈判的则是双方公司代表,宗庆后也多次直接介入。同时,双方也会就每次谈判结果向中法两国政府部门汇报。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直到2009年5月29日,达能还在写给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的信函中称,娃哈哈一方并未遵守程序,让达能获得应该从合资公司获得的2007年、2008年股息分配,以及2008年合资公司审计报告。达能甚至连查阅合资公司材料的权利都没有。对此,斯德哥尔摩仲裁院要求娃哈哈执行仲裁。

“3亿欧元接近宗庆后一开始就提出的价格,与达能最初提出的50亿欧元相差甚远,这足以说明达能在谈判中的弱势。”一位熟悉双方谈判代表的人士说。

是什么导致达能从最初的强硬转变到最后的妥协?分析人士认为,令达能最为担忧的,是北京仲裁委员会审理的“娃哈哈”商标使用权仲裁。如果输掉这个仲裁,意味着合资公司反而要付给宗庆后高昂的商标使用费,达能将更加被动。此外,达能还担心宗庆后可能以他出资不到位为由,解散合资公司,制造最终的僵局。

与达能的落寞胜诉相对,是宗庆后获胜后的庆典。11月5日,娃哈哈在浙江省杭州市的萧山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公司成立22周年庆典,豪华程度丝毫不亚于20周年庆典。庆典上,四只硕大的电动降落伞拉风地在体育场上空盘旋了22周,以庆祝娃哈哈成立22周年。重新赢回娃哈哈的宗庆后表示,2010年娃哈哈集团将实现营业收入700亿元,2012年集团营收有望突破1000亿元。

这一切都与达能不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