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三线建设”的文化追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对内地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对内地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位于四川省南部的自贡市，向来以出产井盐闻名于世，也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在“三线建设”开始前，作为当时自贡支柱产业的井盐生产，无论技术还是设备都相当陈旧落后。一位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支内”到自贡的上海工程师回忆，他当时参观一家井盐工场，看到的是木制井架，工人普遍赤膊手工操作，用竹筒提取盐卤，用铁制平锅熬盐，颇为这样近乎原始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感叹。

“三线建设”开始后，陆续内迁自贡的企事业单位近二十家，十年间内迁的各地人员超过一万，占自贡企业职工总数的将近一半。内迁工厂的陆续建成投产，使自贡市的工业结构由原先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较低，偏重以井盐生产为主的单一性，顿然变为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大大提高，汇聚机械、冶金、机电、化工、建材等的多元性工业结构。

从“苗子”到“洋棒”

对“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和国防工厂的建设选址，当时中央制定的原则是“靠山、隐蔽、分散”，这主要基于当时反侵略战争的考虑。像自贡东方锅炉厂这样的较大型企业，就建于当时的市区边缘，各车间散布在好几条丘谷之间，厂区面积达几平方公里。像这样的企业，除了生产设施，还建有一整套生活保障体系，如医院、托儿所、学校、公安分局等等。很多大型企业职工中，不无几分自豪地流行“除了火葬场，厂里什么都有”的说法。这样的企业在迁建初期，也经常组织文娱活动。放映电影、表演歌舞一般都在露天空地。每逢这样的露天演出，除了本厂职工，厂区周围方圆数公里的市民、农民，也会扶老携幼前来观看。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当时，这些露天演出，成为自贡群众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节目。

一些自贡市民的审美观、价值观、消费观等，也在内迁工厂到来后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自贡历史上久有“盐都”美誉，不少自贡市民在不乏自豪感的同时，也滋生一定的优越意识。许多外地人内迁到自贡，部分市民就有过怨责，认为涌入的外地人，有他们看不惯的生活方式，干扰破坏了他们习惯的生活秩序。“三线建设”初期，有些自贡市民将内迁职工称为“苗子”，语含讥蔑。过了一段时间，有些自贡市民又将内迁职工改称为“洋棒”，因为内迁来的外地人的服饰打扮和言谈举止都带有明显的“洋气”。

从那时起，北京的松紧布鞋，上海的皮鞋、网球鞋，上海的化纤料衬衣、尼龙袜等，逐渐成为不少喜爱时尚的自贡市民的追求物品，他们想方设法托请自己的内迁职工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从北京、上海等地购买。当时自贡市民对内迁职工带来的外地物品的喜爱和追求，还包括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光明牌奶粉、玉兔牌羊毛衫、红灯牌收音机等。当时有上海内迁青年职工在自贡结婚成家，特意从上海购买流行的“老虎脚”“捷克式”组合家具，不久便引得自贡新婚家庭纷纷仿效。

地域与“厂族”

在当地人眼中，内迁到自贡的东北人豪爽，北京人正直，上海人精明会过日子。一些自贡市民和其他地区内迁到自贡的职工谈到，上海内迁职工在农贸集市买菜，最爱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有的人按说好的价格与农民成交后，走时还要拿农民的一两棵蔬菜或瓜果。

内迁工厂到来后，各地的内迁职工，除了普遍怀有故乡情结，还有一种“同为异乡人”的情结。一些内迁工厂特别是大中型的内迁工厂，一般都有各自的生产、生活体系，形成一个状似“小社会”的特殊社区，在这个小区域里，形成特色鲜明的“厂话”，即从迁移地所带来的地方口音，于是，走在大街上一听话音，就能判断出是哪个企业的职工。

内迁工厂的“厂族”意识，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工厂职工的“近亲传承”，就是内迁工厂招收新工人，往往优先安排内迁职工的子女。在六七十年代，这样做主要为调回内迁职工的上山下乡子女；在八九十年代，主要为解决没能考上大专院校的内迁职工子女的就业。

其二是内迁职工之间及其子女间婚姻结成广泛复杂的关系网。第一代内迁职工中的青年男女谈婚论嫁时，大多首先在内迁职工中选择对象，来自同一地区的最好，其次考虑来自其他地区的，再其次才会与当地青年结婚。内迁职工不愿与当地人结婚，还顾虑当地人在家乡有一大群亲戚，唯恐结婚后难于应付。这也形成内迁职工子女间结婚的普遍情况。自贡某内迁大厂的一位工会干部，其父母是第一代内迁职工，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同朋友聚餐，偶然说到某人，没想到饭桌上的十人中居然有六七人自称是某人或近或远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