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6 10:58:48
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是公共选择学派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学之父。1986年，布坎南因“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论与宪则基础”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中说：
“他将经济学中个人间相互交换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于是，政治过程便成为一种旨在达到互利的合作手段。但政治秩序的形成要求人们接受一套规则、一种宪法。这反过来又强调了规则形成的极端重要性和宪制改革的可能性。布坎南认为，劝导政治家或试图影响特定问题的结局常常是徒劳的，事情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则体系决定的。”
生于南部的经济学家
1919年，布坎南出生于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由于家境清贫，他无法负担一流大学的学费，只好选择就读家乡的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目前已升格为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并于1940年毕业。布坎南每日靠挤牛奶、打工赚取学费，这也塑造了他一生清晨四点早起，比别人多工作四个小时的毅力。布坎南1941年取得田纳西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布坎南年轻时一度迷恋左翼思想。在布坎南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按他自己在芝大期间的话说，他原以为自己是一位“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者”，但在大学里，布坎南深受其导师奈特教授的影响，很快转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并作为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主义者终其一生。布坎南承认自己与奥地利学派有着许多相类似的方面，认为奥地利学派最好地传达了经济学的本质，也不反对被称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成员。布坎南的不同在于，他是均衡论者，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分析范式，即接受经济人假设，把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人视为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布坎南更愿意把自己叫做古典自由主义者。
布坎南认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没有任何来自家庭的影响，但与一般美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有关。而且，布坎南强调，他生长在南部，这一经历对塑造他的个人主义理念与反国家中心主义思想是重要因素。
公共选择理论到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的形成，与布坎南上述个人主义理念与反国家中心主义思想密不可分。20世纪的那场大萧条以来，经济学家大多忙于指责“市场失灵”，布坎南与其同仁则反其道而行之，直击“政府失灵”问题，而且是以其之道，反治其人。按照布坎南1972年的话：“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40年来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研究之旅的发端与其芝大生涯密不可分，尤其是其1948年在芝大老旧的哈珀图书馆布满尘埃的书库中找到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1851～1926）的德文版著作《财政理论研究》（Finanz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正是这一本书对布坎南的研究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1962年布坎南与图洛克发表了《同意的计算》，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布坎南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于1965年在美国创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 Choice Society）。1969年两人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创建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公共选择》杂志，促进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迅猛发展，同时使公共选择理论传播到欧洲和日本。
在布坎南的眼中，这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他看到的社会现象，均归结到个体的行为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任何集合概念，比如“国家”，“政府”，“集体”，“组织”，“党派”，“团体”，“公司”，等等，都只是一种拟人概念。真正的行为主体是其中的个体。而这些集合概念，即便使用，也只是一种指代，便于指称罢了。布坎南曾经说过，只存在“个人的公共选择”。这是因为只有个人才是作出公共选择的决策单位。此外，在1986年获奖演讲中，布坎南还重复了维克塞尔的一个观点：如果不存在个人利益，就无从说起任何利益。
布坎南把政治看做为交换，看做市场，即“政治市场”。他把选民、官僚和政治家视为政治市场中的博弈者，把选票看成是货币。布坎南认为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活动也具有交换的性质，人们在政治活动达成协议、协调冲突、确立规则，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这类似市场中的交换。另外，布坎南也强调把政治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即把它理解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由此，布坎南所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成功完成了把经济学方法原封不动地从对经济领域的分析照搬到对政治领域的分析。也由此，除了经济市场之外，人们发现人世间还有政治市场。
公共选择对“宪”的研究为布坎南后来所特别重视的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经济学涉及对基本规则的经济学分析。它相当于一种更高层面的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认为，强调对规则约束的选择使得经济学有别于传统经济学；对个人之间的合作性互动的强调，使得它有别于很多其他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布坎南本人的学术著作的后期主要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甚至在1986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布坎南采用的演讲题目就是“The Constitution of Economic Policy”，即《经济政策的宪制》。
布坎南崇尚一个社会的效率。在实现效率方面，他十分推崇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所提倡的一致同意原则。按此，一项集体决策是否有效率，其评价标准是当事人的主观判断，而不是外在标准。评价集体行动时，不需客观标准，只需参与者对其中的活动表示一致同意。只有个人才知道自己的利益为何，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越俎代疱。对个人而言，只要是按个人意愿作出选择，就是增进了个人的效用。对整体而言，只要其中所有的个人都没有受到强制，都可按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这个整体就有效率。
布坎南的正义与伦理
经济学是与伦理学分不开的。布坎南的秩序旨在实现一致同意的效率，既是一种效率标准，也是伦理标准，尊重个人自治是布坎南最深层伦理和规范的政治关怀。
总体上来看布坎南认为法治和道德两者必须并重。布坎南同意哈耶克对自利和自私的区分，认为人类的合作则完全不必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唯一需要的是互相尊重基本权利。这里也涉及相互尊重对方的意志。布坎南强调道德教育在这里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即你尊重他人，将他人看做“人”，从而对等地（recipricate）交往。布坎南在《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认为，了解宪法规则并且参与宪法规则的讨论可能要求存在某种超越个人理性利益的伦理准则。遵照这种伦理准则的人，其形事方式“好像就是”其对整体最终选择的影响要超过理性计算得出的影响。符合这种伦理准则的行为体现了对整体选择的伦理责任。布坎南所指的就是宪法公民身份伦理。他指出，选择不能局限于个人根据自身利益或个人自己对某种公共利益的看法来决定哪一项是“最好的”。宪法的公民身份还要求个人决定自己偏好的政策选项和偏好的宪法结构之间的一致性。
从其学术观点出发，布坎南有关俄罗斯和东欧其他国家人民的道德沉沦问题对其经济转型的不利影响的看法对我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在俄国与东欧，那些人群原本没有受到过（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教育，不论是从他们的传统（已经被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摧毁了）还是从刚刚引进的“自由市场”里。他们完全没有这类道德规范可以遵循，市场于是根本无法运行。他认为，取而代之的，是黑帮规则或者强权政府的令。这两类规范都大量地产生腐败。布坎南接着指出，这样一来，如果你等待着自由市场自己诞生，你能够得到的只会是黑帮或腐败官僚。你得不到一个法治的市场社会，你得不到市场经济制度。没有这些制度的“市场”只是一场混乱。（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