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普通话”

普通话就是普遍通用的共同语。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们很难脱离本土的环境，方言的隔阂尚未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往来日益频繁，方言便成为人们交际的严重障碍，人们越来越需要有一种全民族、全国通用的共同语，即规范化的语言，推广全国，以利交际。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就是一种共同语，大教育家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他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方言的隔阂可想而知。孔子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呢?据《辞海・雅言》载：“雅言，古时指“共同语”，同“方言”对称。”这就是说，雅言是我国古代的通用语，相当于现代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孔夫子在山东时就是靠雅言来讲学的。

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的。约在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打败商纣，建立周朝。周朝的国都丰镐(陕西省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就成了全国的雅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最早的通用语是以陕西地方语言，特别是西安一带的语言为雅言的标准音及基础方言，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

西汉扬雄的名著《方言》，记录了2000年前汉朝方言纷呈的状况，但当时，还有一种“通语”，作为人们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共同语，直到宋代还在使用。苏轼贬居海南时，曾同友人一起设馆教书，以通语执教。唐宋以后。把这种在官场和知识分子中通用的话叫“官话”。元代以后，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语言很快就成为全国通用的“雅言”。不过，“雅言”也好，“通语”也好，都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与大众无缘。这种限于某一阶层人使用的语言，从语言的局限性方面说，依然是“方言”，远非“国语”，亦非“民族共同语”。

据元代的文献记载，元朝已是“四海同音，上自晋绅讲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当时“中原音”已成为政府理政、处理民事等的工作语言，即所谓“官话”。但如果“官话?只在大小官员之中“话”，百姓一窍不通，仍难“话”开。还需在民众中推广。据考证，当时元朝政府已有学校要教“天下通语”――中原音的规定。即使蒙族儿童在学校也必须讲中原音，否则就要打板子，说一回蒙语打一板，说两回打两板，依此递增。

到了明朝，“官话”的推广已有官定的语音标准――政府敕令编纂的《洪武正韵》(此韵书以北京音作语音规范)，规定人们作文、说话必须合乎《洪武正韵》。

清朝的推广“官话”就更严格了。当时已有“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的规定。“不准送试”，那么升级、提干、调薪皆成泡影。官员办公时不说“官话”，就要被免除职务。看来。清王朝推广“官话”，是颇得要领的。

“普通话”一名，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他在190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他还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当时，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很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普通话，但他们的北京普通话。却又多少杂有地方口音。民国初年又有了一个新名，叫“国语”。“国语”的名称出世不久，就有人反对。1931年，瞿秋白就曾反对“国语”一词，并且对“普通话”做了比较科学的解释。1911年辛亥革命后，“统一国音”逐步走上科学的轨道。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议定汉字的国语定音，制订了汉语的“注音字母”。但“读音统一会”对汉语读音标准是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的。那时，一个省有一个投票权，某个汉字读什么音，以得票多寡来定。结果整个读音方案南腔北调，五音杂陈，成了一种“蓝青官话”，蓝青者，亦蓝且青，即糊里糊涂也。

通过实践。人们才认识到，标准音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必须以一种比较通行的方言作基础来确定。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股潮流：一是上面提到的明清以来，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在口语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宋元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一批文学巨匠如罗贯中、关汉卿，曹雪芹等的创作，逐步确立了北方话在书面语言中的地位。1926年召开的“统一国语大会”明确提出了“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的公共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空前统一，为语言的统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55年，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定将汉民族的共同语称作“普通话”。并给普通话议定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第19条写上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款，反映了新时期人们对推广普通话的共识。当然，提倡普及普通话，将普通话作为举国通用语，绝非消灭方言(更不是要消灭少数民族的语言)。但是，作为现代人，只会方言尚能和各方人士进行无障碍地交流，还必须掌握一种全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才能“左右逢源”。我们不是常说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吗?这个文化素质中就包括要会说规范的普通话，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不会讲标准话的人不能参加各级竞选、参加国会开会的，南腔北调是不允许的，必须说标准语。在法庭上，法官不讲标准语，犯人有权以听不懂法官的话为由，不回答法官的提问，等等。可见，标准语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了。

当今，我们正处在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语言已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而且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际工具。这对全社会语言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要求语言必须有一个共同遵循的标准，才能使语言所载负的信息为全社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