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条约谈判纪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即发来电报：“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接到的第一份外交文件。它对于公开宣布了“一边倒”政策的新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为亚洲新诞生的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同苏联的关系。新中国的桅杆刚刚冒出地平线，他就多次提出过访苏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能够成行。新中国刚一宣告成立，不顾新政府面临的千头万绪的问题，又急切地提出了访问苏联的要求。

11月5日，他要求斯大林的联络员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他想要去莫斯科的愿望。他说，他希望12月份就去莫斯科拜访斯大林，因为那时恰值斯大林七十岁生日，与苏联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将从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这样，“访问莫斯科将更具有公开的性质”。

为正式表达他的愿望，三天后，亲自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希望访苏。在做了这些表示之后，仍旧不放心。考虑到以往的几次访苏要求都被斯大林以各种理由所婉拒，他这一次下定决心要达到目的。因此，他通过多种联络方式来向斯大林表明他的强烈意愿。

9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致电中国新任驻苏大使王稼祥，说明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立即询问苏联方面，斯大林准备何时邀请去莫斯科。10日，又委托去拜会苏联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

经过了这一连串的催促之后，苏联方面终于作出了正式的答复，同意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斯大林七十诞辰庆祝活动举行之前，前往莫斯科开始他的正式访问。

斯大林对修改旧条约顾虑重重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抵达莫斯科。在雅罗斯拉夫里火车站，苏联政府以最高的官方礼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按照苏联通常的外交惯例，斯大林没有亲往火车站迎接。代表斯大林前往迎接的苏联官员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外贸部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人。

6个小时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他自己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了，并与毛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开始不久，斯大林就问道：“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很爽快地回答道：“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里所谈到的“这个东西”，其实指的就是两国之间应该签订一个新的条约。急于到苏联来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东西”。毕竟新中国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新面貌，而以一种显示共产党国家之间平等关系的新条约来代替以往的旧条约，也是向国人和世界证明选择“一边倒”的必要性的最有力的证据。因此，11月向莫斯科提出访苏要求之初，就已经几次明确地提出了希望同苏联签订新约的问题，并且几次询问是否需要也来莫斯科谈判签字。显然相信，斯大林对此应当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还在1949年初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就已经主动地提出过愿意废除1945年与政府签订的那个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夏季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也又一次明确表示，原有的条约是不平等的，等新政府建立之后，即可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斯大林是了解他的想法的，并且也是愿意谈条约问题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已经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却表示：1945年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议签订的，而雅尔塔协议包含着有关苏联战后在远东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一系列问题，变动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威胁到苏联的利益，因此，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至于涉及到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旅顺港驻军的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斯大林的解释，让当时感到很意外。他承认：“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但问题是，在斯大林当面提出苏联方面困难的情况下，他表示愿意采取变通的办法撤出军队，以便让每一个中国人看到，“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却做到了”，使民族资产阶级心服口服，对此，显然感到很为难。因为事实上，按照中共中央原先商定的方案，一方面要签订一个新的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却未必要苏军立即撤出旅顺，因为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海军还要一段时间。斯大林的意见在这两点上恰恰与中共中央的意愿相反。面对这种情况，只好表示：考虑到苏联方面在条约问题上的困难，“我们有必要采取最适合共同利益的作法。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考虑。但很明显，目前这个时候不应当修改条约，也不应当匆忙地从旅顺港撤退军队”。当然，考虑到斯大林的话里有“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样一种办法，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来”，最后还是问了一句：“是否让来莫斯科决定条约问题?”但斯大林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和斯大林随后讨论了有关苏联贷款、援建空中运输线以及海军等问题。在提到海军问题的时候，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了希望苏联帮助的问题。他委婉地提出：“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难以。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应当要求苏联援助，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以便尽快夺取台湾。”

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是因为早先刘少奇访苏时曾经提出过请求苏联直接援助的问题，但被斯大林拒绝了。考虑到苏联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他希望可以通过派遣志愿飞行人员和秘密特遣舰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斯大林一面表示不排除这种形式援助的可能，一面仍然坚持：“最主要的是不要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如果是“参谋和教官”，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至于其他的方式则“要仔细考虑”。斯大林同样并非无意地提出，中国可否考虑挑选一批伞兵把他们空投到台湾去，来组织岛上的起义。因为这样进攻起来理由会更充足一些。

因无事可做而大发脾气

从两天后给刘少奇的电报可以看出，他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特别是对条约问题，在电报中告诉刘少奇：斯大林说，因雅尔塔协定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我说，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订的，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意义。他说，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为此，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新的情况，并就条约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意见。

可能是因为对条约问题有些想不通，据负责联络工作的柯瓦廖夫观察，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21日，在参加过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之后，他收到了政治局发来的电报，得知大家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新条约，那么，只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就算了。但是，在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之后，无论他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都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果他这次访问的结果不能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不能充分显示新中国的新面貌，他不难想象其影响将是怎么样的。因此，考虑到23、24日已经约好要再谈一次，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柯瓦廖夫找来，提出了两种方案，请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召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也不必来莫斯科，可于其他时间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再三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请斯大林同志定夺。

可是，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再度让感到失望。据后来同苏联大使尤金讲：“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对于的抱怨，以及西方新闻界关于他在这次访问中受到冷落的评论，作为主人的苏联方面却有“满腹委屈”。苏联方面认为，当1949年11月10日向罗申大使转达的访苏愿望时，还曾声明说，去莫斯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休息休息，治治病。莫斯科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采取了各种措施力求不加重的访问计划，给予他休息和治病的机会，并不是有意要冷落他。12月21日，为庆贺斯大林诞辰七十周年在苏联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会议。会上，同苏联高级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团就座的有许多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被安排在贵宾席的第一排，与斯大林并肩而坐。大会开幕后，外国客人中第一个获许发言的即是。这种安排突出强调了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对的重视。22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贺寿宴会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又一次给予以特别的关注。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提议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领导人干杯时，首先建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同志干杯!”相反，倒是12月19日发给斯大林的贺信与其他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信不同，内容简短，非常官方化，并且明显地“冷淡”。苏联人觉得，这一点很难解释。

不过，当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不签这个新条约是不行了。一方面是一连几天无事可干之后，把柯瓦廖夫叫来，大发脾气，声称：“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另一方面是各国元首和党的领导人在参加完祝寿仪式之后都已返回自己的国家，而留在莫斯科又毫无消息，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国际舆论议论纷纷。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不能不迅速作出决定，同意重订新约的要求。

斯大林首先起草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于1950年元旦这天交给了。他在这篇答记者问里明确写道：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就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而他“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斯大林向表明了他准备讨论新条约的态度。几乎就在同一天，还在向罗申大使表示想提前回国，看到斯大林起草的这个答记者问之后，当即表示满意，并同意第二天以他的名义发表。

由于这还不是斯大林的明确表态，似乎还没有十分把握。但他这时的心情已经舒畅起来了。第二天又像以往一样，开始直接向斯大林通报有关情况和提出援助要求了。他这天一连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并附上了北京早就发来的几份电报，除了通报有关印度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以及美国人企图控制台湾军政大权的消息以外，・特别提出了请斯大林“命令有关部门速派水电站方面的专家前往”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现场调查那里堤坝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当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门来到下榻的别墅，直接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新约等问题的意见。提出三种选择：(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ll天，1月19日至U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至此，由于中苏条约签订与否而引起的与斯大林之间的不快，总算是烟消云散了。

中苏会谈渐入佳境

最难的一关过去了，和斯大林都开始努力表现出友好合作的姿态。

1月6日、9日，多次向苏方人员解释他必欲坚持签订新约的不得已的考虑。他解释：“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

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已经。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对于苏联方面的顾虑，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并肯定地说：“这种情况，无疑应当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受到重视。”中国将会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签署的那些协定，并且将以包括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来进行谈判。

为了表示中国坚决站在苏联一边，决不向美国靠拢，在1月13日特别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与此同时，他迅速将此事通知了苏联方面，说明其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他同时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国“将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有利”。

不仅如此，鉴于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1月6日发表文章，批评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野坂参三主张和平过渡、宣称驻日美军对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观点，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参加对这位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的老朋友的批评。并且特意让人将这篇文章译成俄文送给斯大林看。

当然，在中苏之间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也还有过不和谐的小插曲。比如，1月17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在与会谈时，说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有挑拨苏中关系的言论，提议最好由中国政府先于苏联外交部就此问题做出反应。表示同意，但特别问道：“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答复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国外交部发表。”当时答应了下来，只是怀疑：“艾奇逊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的一种烟幕弹?”然而，随后发表的驳斥艾奇逊的声明却还是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的。这件事让斯大林很不满意，他责备“没有按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受到这种指责也憋了一肚子气。他何以要在此时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做出反应，至今还是一个谜。据师哲回忆，是当时没有弄清楚苏方的意图，这里面可能有翻译和理解上的疏忽。但从记录上看，对于苏方的要求并非不清楚。

不过，无论事情真相如何，这件事毕竟反映出了坚持独立自主，不愿听人指挥的强烈个性。据师哲说，当天在与斯大林同车前往他的别墅参加宴会的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当师哲为了打破僵局，主动询问斯大林，是不是还准备去中国代表团的住处作客时，当即敏感地猜到了师哲提议的内容，他立即断然表示了否定的态度，说：“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

但是，从总体上说，上述不愉快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双方之间逐渐酝酿、烘托出的友好融洽的谈判气氛。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在两天后斯大林与的第三次会谈时，双方的配合很默契。这一点可以从会谈记录的一个片段中清楚地看出来。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重新侵略。既然希望两国繁荣， 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 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我说的两点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两个缔约大国要求联合国承担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 本条款继续有效”。

：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从上面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与斯大林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

中方为维护国家权益据理力争

在这时与斯大林，以及随后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的谈判中，已经很少再出现相持不下的情况了。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如旅顺口的归还问题、大连港的管理问题、贷款问题以及空军支援问题上，中苏之间的交涉总的说来都比较顺利。比如1945年苏联政府与政府签订的协定中规定的苏方租借旅顺港30年的问题，以及大连港的管理权的问题，苏方都相当痛快地表示愿意放弃。相反倒是主动提出，新中国初建，海军尚未建立，不如以旅顺口作为中苏军事合作的基地，以大连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但涉及一些具体条款时，也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易谈拢的问题。看来，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是苏方过分纠缠于其既得利益，有大国沙文主义观念；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新中国政府刚刚成立，中国党的领导人对国内舆论的反应极其敏感，不愿在与苏联的协议当中存在丝毫给人以不平等印象的条文。

比如在长春铁路问题上，本来的想法是，改变1945年协定关于“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条款，中国收回。但为此双方就经过了反复的交涉，因为苏方坚持这条当年沙皇俄国出资修建、1935年已经作价卖给的铁路，是苏联驻旅顺口军队的交通线，并且是它通向海参崴和滨海地区的重要通道，以至双方激烈争论，最后苏方才表示同意归还，而时间还要拖到1952年之后。不仅如此，从树立新中国政府政治形象的角度考虑，在同意双方继续共同管理的情况下，明确主张中方应占过渡期内共同经

营的股份的51％，路局局长要由中方担任，但莫洛托夫坚持股份必须对半，局长必须轮流。对此，斯大林也表示支持，最后只好同意大体采纳苏方意见。

又比如，当中方提出要求苏方派空军保护上海不受飞机袭击的问题时，斯大林满口答应，但同时却又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苏联的远东、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地区，“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也就是说，要求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设立两个势力范围。对此，最初颇多顾虑，但最后考虑到当时美、英仍是敌对国家，只好让了步。

反过来，当时中方为寻求条约形式上的平等权利，显示中国共产党最能够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权利，对于一些条款也采取了据理力争的态度。

比如，在谈判长春铁路问题时，考虑到苏方的利益和旅顺口暂时还要驻军的特殊情况，最初同意在苏联将长春铁路转交给中国之后，可以同意苏联沿长春铁路调动军队。但是，当苏方具体提出“苏联军队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的建议以后，即提出异议，坚持必须以受到战争威胁为前提，并且还要求在协定中加上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使用从东三省到新疆的苏联铁路进行调动，以显示这并非苏联单方面的特殊权利。当向苏方说明了中方的这一态度之后，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表示同意在调动军队一条中增加受到战争威胁这一前提条件，但他们无论如何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增加从东三省经过西伯利亚、阿拉木图绕行上千里来运送中国军队到新疆这一条款。他们甚至怀疑中方是否根本反对苏联利用长春铁路。为此反复解释，说明“这完全不是反提案和对抗性议案”，既然两国条约为同盟互助关系，“如果协定草案中规定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长春铁路调遣部队，而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国土调动自己部队的权利”，人们就很难相信这是一条平等互利的条款了。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苏联方面提出，或者按照苏方建议达成协议，或者仍旧依照旧条约暂不归还长春铁路，只是把过去的30年期限缩短为10年。考虑到即使把30年期限缩短为10年，也要到1955年才能归还长春铁路，在请示了之后，不得不放弃了先前的要求，只是要求苏方口头承诺，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动军队。米高扬表示同意。

同样，在向苏联贷款和提供原料的问题上，也特别注意协定草案措辞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和平等问题。比如，对于贷款协定草案中所写中方“供应原料”以及所供应的“原料价格”等措辞，均加上了“半成品”字样，并且把“所有多余的钨、锑、铅、锡在10――20年间，根据每年的换货协议规定卖给苏联”一句，强调性地修改为“中国不再使用的所有多余的钨、锑、铅、锡都可以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基础确定，从1950年至1963年14年间，根据每年的换货协定规定进行”。进行这种字面上的修改的意义，很明显地是担心以原料出口抵偿债务的这种形式，会让人怀疑中苏关系其实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那种不平等关系。对于备受各种不平等条约伤害的中国谈判代表的这种感情，同样也是苏方所难以理解的。当问到“苏联政府是否打算买下全部多余的钨、锑、铅和锡，中国政府是否有可能将部分多余的产品卖给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时，米高扬赌气地回答说：苏联政府准备购买全部多余的产品，但“问题是这些多余的产品中国将不再使用了”!

访苏之行收获巨大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

在签字仪式上，与斯大林站在最中间。当摄影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为了不显得比矮，总要往前挪上一步。各种镜头对着他们，摄影灯的强光炽盛，出席仪式的中苏官员都显得精神亢奋，场面相当热烈。 　应该说，此行的收获是巨大的。他通过一系列坚持不懈的努力，促使斯大林最终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完成了此行的主要使命，使中苏两国关系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同时也基本上达到了沟通两位领导人之间思想与感情的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相关的协议，尽管少数条款还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不仅中国于1945年失去的和利益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收回，而且它的平等性质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极大地提高和巩固了新中国政府的威望和地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苏新条约和新协定的缔结，对于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推动和加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