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何须慌

虎年春节过后,各地“招工难、用工荒”喊声一片。据媒体报道,不仅广东、福建、浙江等农民工输入大省出现“用工荒”,在安徽、江西、湖南等传统农民工输出省份,也出现了农民工大量短缺的现象。“用工荒”在珠三角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当地媒体报道,广东企业用工缺口达90万。广州市节后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三大行业缺工量预计达15万;东莞目前缺工近30%,不少企业正月初六就开始“抢人”;中山市缺工约13万左右,其中普工占七成,技工占三成。深圳市的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一些企业几乎是前脚将工人辞退,后脚即开始招工。广西北部湾也传来消息,未来3年将可接纳新增外来工近50万。

笔者认为,新春后虽然出现了“用工荒”,但用不着我们发“慌”,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说,它带给我们的不是什么不好的消息,而是春的消息,是推动我们走进新领域的好消息。

说明我国经济如春回暖

我们都不会忘记,2008年下半年,当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许多企业纷纷关门歇业,大批民工被迫停工回家,只说居于内地的湖南省当时返乡的农民工超过80万,那是一种多么令人惊慌的情景。多亏了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政策,实施了一揽子刺激经济发展的计划,使2009年GDP实现了“保8”的目标,中国经济如春回暖。今年来看,沿海地区用工出现短缺,就明显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在经历了一轮金融危机“寒潮”之后,经济开始普遍回暖,这进一步验证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的各项举措的确取得了较大成效,整个沿海地区外贸出口增长开始由负转正,外部市场需求被进一步激活。与此同时,去年末和今年初,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被纷纷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各区域均存在加快发展的内在动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都存在亟待开发的需要,并通过进一步引导劳动力市场和加强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措施,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可以不离土就地就业、创业和致富,无疑,这也是喜人的景象。

昭示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

珠三角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已经发生过多次,但这一次的“用工荒”现象显得与往不同。从用工行业结构看,除了像电子电器、玩具、制鞋、五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缺口依然比较大之外,比较明显的是,在制造业深度加工、现代服务业和区域经济繁荣带动的传统服务业内,用工缺口呈上升趋势。像东莞数控编程、工模具师傅、电工、焊工等技术工人目前缺口不下3万人。物流、装配、餐饮服务管理人才进一步短缺。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这是一种非常喜人的局面。我们应该看到,全球经济目前虽然经过各国政府的“电激式疗法”逐步走出经济低谷,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复苏,在今后三至五年甚至更长的经济上升周期中,国际经济环境将使各国就业压力不会很快缓解,各层次的贸易保护措施必然不断加剧。从目前中美贸易争端和与我国发展同级别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新出现的贸易纠纷看,就可以说明一些迹象了。所以,在这种情势下,短暂的经济复苏并不会让我国依赖加工制造为主导的外贸出口形势再重新回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十多年的辉煌时期。因此,对沿海地区来说,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以产业升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形成的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将更多的是吸纳和培养高端的、现代服务型人才。而这次“用工荒”就是一次对“技工荒”的呼唤,逼迫我们更加重视因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在用工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为“城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摆在了显著地位,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镇户籍制度,让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而要推进城镇化,就需要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中小企业,使沿海地区的“企业热”向内地转移。

为什么会在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内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改善,许多农民工愿意在本地创业、就业。四川达州农民工刘小川分析今年很多农民工愿意留在本地就业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是内地企业的待遇在不断提高,他说:“以达州为例,当地企业的工资待遇与沿海一些制造类企业(高科技企业除外)相比,工资标准基本持平。其中有的工种待遇可能比沿海企业还要高。”刘小川说,之前在深圳一个做手机弹片、簧片、笔记本电脑屏蔽罩等配件的高科技企业打工,那里一般的操作工人月工资水平也就在1100―1200元之间。而在达州,一般操作工人的工资肯定在此之上,有的操作工种的工资达到了3000元/月。其他内地省份也一样。例如安徽省,由于在优惠政策的扶持下,2009年全省有2.2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共创办各类经济实体或企业1.1万个,带动近17.2万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实现转移就业。内地、中西部的农民在自己家门口创业、就业,对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城镇化”将注入无穷活力。未来五年到十年,也就是围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大目标,其着眼点将是城市化进程在中西部地区全面加速,特别是“十二五”时期,我国中西部地区必须在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同时,着力加快城镇化进程,社会劳动力布局将更多地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加以吸收和消化。城镇化的本意就是减少人口大规模的迁移,以最终消除国内经济的发展失衡状态来获得内需空间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我们要说,当内地、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都能在自己家门口红红火火办企业之时,就是这个地区“城镇化”加快实现之日。

倒逼失衡的劳资关系调整

在今年的两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要让人民过有尊严的生活,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缩小收入差距。在这次两会期间,网上调查显示,网民最关注的也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要缩小收入差距,重点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近几年来,公务员、军人的工资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那些城市务工者、边缘行业职工、中西部普通居民等弱势群体的收入,却依然徘徊在低水平上。

事实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并不是什么新话题。许多年来,中国媒体、相关人士一直在呼吁,但收效甚微。这说明尽管提高劳动所得是民心所向,但真正落实还有难度。很多地方虽然有工资、福利和待遇的规定,但往往是那些最低收入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欠薪、随意扣薪、不按《劳动法》付酬、免费加班,以及不按照要求推行集体工资谈判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一方面需要政府的相关政策来抑制,另一方面也需要一种客观情势来改变。这次的“用工荒”就形成了一种倒逼情势,倒逼各地、各企业、各部门调整失衡的劳资关系,提高对民工的待遇和收入水平。

据不少媒体报道,在“民工荒”的倒逼下,珠三角等沿海企业开始对农民工提薪或提高其他方面的待遇。

从今年2月1日起,江苏省各地以超过12%的增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与此同时,上海、北京、浙江等省(市)也表示将在2010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对此,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表示,如果仅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象征性上调,现实作用将十分有限。因为按照该标准,只能满足民工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他说,农民工在一个地方的工作还隐藏着如社会治安、人际关系、社会风气等许多隐性成本,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因素日益重要。

现年33岁的东是江西省余干县黄金埠镇人。据他介绍,10多年来,他在珠三角先后换了三家工厂,几乎每次都是因为工资原因而跳槽。元旦期间,东因事去了一趟浙江省宁波市,顺便考察了一下当地包装企业,发现这里的工资明显要高于珠三角地区,而且当地政府和企业对农民工的关爱也比珠三角地区强。

“其实,离开珠三角,也不完全是因为工资。”东告诉记者,在东莞,他也算是做到了公司管理层,但除了工资外,公司从来没有给他上社保。而宁波市就不同,只要民工同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后,不但公司给予交纳社保等各种保险,当地政府还推出了积分落户办法;只要符合条件,他还可以申请在当地落户。

对此,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胜隽2月2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劳动力的高流动性与当前用工制度有关。长期以来,一些管理部门和企业习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视为“短工”,而不纳入劳动力市场范畴,这充分暴露了劳动力市场发展中的不足。

杨胜隽认为,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除去价格优势,还应对劳动者进行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发展后劲,从而进行科学调节,避免裁员和招工过于短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