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民间神祠信仰的塑成范式

[摘 要]两宋时期是中国民间宗教与一般意义民众信仰建立塑形的关键时期。宋代所记录的民间信仰事件与民间神灵、祭祀场所的出现都冠绝于历代。在政治经济条件的改换下，民间神祠受同时受到来自士人精英文化与新兴起的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二者所带来的压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俗与宗教格局。本文试以城隍神信仰为例，分析传统儒道思想与新兴文化对宋代民间神祠信仰模式的牵制与塑造作用。

[关键词]城隍神；宋代；民间信仰；神祠

在古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民间神祠作为普通百姓接触、了解宗教，寻求超验世界精神慰藉的信仰系统，在传统民间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依托于知识认识水平较弱的底层民众而存在，与以“儒释道”思想为主体的士人精英信仰形成了既对立又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而民间神祠信仰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又在不同时期产生了形制复杂的变化。在宋代，物质生产与社会精神思想都产生了深刻更迭，尤其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开始彰显其话语权，与士大夫为主体的传统精英阶层展开了不同层面的撞击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民间神祠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所涵射的思想内涵都产生了强烈变化。

“城隍”一词始见于《周易.泰卦》“爻辞”：“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意为护城之河。而城隍神作为守护地方的神明最早见于正史中是在《北齐书.慕容俨传》：“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爷，公私每有祈祷”。至唐代城隍信仰已经大盛，祭祀城隍已经成为部分地区不可或缺的日常节庆。著名文士如韩愈、张说、李商隐都曾为城隍之祭著文。李商隐《为安平公兖州祭城隍神文》中写到“神受命上玄，受职斯土，拥长云之磊，提却月之营。主张灵威，弹压氛侵”[1]，可见城隍守土安邦、镇压灾变的职责已经深入人心。

进入北宋之后，随着宋太祖对城隍祠祀的大力推崇，官方话语力量和时代的新需求开始加入城隍信仰的形式与内涵当中，逐渐构建起了后世一般心理认同中的城隍神形象。

一、纳入祀典与封赐额赏

李阳冰《缙云县城隍神记》载“城隍神，祀典所无，唯吴越有之，风俗水旱疾疫必祷焉”[2]，可见在唐代城隍神尚不加入朝廷拟定的祭祀神灵名单。繁荣的城隍祭祀也就成为了地方行为与民间行为，缺少信仰形态广泛推行所需要的官方话语。

进入宋代之后，在权力机构的需求与各地方士绅的运作下。城隍神开始逐步进入各级国家法定神祀名单，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形式即是纳入祀典与封赐额赏。而两者又有不同，入祀典者由朝廷主持，永录于典记，不可更改。祀典中神主要以祭祀社稷为主要职能。而封赐主要由地方官吏、乡绅向朝廷申请，以有无灵应为准绳，加神祇以庙额、封爵。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谈到有宋一代之城隍时说“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临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3]。可见城隍神封赐之多与城隍信仰发展之快。

建隆元年，宋太祖亲祀城隍神，“六月，太祖平泽潞，仍祀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4]。至此祭祀城隍成为朝廷地方并需进行的官方仪礼，而城隍神也开始纳入朝廷祀典之中。进入祀典名录之后的城隍神，必须由官方春秋两祭，修葺庙宇。而祀典中的祭祀活动也开始与民间祭祀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脱离。

最早的封赐城隍神出现于晚唐，唐昭宗光华元年敕封华州城隍为济安侯[5]。至宋代开始大量敕封各地城隍，其中男神封爵有公、侯、王，女神封爵有夫人、妃，亦或者颁赐庙额。赐额与封爵往往不同时，但据赵与时了解“以近闻见所及考之：庙额、封爵具者，唯临安府”[6]。伴随着赐封朝廷又有众多赏赐，如《宋史.礼志》载：“岳渎城隍，封赐之多，不可尽录云”[7]。

对民间神祇的册封与正名，宋代之多冠绝历朝。相伴而生的是对淫祠淫祀的严厉打击，这两者均为前代所未见。雷闻认为“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全国通祀者…第二个层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规定的祠祀…第三个层次是由州县官府判断为淫祠者”[8]，而进入宋代之后，官方针对固有的三种民间祠祀做出了符合通知需要的更改。即将地方祠祀同化入国家礼典通祀之中，于此同时尽力消灭淫祠的存在。达到民间信仰统一于国家仪礼与官府政令之下的效果，并最终完成了儒教正统观念对民间祠祀某种同化。譬如《夷坚志》中“城隍门客”一则，郭九德问陈尧道：“君既为城隍门客，当知吾乡今岁秋举与来春登科人姓名”[9]，已经将主管居岁平安的城隍神和以儒者为尊的科举考试合而为一。

二、城市中心化与商业活动的兴起

关于城隍神以及相类似信仰的资料最早可见于三国时期，但直至唐代，城隍信仰的流行还主要集中于吴越地区。宋初还只有极少数北方修建城隍庙的记载。随着汴梁等北方大城市的兴起以及运河交通的便利，城隍信仰也逐步实现了向全国扩散的过程。陆游曾感慨城隍神祠之盛，“自唐以来，郡县多祭城隍，至今世尤谨。守令谒见，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禳从事，独城隍而已”[10]。

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代城市生活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城市人口密集程度大大加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述汴梁繁华，至于“举目则青楼画阁.繍戸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膨胀式的繁荣导致了底层民众对于城市内部稳定的强烈期许，的而城隍作为守城之主，地位也相应得到了提升。自上古时期已经产生的土地神，或称灶神，由于社会生活中心逐渐由农村迁移至城市，在地位上甚至沦为了后起的城隍神的下属。如《夷坚志》“孝义坊土地”一则记载“城隍王始轩坐，黄衣卒从外领七八人至庭下…尔辈各位一坊土地神，那得稽缓”[11]。

城市中心化的展开导致了城隍神的地位与所在城市的重要性成正比。赵与时记载中，封爵最高的两处城隍神即为被封为“佑圣王”的汴梁灵护庙城隍与被封为“显正康济王”的临安永固庙城隍。另一方面，宋代城市的形成，也致使早先镇守水土的土地神信仰向新兴的执掌城邦的城隍神信仰过度，有“土地之称转而为城隍矣”的记载[12]。

商业经济的发达与商人阶层地位的提升，也在另一个层面催生了民间神祠信仰的转化。一方面商业的兴盛导致了更多普通民众能够支付所需的开支，而传统商业的无保障与不稳定性也加剧了商人对于神灵信仰的需要。唐代时期城隍神的主要职能是守护城镇免受水火灾害兼有沟通（下转第213页）（上接第210页）阴阳两界的职责。而至宋代，普通民众万事万物皆求城隍，城隍神俨然以一城之主的形象出现。而且城隍神求财保财的职能得到了前所未见的发展。这并不是独立的现象，宋代民间神祠信仰普遍产生或渗入了经济因素。甚至出现了“钱王庙”这种只为求财的祠神[13]。正如韩明士论述的“在宋代，商业化能轻而易举的支持文化模式，或者从中获得支持，虽然文化模式的丰富内涵与商业无关”[14]。

以城隍信仰为代表的民间神祠在宋代受到社会经济层面的制约与改造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烈。这显然与宋代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有关。经济进程的主体开始由士大夫阶层转向市民阶层，尽管普通民众在众多政治文化领域尚未掌握话语权，但与其自身息息相关的民间信仰层面，在这一时期已经展现出了深刻的改变。

三、结语

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与作为大众文化的小传统，存在着相互交流和相互独立的关系”[15]。民间神祠信仰作为大众文化圈中重要的一环，深刻反映着下层世界思想史的真实面貌。但是民间信仰的发生与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经历过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以城隍神信仰为例，宋代开始城隍信仰经由官方权力被注入了儒教思想中的“正统、礼制”观念，从而脱离了传统民间神祠系统中山狐野鬼的原始面貌。但另一方面，民间力量作为经济体质变革的主导者，其生存期许也直接的显露于民众与神灵的沟通之中，城隍开始成为为市民服务的神祇。

在宋代这一变革性的特殊时期，民间神祠信仰因为其易受改变与操纵的特性，一方面体现着传统儒家思想对底层文化的渗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底层文化自身的生长。宋代民间信仰话语的争夺，既展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趋离的方向，同时也蕴含了两者相互妥协的新特性。至于为何是在宋代，又有哪些因素构成了一般思想史意义上的“宋代”，则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商隐.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41.

[2][5]王昶，金石萃，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655，1554.

[3][6][12]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6，49，71.

[4]宋史.礼志，卷51.中华书局，1977：986.

[5]王昶，金石萃，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655.

[7]宋史.礼记，卷120.中华书局，1977：2497.

[8]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历史研究，2005（2）.

[9]洪迈.夷坚志：景卷六.中华书局，2006：1102.

[10]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41.

[11]洪迈.夷坚志：景卷五.中华书局，2006：1071.

[13]洪迈.夷坚志：支卷三.中华书局，2006：1218.

[14]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44.

[15]余英时.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