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影像记忆

我是1970年由所在公社推荐到辉县电影队工作的。推荐的缘由是我的钢板字刻写得好。上班前一天我还在生产队的麦场上干着农村最重、最累的体力活“脱坯”，光着脚丫子，站在泥水里，身上脸上全是泥……

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很幸运，在电影放映队呆了一年多时间就转入文化馆从事摄影工作，从此与摄影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学习摄影，首先学习暗房技术。在王世龙、周振华老师指导下，学习配药、冲胶卷、洗放照片，并经常跟着他们到拍摄现场学习。有时还陪同新闻记者下乡采访。我从朋友那儿借来一部前苏联产的基辅135相机，又从拍电影的摄影师那儿找了些盘装的黑白电影胶片，便开始了自己的摄影初学阶段。

我踏踏实实地学习暗室操作的每一项技术。对显影液的配比、显影时间的控制、照片放大的密度以及反差和层次反复试验。在暗室，我每天工作到深夜，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暗红色的灯光下，看着相纸在显影液里慢慢显出影像，真是一种快乐。我白天一边操作相机，一边记录每一张拍摄的数据，包括时间、地点、光线角度、光圈与快门速度，待冲洗后逐张对照。在当时没有测光表的情况下，这对练就准确曝光的基本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辉县当时的“学大寨”艰苦创业，在全国影响越来越大，相应的摄影宣传工作也越来越多，单位为我配备了一台海鸥120双镜头相机，拿着这台相机我开始奔波于各个水利、交通建设工地和各种社会活动。几年里，我的相机不停地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场景，至今工地上那些憨实、朴拙的面孔还历历在目。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最为辛劳的时期，同时也是一段永难忘却的记忆。

那些时日，为了拍摄的需要，我经常爬烟囱、登楼梯、上树，有时还带着梯子拍摄大场面。由于年轻，由于对拍摄的痴迷，从不顾及劳累，可谓干劲十足。

70年代后期，我也经常到山里去拍摄一些太行山人生产、生活方面的图片。山里交通虽然略有好转，但多数偏远山村几乎与世隔绝，村民几乎一辈子没有下过山。辉县山区许多地方的山上、山腰、山下都有村庄，却因峭壁阻断不能直接往来，动辄要绕几十里的山路，有的地方根本无路下山，人或家畜摔下悬崖的事情时有发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让太行山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生产、生活状况发生了大的变化，他们用汗水争取粮食的丰收并享受丰收的喜悦，一串串金黄的玉米挂满庭院和大树的枝杈，他们从山上采回山楂、核桃、柿子等，成片成片的红红的山楂铺在崖上、路旁、石头房顶，成为南太行标志性的风情景观。我每每陶醉于太行山民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拍摄了大量照片。

70年代，报纸、刊物上发表的图片大部分都是摆拍的。那时候我们也想不出新花样，就跟着报纸、刊物学。记得在一座水库大坝建设即将竣工的时候，七八家新闻单位去现场拍照。大家都在同一个角度，由领导统一指挥拍摄。其间反复拍摄多次，直到满意为止。一些大的山体爆破，几百吨炸药填好，在爆破之前，也要通知新闻单位和电影厂，让他们把场面拍摄下来。有时候，我们下去拍照片，为了制造一定的气氛，会将写好的标语贴在工地某个位置，组织人员站在标语前拍摄。当时对“批判会”、“学习会”、“规划蓝图会”之类题材都进行摆拍。

为了学习摆拍，我大量阅读报纸和刊物图片，将一些过期的报纸和刊物图片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作范例。在现场对号入座，按图索骥。当时流行的“半圆型”构图成为我拍摄中景画面使用得最多的表现形式，用光上也尽量使用侧逆光。采用这些方法拍了很多年，现在回想起来，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像和精彩瞬间，难免让人痛心疾首。

但是也有些特定环境是不允许摆拍的。比如，民兵训练的大部分图片，都是现场抓拍的。省军区首长来辉县检查民兵工作不允许摆样子，我们只能根据地形，选择拍摄角度，随机应变适时抓拍。现在来看这些图片真实、生动，比那些指手画脚拍出来的东西精彩、耐看。

光阴荏苒，当我翻开这一张张尘封已久的图片，当年拍摄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那特殊的年月里，平凡的太行山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对太行山纯朴的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至今我依然跋涉在太行的山山水水，镜头一直聚焦在太行的村村寨寨。

这些影像虽然是70年代中国农村的一个局部写真，但它呈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和文化形态，是一段值得记忆和品味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