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中国模式”

中国以优异的经济表现让国人振奋，也让外人刮目相看。近来，国内外都出现了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也有一些学者忠告说，不应头脑发热，中国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言下之意是，谈论“中国模式”还早，笔者以为，在任何时候谈论“中国模式”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对内对外都有误导，因为这种论辩方式本身就有悖于中国的文化背景。

讨论“中国模式”的最大弊病在话语权。“宏观”与“微观”，“市场”与“计划”，“现代化进程”等等，谈论模式的一套概念都来自西方。“模式”(model)本来就是个外来语，有两个含义：一是其内在规律已经确定：二是为他人之楷模和模仿的对象。

西人喜谈模式，以西方中心论为支撑。基督教神学包含着本体论和目的论，在全能的上帝主宰之下，任何事物必然有内在的规律。西方发展模式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既然这个模式代表全人类的发展方向，并且基于西方独有的“自由和民主”，所有其他的模式都不可能成功。以己为至善，必以彼为邪恶。我们讨论“中国模式”，目的似乎是要说明发展道路的多元性，但在西方传统“二元论”的语境之下如何能够立足?

中国人不信模式，但习惯论道。中国既没有本体论也没有目的论，本体论也称“是”论。探讨终极概念。目的论引向世界末日和耶稣的再次降临，中国传统讨论的是“道在何方”，而不是笛卡儿的“这是什么”。道有大小之分，但无善恶之辨。所以中国人对任何发展道路都持虚心和宽容的态度。“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拉美皮诺切特模式”、“欧洲社会民主模式”、“美国模式”都有可借鉴之处。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的是大道，但“道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不会出现，因为它只能靠日常生活中的小道加以体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可道之“道”不是“常道”。

中国人也没有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习惯，因为我们不相信末日孔子曾感慨“逝者如斯夫”，历史的长河不会干涸，历史的终结也不会到来。各国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是设计自身发展道路的基础。同西欧封建制相比，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为政思路更加合理，对统治者的影响更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传统体制很完美。中国人没有古希腊那种追求终极完美的心态。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即使对他十分向往的西周，他也没有说它完美，任何政治体制的优劣不在固定的形式，而在历史过程中。好的政治体制也有变坏的可能。从西周的辉煌到春秋的“礼崩乐坏”，孔子深知历史演变的不确定性，所以孔子“从周”，是要以史为鉴，而不是回到西周。任何国家治理的方法都有时间、地点和文化环境的限制。

中国传统的为政思路是动态的，“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不可能被任何固定的模式来加以解释或改变。可以说，中国无模式恰恰是其发展道路的最大亮点。改革开放之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和“猫论”反而是得了传统思想的真味。

传统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历史的长视野中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长期领先，拥有外贸顺差和巨额硬通货的积累。即使到了1830年代，中国经济仍占全球GDP的30％：而今，我们只有6％。可见，我们既不能完全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轨迹来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秘密，也不能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破译所谓“中国模式”。

在“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中国文化的复苏。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将无从突破“现代化理论”的桎梏，更无法“顿悟”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由于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摧残，整理和总结中国经验的工作只能说是刚刚开始，我们对几千年的发展道路还没有资格去总结和表述。可以确定的只是，中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制造出一个“中国模式”，至于西方学者的诸多议论，我们实在不必过于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