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5 06:42:28
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就在这一年，日本著名企业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进入中国，由此开启了迄今长达40年的中日经贸合作。
2011年10月19日，已经成为日本驻中国大使的伊藤忠商事前总裁丹羽宇一郎，在清华大学讲演“未来中国经济”时慨叹：经济意味着变化，日中向来“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在风云变幻、暗流涌动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和日本始终在找寻自己的位置。两国企业你来我往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是日本贸易立国的镜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也是在竞争与合作中两国关系起伏不断的写照。
日企在中国的中介经纪人
1985年，日美等五国的《广场协定》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生产成本攀升，产品竞争力下降。依赖出口的日本制造业掀起了海外投资风潮。10年间，近80%的工厂迁往生产成本低廉的中国及东南亚地区。
“日本企业进入中国是一种机缘。重视中国市场是我们（伊藤忠）的传统。”2011年10月9日，伊藤忠商事新任东亚区总裁小关秀一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将思绪拉回到30年前。 目前，伊藤忠在中国投资累计达150亿人民币，持有中国30家大型综合企业25%到30%不等的股份。
1979年，大学刚毕业的小关秀一，加入了伊藤忠开拓中国市场的团队。第一次向中国贸易“商人”交涉质量问题以期获得赔偿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对方的一句反问：“中国报纸也可以报道‘伊藤忠认为中国产品有问题’吗？”
“不了解市场的日本企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失败。”由于伊藤忠早期在中国从事的粮油、石化、纺织品等行业的贸易活动只能由三家进出口总公司受理，对这些“总公司半官半商”的特性尚不了解的小关秀一，担心会引来中方对伊藤忠“政治立场”的质疑，只好放弃了索赔的念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伊藤忠商事逐步融入中国经济的各处经络。利用上游原料进口、中游加工生产、下游产品出口等三级市场上编织起的垂直流通网络，这家率先在中国经营特许外贸的公司，成为“日企在中国的中介经纪人”。
就这样，伊藤忠凭借在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区域，包括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台北在内的23个大型城市中的地区总部及事务所，为日企投资提供项目策划和商用信息情报。目前，伊藤忠旗下66个事业部门，在能源、物流、矿产、日常消费等21类国际市场上，掌控2万到3万种生活生产必需品交易。
而在1990年代，依靠日本商社从欧美市场接揽下的源源不断的订单，中国纺织业的民营企业家书写了“8亿衬衫换波音”的代工神话。借助“三国贸易”，在欧美日抢占国际品牌市场的同时，“中国制造”也迅速“名扬海外”。
日本全球资源战略急先锋
据本刊统计，以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住友及丸红等为首的日本大型综合商社总注册资产30551.1亿日元，销售额1298661亿日元，分支机构808个，员工26万，其中设立在71个国家的711间海外事务所，覆盖全球十大贸易区。
这些控制日本国内外各个行业进出口贸易活动、占日本GDP总量20%以上的综合商社，并非一般的贸易公司，伊藤忠前社长丹羽宇一郎称其为“战略性的企业集团”。
自明治维新伊始，日本铁矿石进口量就达到80%。至战后重建时，对外依存度已是100%。资源匮乏带来的巨大工业压力，以及外国资源控制引发的“国运危机感”，促使日本综合商社走出一条高效稳健的资源开发道路。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主任马淑萍告诉记者，日本综合商社设立之初的一大主要任务，就是以“开发进口”模式向资源匮乏的日本长期稳定地输入钢铁工业发展所需的铁矿石。通常情况下，日本政府以ODA项目疏通多边经贸关系;制造行业研发各类开发技术;担当流通任务的日本商社同资源国企业展开谈判，完成工业原料进口。
另一方面，“开发”模式与“进口”模式相辅相成。综合商社通常联合新日铁等钢铁公司，持有多个主要资源出口国的多家开发公司极少量股份，或者成立项目子公司。通过参股但不控股的方式，日方不干预管理，从而避免激起资源国敏感的民族情绪。而日本则在海外获得了长期稳定的资源商权。
这种模式很快被复制到商社经营的其他行业。在中国，1980年代，日本三菱商事代表新日铁等日企，同宝钢、鞍钢以及三峡大坝等国家重点项目企业谈判时，利用极少参股，取得信任，获取商权，在为中方重化工和基础建设行业提供急需的生产建设技术与资金的同时，成功完成了日本海外电力建设布局。得益于日本长期奉行的全球资源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商社的主要盈利项目集中在金属能源部门。以伊藤忠商事为例，其季度金属能源收益最高达1147亿日元，占到全部贸易收益的68%。
拓展“中国+X”模式分担风险
经过十年积累，日本对外经济策略悄然发生改变。面对资源投资带来的高回报，以及原料供应市场的不稳定，以三菱、三井为代表的综合商社开始远离“进口开发”模式，逐步控股，参与管理。
今年4月，伊藤忠原中国区整合韩国、台湾地区、乌兰巴托，改组为伊藤忠东亚区，形成企业版的“中国+3”模式。小关秀一解释说：“中国已由出口型转向资源消费型市场。目前对外蒙古的煤炭进口中，中国第一，日本第二。而已经饱和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市场也需要向中国地区转移投入。新东亚区的形成有利于以中国市场为核心，促进周边国家共同繁荣。”
目前，伊藤忠在中国投资累计达150亿人民币，持有包括中信投资、宁波杉杉、山东如意等在内的中国30家大型综合企业25%到30%不等的股份。但比较而言，伊藤忠今年的全球投资额度达400亿元，中国地区投资不到40亿元，不足1/10。小关秀一强调，伊藤忠更关注地域与行业风险分摊，控制资源投资比例。“石油煤炭等由国家控制的资源，风险大，基本不投资，主要投资风险小的食品、饮料、服装等消费行业。”
与此同时，日本丸红综合商社已在山西、湖北、台湾等地经营4家大型发电项目，总投入28.7亿美元。另据一名日本驻华事务官证实，全程参与中国三峡大坝开发的三菱，近期与中方谈判进展不利。
中企建立“日本商社式经营模式”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日本始终活跃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国别区分，日本是对华经济援助款项最多的国家，并且借助贸易顺差环流计划和官方开发援助（ODA）项目，大量资金回流注入中国市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解决了中国工业发展技术与资金不足的瓶颈问题。
进入21世纪，在经历了被小关秀一称之为“中国整理国企的90年代”后，中国经济再次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重组后的国企成为“优势资源集中的大型综合企业”，也更渴望建立“日本商社式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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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刊初步统计，参与中国国家经济政策研究项目的日本政府及企业下属的各类研究所至少有6所，其中以野村研究所和三菱研究所最具代表性。在企业经营层面，包括中信、中粮、宝钢以及三峡大坝等均同日本综合商事及其关联企业保持诸如参股、项目合资、官员研修互访等各种层面的合作关系。
此外，伊藤忠前总裁丹羽字一郎在就任驻华大使前，曾先后担任江苏省经济（科技）顾问、北京市市长顾问、吉林省经济顾问等职。而小关秀一则同中国众多国营民营企业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他看来，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利用市场开放，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1997年上市以后，扩大经营成为这些企业的首要目标。
“我理解他们的心境。”小关说，“他们是纯粹的商人，渴望利润与海外市场。现在他们开始担心，过去15年成功了，将来15年怎么办？”据他观察，这种普遍存在的焦虑，是中国企业的特点所致：“没有二把手、三把手。老板习惯说话，下属习惯听话。”
当谈到中国能否培养综合商社时，小关秀一则意味深长地表示：“综合商社只生在日本。”但他希望中国能培养起“杉杉流的贸易公司”。
对中粮集团等国有企业效仿“综合商社”继续集中资源优势的做法，马淑萍则表示担忧。她认为，资源集中只是综合商社的一个经营表象，过度集中资源的大型国有企业将不利于中小型企业的生存。而日本的综合商社的精髓，是作为日本产业经济的链条，带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在中日企业不断融合之际，迫于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及国际上“中国”的影响，在日本政府逐步停力对华ODA项目的同时，日本国内舆论也掀起了“制造业回归”的呼声。10月中旬，日本媒体频频曝光日本政府及商业机构频遭网络袭击。“保留黑盒技术与核心技术”的呼声在日本经济重建时越来越响亮。围绕竞争与合作的零和思想在不断升温。
已由成功企业家成为日本驻华第一外交官的丹羽宇一郎则重申，变革必然伴随着痛苦。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就不会成功。无论企业还是政府，无论日本还是中国，没有明确目的的改革，都将令人深感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