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希望之灯:灾后危机干预和心理重建

每一个经历了磨难的人都是英雄

从四川地震灾区传来的消息，不知道牵动着多少人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震感，这多少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和灾区人们的感受更贴近一些。捐款和捐物的人们越来越多。危难时机，才能显示出中国人的凝聚力。

我们没有灾区人们的经历，就永远无法体会到他们内心的创伤。他们需要的不是陌生人的关心，而是重新建设生活的信心。他们也不需要在镜头和话筒前被迫讲述自己的悲痛，他们需要的不是记忆，而是忘记。事实上，在所有关于灾区的报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灾区的人们在危难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和毅力，他们在求生中表现出来的意志和对生活的渴望，他们的友爱和互助，他们的奉献，甚至是牺牲。

一位小女孩在被救出的时候，还在废墟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她说：“我又冷又饿，只能靠看书缓解心中的害怕!”

一位中学老师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生，四个学生都活了，他却献出了生命。

一个初三的男孩，用手在废墟中刨了4个小时，救出了同班的女生。送到医院之后，女孩子对医生说：“大夫，你千万不要给我截肢，我还要养活父母呢。”

一个妈妈抱着自己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蜷缩在废墟中，等被救援人员发现的时候，女婴仍然吮吸着妈妈的，但是她的妈妈已经失去了呼吸。

一个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送她去太平间。他不能让自己的妻子被遗弃在瓦砾之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

每一个经历过磨难的人都是英雄，而不是等待别人怜悯的难民。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求生的欲望才能被激发起来，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顽强意志才能被激发出来，人性中美好和伟大的一面，才能被点燃起来。在这些经历了磨难，并奇迹般生存下来的人们面前，我回头去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看到的是自己的苍白和无聊。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灾情之后肆虐的，不仅仅是侵害身体的疾病，而且会是伤害精神的疾病。最危难的关头过去之后，伴随着灾区人们的，将是长久的孤单、悲痛、恐惧、麻木、灰心、自卑，甚至是绝望。重建生活的难度，比救灾的难度要大十倍、百倍。士兵们在战场上毫无惧色，但是在退伍军人养老院中却会自暴自弃。其实，点燃新生的火种，已经在灾难之中被激发。我衷心地希望那些经历了磨难的英雄们，能够呵护重建生活的火种，能够自强不息，健康地成长，快乐地成长。

心理重建和家园重建同等重要

第二天一早即将飞赴成都，此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石林正在办公室整理各种资料，做着临行前的准备。2008年5月16日下午，天空阴沉，石林心中隐隐有一丝担心一一现场情况复杂，最怕自己“用不上劲儿”。她在前一天下午刚刚得到消息，李连杰的“壹基金”将组织相关人员奔赴四川进行援助，希望北师大心理学院的专家给予支持。50多岁的石林和另外三位老师当即作出随行的决定。

尽管有着多年的心理教学和咨询经历，石林教授仍感到如履薄冰，“我也是第一次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抱着探索、学习的态度。我们需要实地了解灾区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反应，需要哪方面的帮助。”

汶川地震发生后，北师大心理学院就开始着手心理干预工作，主要面对在校学生。“不少学生家在灾区，他们的心理也会受到影响，有一个学生自从得知家乡地震后就一直无法入睡。我们昨天下午组织了一个团体活动，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课程，有一定效果。”石林教授说。

“大灾难不光是对财产和生命造成损失，灾难中的一些幸存者亲眼目睹了亲人的死亡和各种悲惨景象，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创伤，表现为焦虑、担心、恐慌等，有人甚至会出现身体上的症状，像失眠、疼痛。”

石林教授介绍，灾后出现这些症状是正常的，通过心理工作人员的危机干预和自我调节基本上可以康复。但是如果延续时间达到6个月，就会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失去安全感、控制感，对社会公平失去信任，觉得世界不可预测。这是一种创伤后的心理失衡状态，需要进一步专业治疗。

危机干预工作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出安排，主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让灾民们正视自己的悲伤，面对并接受现实，避免过分压抑正常情绪而导致的心理问题。第二，动员灾民帮助他人，转移他们对于悲伤的过度关注。第三，帮助灾民得到最新的消息，确保他们按照指示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第四，通过一些思考或纪念活动，给他们一个可以发泄的“出口”，以便用健康的方式释放情绪。

提高公众对危机干预的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的重建跟家园的重建同等重要，可以通过科学普及、教育让大众了解相关知识。目前，教育部规划在中小学建立危机干预机制，我们这些心理工作者会参与其中，进行课程设计和人员培训。”

至于需要多久才能使灾民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石林教授说，这跟灾后家园重建的进展密不可分，另外，心理创伤根据受灾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还得考虑个体差异因素，因此无法预测。面对不同年龄、不同状况的灾民，危机干预工作的开展将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工作人员用大量的耐心和爱心去完成。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灾后心理重建方面做得很强，像美国‘9・11’事件后就有大量的心理工作者进行干预，这都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灾后心理干预专业队伍有待进一步扩大，相关机制有待完善。”

面对灾难，最先赶到现场的人员一般有三类：救援人员、记者和心理工作者。作为心理专家，石林教授义不容辞地前往第一线，而在临行前匆忙的几个小时中还特意抽出时间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她说：“这也是一种普及。”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她的态度始终谦虚而严谨。

青少年儿童是高危人群

中科院心理学博士王颖向记者介绍，这次汶川地震中，很多青少年和儿童遭受到重大创伤：痛失亲人、身体致残、心灵受损。青少年和儿童正处于人格建立的关键时期，地震灾害对他们影响深重，他们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危人群。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很可能形成强烈持久的症状，严重干扰正常生活。

“尤其是儿童，因为表达能力的限制，他们常常不能详细描述自己的感受，容易受到忽略。但我们可以从临床症状上来判断，比如有的孩子时常从噩梦中惊醒，经常感到恐惧；有的孩子表现为‘退形’，即心理状态倒退，依赖性增强；或者性格改变，易激惹、愤怒等。这些行为和症状都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对于青少年和儿童的危机干预，王颖建议先从家长和老师人手，“他们是离孩子最近的人，首先自己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将正确的方法传递给孩子。基本原则遵循三步：一、协助孩子重建原有的控制感和安全感；二、悼念过去画上句号；三、回归日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