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行动 第2期

2月1日，题为《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文件的，意味着进入新世纪后，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9个以指导“三农”工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正式出炉。此次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把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首次对农业科技进行全面部署，堪称一大亮点。

科技是动力

从此前的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到如今的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历次中央一号文件都将未来的工作规划在一个明确主题之下。今年的农业科技主题涵盖了包括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力、加强教育科技培训以及提高市场流通效率等在内的6个方面。

在现阶段提倡农业科技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做出了解释，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大多属于跟踪模仿，低水平重复式不少，鲜见重大成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至35%，而发达国家已达到70%至80%。究其原因，体制因素是主要根源。另外，作为科技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产、学、研却没有实现良好的融合与转化，如何让这三部分形成合力也是一个巨大难题。只有通过科技体制创新，不断探索，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另外从农户和消费者的角度分析，国情决定了我国农户人均耕地面积较小的现实，如何提高有限空间的产出率，需要借助科技手段解决。与30年前的消费者相比，如今我国的消费者已经摆脱了解决最基本吃饭问题的诉求，转而希望能够提升吃饭品质，这无疑对农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如今提出的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应该说是正当时。

在我国，与农业科技相关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被称为科技源头的科研院所，在欧美国家，这个源头属于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涉农企业。其次是推广体系，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曾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机构改革的推进，县级以下的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技推广机构均被裁撤，人员转而自主谋生，很多公益性质的农技站已经变成了卖种子、饲料的小店，如今这个层次尚有待完善。最后就是能够有效接受科研成果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民是主体

广东省财科所所长黎旭东认为，要培养能够支撑起现代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投入，需要对他们普及基础教育、农业市场教育和农业科技教育等，这才是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的举措。对此，郑风田也直言，如今针对农民建立的培训教育体系依然有很大待填补的空间，他说农业部已经提出今年重点培训500万职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和科技示范户的计划，然而与5亿人口的农民总数相比，他们中能够真正从中受益的依旧是少数。

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农民收入也实现“八连快”。在看到这些可喜成果的同时，人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源源不断涌入城市，不禁表现出对农村无人种地的堪忧。郑风田曾在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考察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农村虽然建设得很漂亮，依然也是留不住年轻人，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在农村务农收入不高的因素。

是什么原因致使农民收入攀升节奏迟缓？目前中国大中城市的农产品供应，80%左右都要通过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这些市场基本上由企业投资经营，为了收回投资并获得利润，一方面他们竭力压低从农户那里收购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在产品流通环节收取高额费用，最终导致即使农产品在产地价格暴跌时，消费者依然难以在市场上感到价格松动。

经过多年投入与治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组织化程度低、产销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卖难”“买贵”现象突出。郑风田提出，如今的农民深陷新剪刀差困境，外出务工的收入和在家务农的收入差距大、种粮收入和非粮收入差距大，再有就是粮价上涨的速度追不上农资上涨的速度。卡在三重差距的夹缝中，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挫也是情理之中。

要解决这个问题，黎旭东的解药是，真正树立起把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意识，改变由公司或中间商收购、销售农产品的局面。因为处在这样环境中的农民是被盘剥的群体，他们被隔离在市场之外，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所以往往农业丰收的时候，他们却是增产不增收。要真正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要使农民真正在农业生产中有利可图，变生产性订单为市场性订单。简化中间环节，这也是中央和地方所倡导的农商对接的概念。“这种做法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既可以使农业金融进来，又可以增强农业生产的计划性，避免中间环节扰乱市场秩序，有效实现市场供需的平衡。”黎旭东说。

在我国一家农户平均不到10亩地，借助科技手段提高产量是手段之一，如何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提高农民收入，其中也需要政府的直接扶持。日韩也是人均耕地面积较低的两个国家，这点与我国情况相似，不过其粮食收购价格却是我国的数倍，郑风田直言，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资金是保障

今年的一号文件确定，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从2003年中央财政2千多亿元的“三农”支出，到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超过1万亿元。这块被分往“三农”的“蛋糕”已经愈来愈大。近年来河北、重庆已爆出不少套取国家财政补贴资金的恶性案件，于是人们开始关心，最基层的农民品尝到这“蛋糕”的滋味了吗？

据郑风田透露，他们经过在农村的实际调查也发现农民多次出现身份证被收买或者复印的现象。“如何真正让农民受益，杜绝跑、冒、滴、漏现象的出现已十分迫切。”

不少地区，华丽的纸面数据之下却是农村基础设施重复修建，质量和利用率得不到保障，造成资金滥用和浪费，如何加强涉农资金的监管和使用效率，郑风田建议引入两个机制，一是所有内容公开透明，建立数据库，供农民随时查看。再是行使一事一议，村里要做的项目需要全体村民投票，三分之二通过后方可上马，项目全程接受村民监督，避免村务工作“一言堂”式的由一两个人说了算。

创新资金投入方式被视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出路，“贷款难是农民生活贫困的核心原因之一。他们中有人试图创办或者正在经营中小企业，但是由于国家的金融体系由国有企业垄断，导致农村企业或者农民贷不到款，于是转而借助民间金融，规模越线就是非法集资，譬如时下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吴英案。其实几年前业界就已经在讨论农村金融如何破题，这不仅仅是为农业服务，更是一个事关公平问题的讨论。”郑风田说。

“目前在一些地区的涉农资金和政策很庞杂也是问题的成因，我们正在进行研究和梳理，希望能够摸清家底，究竟有多少专项资金，当初是由于什么目的而设立，如今投入了多少，哪些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这么做是因为部门掌握着资金的分配权，导致中央要做好‘三农’工作的决心最终被部门单位绑架，这是中国财政分配的格局，必须要打破。”黎旭东说。

日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已经公开向媒体表示，2012年，中央财政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强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管，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力度，坚决制止、严厉查处侵害农民利益和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违法违规问题，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和资金安全有效。同时将建立健全覆盖涉农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监管和绩效评价全过程的管理制度体系，深化涉农资金管理机制体制创新，加强涉农资金管理各项基础工作，努力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