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盗窃财产性利益的探讨

摘 要：在日常生活中，盗窃行为的发生相对来讲较为普遍，但是财产性利益盗窃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行为，对他人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需要遵循相应的法律，对这一行为作出针对性应对。

关键词：盗窃行为；财产性利益；肯定说；否定说

中图分类号：DF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51-03

在当下的法学界，主流观点并没有将财产性利益划归到盗窃行为的对象范畴中，但是这样的观点并不具备相应的理论作为基础支撑，与我国相关法律中的有关规定，也存在着本质上的背离。针对财产性利益进行有目的性的转移，无需受害者进行授权。从刑法的角度针对这项内容进行解释，需要保证处罚环节的平衡，并且明确将针对财产利益实施的盗窃行为，进行法律上的界定。

一、盗窃相关的问题意识

在新闻上经常出现为了吃饭不付钱，利用各种方式进行逃单的新闻[1]。这样的行为已经对商家利益构成了损害，如果涉及到的金额巨大，应该做出怎样的法学定性，并且如何通过正规的渠道进行程序上的处理呢？这是否已经完全构成财产犯罪，并触犯了刑法呢？

首先，这样的逃单行为并没有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诈骗罪[2]。这是因为在诈骗罪的构成元素中，应具备对事实内容进行虚构，或者对事实的真相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隐瞒，对受害人进行蒙蔽，从而对自身财务做出错误的处理方式。但是在以上情况中，人们并没有通过欺骗的方式进行逃单，没有促使服务员做出对菜单的错误决定，从这一角度来讲，相关人员的行为并没有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诈骗罪。但是还有观点认为，这种行为没有对餐费构成诈骗，但是对于所食用的酒食构成了诈骗行为[3]。在逃单行为的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初始目的便是心存不良，怀着欺骗的初衷进行就餐，在最终酒足饭饱的情况下，没有付出相应的费用，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但是这种观点很难让人绝对信服，其中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问题，即使相关人员心存不良，但是这仅仅作为一种想法存在心里，并没有通过具体行为表现出异常，因此在没有具体行为的情况下，并不能从法律的意义上对这一心理做出判断。

另外，对于构成盗窃罪的问题，需要展开系统讨论[4]。在盗窃罪的法律定义中，是通过相对和平的手段，对非自身的财务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破坏和占有[5]。在针对逃单行为进行系统分析的情况下发现，相关人员在酒足饭饱之后，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款项支付，并出现逃单行为，这就已经从某种形式上形成了对非自身财物的占有，从构成要件上来讲，已经具备了所有的盗窃罪构成要素。但是从更深层的角度进行分析，在餐馆或者酒店中进行饮食，可以从法律的层面上进行对酒食的盗窃行为定性吗？这种说法显然没有说服力。这是因为在餐馆或者酒店中，相关人员的就餐行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主人的许可，因此很难将这种行为定义成对于酒食的盗窃。但是却难以解释逃单行为受到谴责的本质原因，这种行为受到谴责的本质性原因，是因为在完成就餐行为之后，需要履行的相关义务行为并没有履行，并在这样的行为中获得了相应的既得利益。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与盗窃罪的法学定义大相径庭，很难构成刑事犯罪，更加难以进行刑事追究。

二、针对性批驳否定说

很多发达国家针对财产犯罪做出了明晰的划分，首先包括财产，另外就是财产性利益[6]。并且在相关的法律条文中，针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性质定义做出了细化明确的规定[7]。但是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中，并没有进行详细建设，很多概念在法律范畴内都十分的模糊不清，针对犯罪对象的定义更加模糊不清，针对财务的定义十分笼统，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详细分析。因此，在我国的法律系统中，针对财产性利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定性，并未将这一内容列为财产犯罪的对象，针对这一点在法学领域中形成了激烈的观点对峙。

在否定说观念中，在盗窃行为的实施对象中，并不能将财产性利益划归其中。我国著名法学教授刘明祥先生就秉持着这样的观点，从广义上对盗窃罪进行理解，在盗窃财物的概念中，应该将财产性利益划归其中，但是从法学性质上进行分析，财产性利益并不能够作为盗窃罪的实施对象存在。通过对刘教授相关著作的研读可以发现，针对相关的逃单行为，尽管从诈骗犯罪的角度进行定义存在着很大的不妥之处，但是也并不能将这种行为草率的定义为无罪行为。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相关人员的逃避行为与诈骗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是在非暴力的情况下以逃脱责任为最终目的，从行为本质上讲两者之间是暗合的。在刘教授的论述中，就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相矛盾，很难形成一以贯之的观点。

著名法学教授童伟华先生的观点中，同样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了盗窃对象的范围之外[8]。童教授认为，这样是以明确法律定性为最终目的，以此来避免出现执法人员处罚过激的情况出现。在童教授的观念中，盗窃对象应该是具体的事物，并不能将这一概念进行大而化之，这样会模糊概念，使相应的执法行为出现很大的随意性。《刑法》中的265条款明确规定，“将牟利作为最终目的，对他人通讯线路或者信息进行盗接，或者对相关的电信设备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使用或者复制”，尽管可以作出明确的盗窃犯罪定性，但是作为例外的情况进行处理。在针对电力进行定义的过程中，在司法解释环节中，将其作为盗窃对象，这样一来使法律的原则性受到了很大冲击。这主要是因为童教授是参照日本的法学系统，对相关的法学问题进行具体解释的，并没有关注到我国法律的现有国情，同时也没有认识到我国法律与日本之间存在着的系统性差别，尤其在刑法内容中，针对盗窃犯罪行为的定义更加大相径庭。所以在童教授的很多观点中，都是从日本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存在着严重偏差，很难对相关罪责进行明确定义，很难找到统一的衡量标准。从我国的整体法律系统进行解释，所有的法律文件中都没有对盗窃对象进行明确的限定，没有明确的指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只能局限在实体财物上。

三、展开肯定说

随着人们对于财产观念的日渐强化，逐渐针对盗窃罪兴起了相关的肯定说，将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对象。相关的法学界专家秉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在针对财产性利益没有作出明确的法学定位之前，不能够排除其作为盗窃对象存在的规定，因为在财产性利益中，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可支配性经济价值，可以以财产的形式被除自身之外人员进行支配或者占用。因此应将财产性利益划归到他人财产的范畴中，并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能排除其作为盗窃对象。同时还存在着表述更为详细清晰的观点，如果将财产性利益划归到盗窃犯罪的实施对象范畴之内，可以将法学中存在的很多争议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保证了刑法的整体实施效果，避免在处罚过程中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漏洞。

首先，以刑法的基本内容为基础进行分析，在针对侵犯财产罪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在针对财产进行明确定义的过程中，财产性利益已经被回归到了财产的涵盖范围中。在刑法对于财产所作出的定义中，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公共财产层面，另外就是个人财产层面。在针对公共财产所作出的刑法定义中，不仅包含国有财产，还包括群众集体财产，同时还包括社会捐助财产以及基金财产。在国家下属的相关单位中的相关财产，都属于公共财产的范畴。在针对私人财产所作出的刑法定义中，具体指公民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的财产收入以及相关生活资料等，属于个人所有，并受到法律保护。尽管在《刑法》91条中，并没有针对公共财产以及个人财产做出相对详细的规定，没有明确相关财产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在《刑法》92条中已经针对这两方面内容做出了直接的定义，并且在个人财产中不仅包含了股份以及股票等内容，同时还包括债券等非实体财产。不仅如此，相关的内容在其他条款中同样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体现。

其次，在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已经将财产性利益划归到了诈骗对象的范畴，因此就应该理所当然的将这项内容作为盗窃对象存在着。从刑事犯罪的角度进行分析，盗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要远远大于诈骗，因此需要做出更加严厉的处罚。尽管反对派学者张明楷教授对这一观点存在着激烈的反对态度，但是在面对诈骗罪时，却对财产性利益表示赞同，认为以诈骗的方式对他人财产性利益构成损害，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予以严厉制裁，并将其定义为诈骗罪。这是建立在日本法学认识基础上提出的相关观点，但是针对吃饭逃单行为，在日本的法学系统中，已经将其列为了是针对财产性利益的严重盗窃行为，仅仅因为在刑法的相关条文中并没有针对性的处罚规定，所以并没有开展对这种行为的处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以及非处罚性。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初步明确，对财产性利益进行诈骗来讲，针对财产性利益进行盗窃将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危害，需要进行更为严厉的处罚。这是因为在诈骗犯罪的发生背景下，通常都是在受害者的主观行为之下，促成了诈骗行为的发生，但是在盗窃犯罪的背景下，受害者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主观性错误，通常情况下都处于不知情状态，从而被实施了盗窃。

另外，非实体财产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完全形成了被盗窃趋势，因此需要将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罪的对象。在反对派的观点中，尽管非实体财产可以作为盗窃罪的对象存在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产性利益享受着同等待遇。不仅如此，对于电信服务来讲，尽管被划归到了无体物的范畴，但是并不属于财产性利益的范围。这种法学意义上的解释，使人的认知陷入了混乱，这是因为对于无体物的法学定义并没有做出清晰明确的认知，混淆了在刑法以及民法中的相关概念。

四、盗窃财产性利益的最终判定

尽管财产性利益可以通过盗窃行为实施转移，但是由于存在形式的不同，财产性利益在形式本质上与财物有着较大程度的不同，由于财产性利益属于无形财物，不能通过观察的方式具体看见，因此很难确定是否发生了转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财产性利益进行整体范围上的明确，从而有效对处罚范围进行控制，这就需要针对财产性利益进行相关内容上的整体限定。在日本的法学范围中，如果债权人受到了谋杀，债务并没有因此就完全解除，仅仅是缓和了一下相应的紧张局面，不再使行为人受到咄咄逼人的追债，但是并不构成利益抢劫罪。只有当由于谋杀对债务的执行构成了阻碍，使债务的追缴成为了困难重重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利益抢劫罪。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如果相关人员受到利益的驱使，以独占遗产为最终目的，从而将有关继承人一一杀死，这种行为是以独占遗产为目的，并没有针对现实的财物，因此只能将这种行为定性为谋财害命，并最终判定为故意杀人罪，但是却无法从法律角度上将这种行为判定为抢劫罪。经过系统的分析，可以明确肯定说在法学界逐渐占领了主流位置，并且在逐渐影响着法律的制定。但是在具体的法律执行或者处罚尺度上，却并没有形成详细的规定，针对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我国的《刑法》条款中第264条明确规定，如果出现盗窃行为，只有在涉及到巨大的金额情况下，才可以将其定性为犯罪。处罚的方式之一就是对被盗财物进行价值上的具体量化衡量，通过价值转换进行针对性的处罚。另外就是针对被盗窃物品的相应使用价值进行判断，在明确使用价值的情况下，做出相应的处罚。

针对盗窃财产性利益，在法学界存在着很大争议，并且自始至终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明确其中的法理性问题，从而从本质上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这样一来就可以针对财产性利益进行明确的法学界定，从而消除法学中存在的争议。

参考文献：

〔1〕姚万琴.盗窃财产性利益之否定――兼与黎洪教授商榷[J].法学，2015，（1）.

〔2〕夏理淼.关于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盗窃罪犯罪对象的思考[J].学理论，2010，（36）.

〔3〕张明楷.也论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性质――与刘明祥教授商榷[J].清华法学，2008，（1）.

〔4〕夏尊文.拾得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行为之定性探微[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4）.

〔5〕张明楷.非法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上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再与刘明祥教授商榷[J].清华法学，2009，（1）.

〔6〕董少静.债权与财产犯罪问题研究――以债权凭证和刑法占有为视角[D].华东政法大学，2013.

〔7〕宋军.浅谈财产性利益作为财产性犯罪对象的法律适用[J].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8，（9）.

〔8〕徐楠生.论犯罪构成要件下财产性利益可成为财产性犯罪对象――以盗窃欠条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