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新闻”的套路与成因

所谓“烂尾新闻”，就是指一些地方在处理社会热点事件时“表态多，后续跟进少；道歉多，问责整改少；调查多，真相公布少”。细细看来，被称为“烂尾新闻”的热点事件，大多无非是涉及一些地方对媒体曝光过的党风政纪负面问题听之任之，不及时回应公众质询，或以调查名义拖延搁置而长时期不给说法。这类问题恰似烂尾搂一样，无法“封顶”——给出结论或处理。作为热点事件曝光平台的媒体们也只好无奈而形象地创造了“烂尾新闻”这个新名词。

烂尾新闻的形成套路

其一，相关政府单位在事件曝光后“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反应还算迅速，但缺乏实质性后期跟进调查或应对措施。诸如“塑化剂”、“转基因大米”等事件，曾经或者依然引发社会极大关注，然而时至今日，酒类塑化剂的限量国家标准仍未出台，保障消费者安全依旧要靠企业自律。而据传在市场上大肆出售的转基因大米究竟是真是假，生产规模有多大，种子来源何在，现状如何，乃至于相关政府部门是否采取了应对措施，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其二，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往往声称一旦调查属实，“必然严肃查处”，而之后的调查结果却迟迟未见。山西某地苯胺泄漏事故造成的严重污染波及3个省，相关部门声称“已介入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论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然而，至今距事件发生近半年，污染损害依然没有确切评估结果公布。山东省农业厅某副厅长因给情妇写离婚承诺书被相关部门调查；广东省某区武装部长飞机上打人、陕西省“表哥”银行存款调查迟迟未果，均属此类套路。

其三，事件成因已然明确，处置措施却罔顾民意，对相关主体问责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事后以简单道歉、检查等方式轻描淡写地“一笔勾销”。云南省镇雄县山体滑坡事故中的46名遇难者遗体未经遇难者家属签字同意就被火化，事后，当地政府致以“诚恳道歉”，县民政局及殡仪馆呈上“书面检查”，然而未见启动任何责任追究。“速生鸡”、瘦肉精事件之后，肯德基与双汇集团的一份“道歉”，便将相关部门监管缺位之过一笔勾销，再无下文。与之相类似的另一种情况则是，在已经明确相关事件成因与责任之初，就作出责令相关主体辞职或是引咎辞职的处罚，然而不久相关主体“旋即复出”，甚至被授以重任。

最后，还有一种套路，是在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很久、甚至相关主体已被追究一定责任，而事件本身的真相却成了一个谜。如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以及2012年的“表哥”“房姐”事件，尽管各类媒体通过种种途径予以报道披露，但却始终难见官方对事件真相的正式回应与说法。

烂尾新闻形成的社会逻辑和生成逻辑

烂尾新闻之所以形成，有两个方面的逻辑。一方面，是社会与民众的逻辑，这是之所以称其为新闻的原因。无论如何，烂尾新闻本质上是一种热点事件。每一次热点事件，无论是瘦肉精、三聚氰胺，还是“表哥”“房姐”，抑或政府官员为非作歹、欺凌百姓，都是民意关心与聚焦所在，是民生民权所在、社会与公共利益所在。民意乃立国强邦之基，不可无视，更不可忽悠。反之，关乎民生民权等公共利益所在的种种热点事件如果没得到合理解决，对社会、对民心都是巨大伤害。需要强调的是，正常情况之下，热点事件之所以成为新闻，还得力于各种媒体的传播与接力追踪。这固然是媒体社会价值之体现，也是当代传媒生存之根基。试想，如果不关心芸芸众生所关心，传媒们又如何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维持与生存？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传媒与民众是同一阵营的，就如同商家与消费者应该是统一战线一样。正因如此，烂尾之热点事件由于社会与民众的始终关注，就转换为各种传媒之聚焦。此乃烂尾新闻之新闻概念生成的实质与机制，也正是新闻生成的一般实质与机制逻辑。

另一方面，烂尾新闻之形成，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逻辑——就是“烂尾”的生成逻辑。烂尾楼之形成，根源在于所有者缺乏后继投入。同理，种种烂尾新闻之形成，是由于面对种种棘手热点问题，相关政府部门无法做出实质性回应，或者难以采取根本的治理之道。于是，迫于一时舆论压力，即使是表了态、道了歉，“有关政府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也只是一种应付，一种权宜和姿态。内心想到的是要避过风头，寄希望于公众视线转移，不了了之。当然，也应该看到，较之于以前动辄保密、“无可奉告”的政府行径，甚至是“我爹是李刚”一类的恶劣逻辑，烂尾新闻之形成，还是包含有些许进步意涵在内的。事实上，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意愿、速度与力度有着较为显著的改善与提升的。从瓮安事件到乌坎事件，从“表哥”、“房叔”被迅速处理，到重庆艳照事件中雷某人“63小时落马”，都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能够有一个令民众与社会较为满意结局的热点事件实在是很少，更多的往往是“只听雷声，不见雨点”，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纵观2012年诸多公共事件，但凡涉及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权力责任的，几乎难有完美收官。究其根源，在于所涉及政府部门对于这些事件不能进行有效调查处理，致使烂尾新闻得以生成。具体而言，其一是“不想查”，有些部门对于民意漠然视之，认为民意不足惧，不值得重视，自然就没有认真回应的动力与压力了；其二是“不愿查”，相关部门虽然觉得需要做一个回应，但由于事情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甚至是要追究部门或是某个成员的责任。在现行机制下，由于缺乏有效问责压力，自然也就不愿意“自己割自己的肉”、真心诚意地调查问责了。其三是“不敢查”。有些热点问题涉及深层次利益链条，或是牵涉部门领导利益，甚至是关键部门或上级部门利益，即使想要查处，必然是阻力重重，吃力不讨好，甚至可能会遭致打击报复。于是乎，大家明哲保身，甚至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最后，也可能是“不能查”，或者是相关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没有能力进行深入调查，或者是查处部门责重权轻，地位低微，调查之后没有能力处理，也就只好拖延应付。

烂尾新闻一旦发生，受损的自然首先是民众权利和社会公益。不仅直接受损的民权和公益得不到应有救济和维护，一旦示范效应形成，制度与机制的路径依赖将导致相关民权和公益长期无法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最终也只能是付诸厥如。然而，受损的并非只有民众与社会，政府也将难以幸免。就民意而言，官方迟迟没有消息澄清，社会舆论并不会自行终止。种种社会谣传、小道消息、不实传言会不断发酵。谣言止于真相公开，越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事件就会越描越黑，买单的最终还将是政府。瓮安事件的缘起是一个典型教训，而其得以妥善处置的做法则更是难得一见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热点事件之所以形成，往往在于其涉及基本民生民权。一旦不能及时处理或者有个公开、合理的说法，政府公信力必然受损。当前一些政府部门形象不佳，根源之一正是这些部门对于百姓关心的热点事件冷漠罔顾、拖延推诿乃至不了了之的应对做法。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徐艳红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