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定海神针”

以盘活存量资产为目的的“渝富模式”和通过土地收益平衡基建投融资的“投”，是重庆模式的彪悍核心。但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对地价有很大的依赖性。

编者按：站在“十一五”终点回看，出于生产安全和产业升级的急迫，各地国企在政府助力下攻城略地，斩获无算。但理性自负之下，亟须一分警醒。本期财经将为读者解剖五个典型省份的国企运动版图和社会生态。

赶在元旦钟声敲响之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香港挂牌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赴港上市的内地农村商业银行。这是重庆国资的又一破天举动。

过去数年，在重庆地界，最为活跃的资本力量当属国资。截至2011年1月，重庆国有企业总资产已突破1万亿元，规模由2003年的全国第19位跃升为西部第一、全国第四位。随着重庆国有资产运营的耀眼崛起，其背后“模式”，亦成为各界争议不休的话题。

渝富平台

重庆有一个渝富公司。因对重庆所有国资拥有强大的合纵连横能力，它的权力不逊于国资委。

渝富公司是为收购并处置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的157亿元不良贷款而生。面对债务死结，商业银行一般要么通过漫长的法律诉讼解决问题，要么政府出奇招接过包袱。

重庆选择了后者。受命于危难之际，渝富公司用政府划过来的国有土地和国企股权，向国家开发银行作抵押获得贷款，并以贷款资金“打包打折”收购国有企业在工商银行的不良债务，然后再与原欠债企业签订协议，由该企业以土地等资产作价回购债权。在这个流程中，银行债务经渝富清洗后，又回到了原企业。原企业由此得以轻装上阵，从债务泥潭中起身。重庆市长黄奇帆坦言，渝富让重庆国企摆脱了“不重组等死，重组找死”的全国性魔咒。

重庆证监局局长叶春和认为，重庆市政府将国有土地资源划归渝富公司作土地资本，再把负债企业的土地作价过来后人市拍卖，实际上也就是土地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渝富公司由此迅速集聚了大量资本，然后又将大量资本投向金融领域和优势产业，实现了国有经济结构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渝富公司挟此利器，接连对西南证券、重庆农信联社等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行了大规模财务重组。60%的重庆国企也因之跨入全国同行业第一方阵。随后，重庆迎来了一拨接一拨的各地考察团队。

在这一过程中，渝富公司职能也变得巨无霸，旗下资产横跨银行、保险、担保、产业基金、上市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成为地方政府得心应手的财务工具。

但不同的声音也泛起。一位投行人士表示，渝富模式的功能只是危机处理，而要解决核心的问题，还需建立造血功能。“如果排除土地用途改变带来的巨大收益，‘渝富模式’的光环还能有几成成色？”

投

“投”是重庆国资模式中另一令人瞩目的焦点。

从2002年底开始，重庆市通过国债注入、土地注入、规费注入、存量资产注入、税费注入等五个途径，组建了城司、高发公司、高司、地产集团、建司、开司、水务控股和水司，世称“投”。

黄奇帆在谈到成立“投”的初衷时说道，2002年至2003年，重庆面临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的投融资困境。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需要巨额投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又不能发债。

重庆“投”的运作奥妙在于，将分散的建设资金集中到一个“盘子”里，整合形成规模优势，提高融资信用度，然后向社会融资。

目前，“投”已累计完成投资2413亿元，占市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的75%。“投”自身也全部跨入百亿级集团行列，其中，高速集团已迈上千亿平台。

“如果没有‘投’，重庆这些年非常重要的、靓丽的风景线都不可能出现在地平线上。因为地方财政是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直接来负债建设。”黄奇帆说。

黄奇帆，这个中国政界里的经济奇才，一有机会，便为重庆国资“背书”。但他也坦承，“投”搞基础设施不太赚钱。

“看人挑担不吃力”

重庆国资近年掀起的资本化旋风，也引来“国进民退”的猜疑。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度表示，重庆的民营经济基本上部是在国有资本不愿意介入的“边角料”领域里发展，发展得很辛苦。

但在“重庆模式”的支持者看来，这一说法根本就是个伪概念。证据是重庆统计部门数据：1997年公有制、国有制的比重高达75%，非公经济占25%。但到去年底，纯国有制比重仅为36%，经济总量中64%左右是混合所有制。

“重庆民营企业的比重这几年从50%增加到60%多，而五年前50%左右，十年前只有30%多。这怎么能说是‘国进民退’呢？”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说道。

在崔之元看来，即使承认有国进民退，那也是全世界普遍现象，而且国资增值可以普遍降低税收，藏富于民，甚至还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庇护。例子似乎不少。针对中小企业担保信用不足的问题，重庆从2004年开始让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做担保，搞了8个担保公司，60亿元资本金。按照银监会的条例，这资本金可以放大8倍，给重庆的中小企业进行几百亿元的融资担保。

黄奇帆直陈，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同时，被重庆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国资在重庆发挥了“第三财政”功用。进而重庆将所得税率降为15%，使得工业企业有了相对较大的盈利空间，重庆的投资吸引力大增。“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地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黄奇帆说。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把“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模式”，兴奋地称为“民本社会主义”。

不过，重庆一些网民在网上不断发帖抱怨，城里的小摊小贩正在被消失。

定海神针

以国企为纲，推行强势调控，这一重庆模式对各地都有一番吸引力。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国有资本都渐成政府的定海神针。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写道：“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越是发达，越是繁荣，领导层越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

这种不安全感，某种程度上源于对社会进程失去控制的忧虑。因此近来，经济越是发达，建设强势政府的呼声越大。而强大的国有资本与强力的社会控制，互为表里、相互依托。

“中央政府靠汇率、利率以及行政措施来实施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而地方政府没有这些工具，但可以通过地方国企来实现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功能。”黄奇帆说。目前，重庆的这些国有企业已经可以在四个领域发挥调控作用，分别是土地调控、融资调控、稳定调控、金融调控四大作用。

重庆市政府12月20日称，预计2010年重庆GDP同比增长17%。这个增速，在西部是第一，在全国是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