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篆书的发展及演变

一、前期萌芽阶段

中国书法的每一种字体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史，而篆书的发展与古文字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秦代遗物上的文字来看，秦代的小篆显然是由春秋时代秦国使用的篆文逐渐演变而来的。可以代表春秋战国间的秦国篆文的《石鼓文》，它的特点比金文更加规范，字体更见成熟，由此反映了金文向小篆过渡的轨迹。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省凤翔县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当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浑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可以代表春秋战国间的秦国篆文的《石鼓文》，字形确实比小篆繁。但是在战国中晚期之交的《诅楚文》里，“吾”和“中”的写法就已经跟小篆相同了。可见这两个字的简化是秦国文字演变的结果，并不是在秦统一后才由李斯等人规定的。在书写风格的变化上也存在类似情况。实际上在统一前夕的秦国篆文跟统一后的小篆之间，无论在字形上还是在书体上都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区别。钱玄同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作的序里说：“许叔重谓李斯诸人取大篆省改为小篆，实则战国时秦文已如此，可见李斯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体来统一推行，并非创自他们也。”

二、中期成熟阶段

篆书发展至中期，有了新的发展，小篆作品也越来越多。这一时期篆书书家的代表人物是李斯、赵高、胡毋敬、程邈等。书迹分别以李斯刻石书法、秦诏版、权量为代表。

这一时期篆书风格大体相近，线条流畅，笔法较前期娴熟。能在短短的15年时间内取得如此成绩，有现在这样影响深远的篆书书迹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篆书的书写要比其他的书体困难一些。

从秦小篆字体来看，它一方面保留了大篆字体结构和象形文字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则对字体的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整理加工，使之相对统一和规范。主要的一是各种偏旁形体统一，每字所用偏旁基本固定为一种，而不用别种代替；二是偏旁的位置相对固定，不能随便移动；三是大致确定每个字的书写笔数和笔顺。文字的统一，实质是社会生活习俗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变革，有一个认可接受适应的过程，加之在推广之初，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也不太熟悉，很难一下写得得心应手，于是，由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三部书既作为学童的识字课本，又是推行小篆的模板，供国人学习临摹。

秦始皇在逝世的前一年，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隔日，他又采岭石镌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稽刻石》。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刻石》、《琅玡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泰山刻石》其书法是秦统一后标准小篆字体，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结构特点是，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觉，最具秦小篆的特点和风貌。故张怀瓘对其大加称赞，称其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韵，方圆妙绝。

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些刻石的用笔，它们也正如韦续所说的：“先急回，后疾下，鹰望鹏追，信之自然，不得改；送脚如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其结体平稳端严凝重，疏密匀停，一丝不苟。部分有纵长笔画且其下无横画托底的字，密上疏下，稳定之中又见飘逸舒展。这种结字方法，至今仍为人们书篆书所沿用。《泰山刻石》、《琅玡刻石》也正是这样。

三、后期衰微阶段

在秦朝统一之前的战国时代，各国先民所使用的都是各自为好的文字，这种文字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多样性等特点。从书法艺术发展来看，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艺术环境。如果顺着这种环境发展下去，书法很有可能就会走向美化文字、花体杂篆、鸟虫篆等，应该是具有非常独特的装饰性格的文字。然而，正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秦王朝以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中断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艺术，或者说有可能发展的装饰文字，在此时严重地受到了来自社会政治的制约。

事实证明，秦篆并未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我们说尽管文字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是否一定由秦篆来承载这一历史性任务，我们无法做出定论，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在那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六国文字中其他一些文字，如楚文字，就是比较流行的字体。秦国文字在战国时是非常封闭的，我想如果没有秦王朝军事上的强盛与政治上的强权，要想立秦篆为正统的官方文字，估计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人们无法抵抗历史的进程，然而这又丝毫没有说先民们不能作无声的反抗。我认为秦代的“书同文”，并不是出于什么便于交流的目的，而应该把这一历史现象看作是文化的一种专制。面对这种强权统治下的文化专制，人们的态度是鲜明的。秦朝统治的十余年中，实际上这种标准篆书的使用范围是极其狭窄的。无论皇帝、大臣们作多大的努力，他们也做不到在全国上下迫使全民来使用这种文字。其原因很明显，一方面秦朝生存的时间太短了，有很多地方还不能普及，而且即使可以普及，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要把人们以前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应用文字换成一种新的严谨、规范得几乎冰冷的新体，人们在心理与实践上均需要时间来支撑。另一方面，要普及，就要展开普及教育，开展普及教育又需要时间，加之秦朝建立以后，杂事繁多，所推广的小篆字体无论从字形还是体势，抑或线条，都太过于讲究，往往写一段文字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即使是秦朝官方的诏文，也只得用较为流畅草率的秦草篆为之。连官方内部尚且如此，民间就更是这样。面对这种窘迫，秦朝也没有办法，只能听之任之。

秦代篆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发展过程，认识、研究、书写篆书的人与日俱增。但到秦后期，政治经济衰微，秦王朝覆灭。秦代书法也难逃衰微的命运，篆书亦不例外。在动荡混乱的局面中，书家才华不能舒展，努力不能成为现实，对书法的执著甚至成为空想，被束之高阁。从此可见，书法艺术的发展不单纯是受经济政治的影响，还有很多其他影响，例如书法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在惋惜秦代篆书衰微、凋敝之余，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

由于秦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逐渐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于是隶书应运而生，它相对于小篆而言更为方便快捷，很好地解决了书写不便的问题，适应了历史向前发展的步伐。

另外，秦篆书作为一种新的书体的出现，成为秦朝“书同文”的成果，历史功绩自不可说。但作为一种书体，它又有许多弊病，如字数太少，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它才为后来产生的简、隶等书体所取代。

纵观秦代篆书发展十余年的历史，秦篆从萌芽到发展进而到成熟，经过书家的努力，不断开创篆书发展的新局面，出现了辉煌的成就，并能出现像李斯这样的大家，影响整个秦代的篆书，可谓功不可没。虽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秦代篆书的发展总的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书画所）